「什麼怎麼搞？」
「說零的方式啊。你在電話裡念自己的信用卡號碼，你會念‘o’，而不是‘零’，他們重複時會改唸零跟你確認。你猜我怎麼想？都是電腦搞的鬼。你抄號碼時，打字母o或數字零，又有什麼差別？看起來都一樣。可如果在鍵盤上，你要按不同的鍵。所以得確定才行。」
我們的飲料來了。他拿起他那杯烈酒，一口飲盡，然後又喝了一小口啤酒。「總之，這是我的理論，不喜歡就拉倒。總之和威爾的信無關。他寫錯郵遞區號了。」
「他把零寫成o嗎？」
「不不不。他完全寫錯了。正確地址是西三十三街四百五十號，可是天知道是什麼原因，他把郵遞區號一○○○一寫成一○○一一。一○○一一是切爾西和西格林威治村的郵遞區號。」
「我懂了，」我說，其實我不懂，「可是有什麼不同嗎？他把街道和門牌號碼寫對了，而且老天在上，你們是《每日新聞》。應該不會太難找才對。」
「你當然是這麼想，」他說，「而我要引用我前面的說法，都是因為大家不講o而改講零，而且都是因為得在鍵盤敲對的緣故。都是他媽的科技入侵每個人生活的結果。」
我等著他做進一步解釋。
「那封信就因此遲到了，」他說，「你能相信嗎？我可不想猜一天有幾封信寄來《每日新聞》報社，大部分是用蠟筆亂寫的。所以你就可以想象，郵局裡替我們分信的那個笨蛋應該會知道我們報社在哪裡，而且有個郵局大支局就在就在我們報社旁邊。你要做的就是把那郵遞區號裡頭的一換成o，對不起，要命，我是說換成零，結果分信的人漏掉了。他們真是他媽的智障。」
「信封上應該有個郵戳。」
「還不止一個，」他說，「有原先那個郵局的，收信的郵局送進機器印上郵戳之後，運到上城西十八大道老切爾西支局，從那兒再把往一○○一一的信送出去。然後某個郵差裝進郵袋裡頭，送信送了一圈又把信帶回來，蓋上第二個郵戳，從老切爾西那邊丟出來，送到第十八大道的法利大樓，那兒才是送往一○○○一郵遞區號的中心。第二個郵戳是用手蓋的，這個年頭大概可以拿來收藏了，不過你有興趣的、也是任何人有興趣的，是第一個郵戳。」
「對。」
他放下他那瓶啤酒。「我希望我能拿給你看，」他說，「不過當然被警方收走了。那個郵戳可以讓你知道兩件事情，收信郵局的郵遞區號和送進機器印郵戳的日期。收信的郵遞區號是一○○三八，郵局是佩克坡。」
「日期是哪天？」
「惠特菲爾德遇害那一夜。」
「時間呢？」
他搖搖頭。「只有日期。一開始我沒注意，不過是那天晚上沒錯，他死的那天晚上。」
「星期四晚上。」
「那天是星期四嗎？對，沒錯，星期五的早報就登出訊息了。」
「但郵戳是星期四。」
「我剛剛不就這麼說的嗎？」
「我只想確定自己沒想錯而已，」我說，「信是在午夜之前通過郵戳機的，因此日期是星期四，而不是星期五。」
「完全沒錯。」他指指我的杯子，「這什麼，可口可樂？還要續杯嗎？」我搖頭。「哎，該死，我還要再喝。」他叫了達琳，又要了一份同樣的酒。
我說：「惠特菲爾德是在那天夜裡十一點左右死亡的，第一個報道的是紐約第一頻道十二點之前的快報。除非我漏掉了什麼，那封信應該是在惠特菲爾德死前就寄出了。」
「有可能。」
「只是有可能？」
「噢，你得確定郵局一點都沒出錯才行，」他說，「你已經知道寄那封他媽的信花了多長時間，所以其他部分的運作為什麼要精確完美呢？我看很有可能是某個人在午夜之前就把郵戳上的時間往前調整一天了。不過我也相信很有可能威爾是在惠特菲爾德死前就把那封信寄出了。」
「佩克坡。」我說，「就在富頓街魚市旁邊，不是嗎？」
「沒錯。不過那個郵局負責整個一○○三八郵遞區號的郵務，包括一大塊市中心。第一警局廣場，市政廳——」
「還有刑事法庭大樓，」我說，「說不定他那天下午去過那兒，看著阿德里安進去代表歐文·阿特金斯接受認罪。他已經在威士忌裡面下毒，也寫好了那封信，於是他就把信扔進郵筒。他為什麼不多等一會兒呢？」
「我們已經知道他是個自大的傢伙。」
「不過不會盲目自大。他在他的受害者死前就把信寄出去。假如阿德里安出去吃晚餐，喝了半瓶葡萄酒，回到家不想混著喝純麥威士忌呢？假如威爾的信出現在你桌上時，惠特菲爾德還活著呢？那怎麼辦？」
「那我就會打電話給警察，他們會趕到惠特菲爾德的公寓，在他喝之前把那個蘇格蘭威士忌瓶子搶走。」
「他提過那瓶蘇格蘭威士忌嗎？」我掏出隨身帶著的《每日新聞》剪報，掃視一遍。達琳把我們的酒端來，靜靜把酒放下，同時收走前一輪的空杯子。她不必跟我們收錢，這類酒吧通常端酒過來時都會要你當場付賬，不過現在大家都用信用卡付錢了。現在他們會放個賬單，跟其他餐廳沒兩樣。「他提到了毒藥，」我說，「而且談到惠特菲爾德公寓的警衛森嚴。可是沒特別點出毒藥是放在威士忌裡面。」
「可是，只要他提到了毒藥，還有公園大道的公寓——」
「警方就會徹底搜查過，發現蘇格蘭威士忌裡面的氰化鉀。」
「而結果威爾看起來像個吹牛大王。」
「所以他為什麼要冒險呢？他為什麼急著要寄出這封信。」
「或許他當時要離開紐約。」
「離開紐約？」
「再看看剪報，」他說，「他宣佈他要退休。再也不會有任何殺戮了，因為他不幹了。他要跟我們說再見。這不就像一個可能正要乘慢船去中國的人會說的話嗎？」
我思索著。
「事實上，」麥格勞說，「他為什麼又要在這封信裡宣佈退休呢？他這封信宣佈惠特菲爾德是他殺的，就已經制造了夠多的新聞了。其他的事情可以留著下一封信再說。不過要是他急著收山搬到達拉斯，或都柏林，或——不知道——達卡？要是他得趕飛機，那當然就得把所有的新聞一次寫完而且馬上寄出了。」
「可是萬一信在惠特菲爾德喝下毒酒前就寄到了，那怎麼辦？」
「如果我們假設那個狗孃養的是個瘋子，」他說，「那就很難猜想他的打算，不過我假設他有兩個選擇。要麼就回紐約設法把惠特菲爾德干掉，要麼就放過惠特菲爾德。然後說不定他會再寫封信給我談這件事情，也說不定不會。」他伸出手敲敲那張剪報。「我認為，」他說，「他心中完全確定，惠特菲爾德會直接回家，喝下蘇格蘭威士忌。他信裡一副在談既成事實的態度，可見他認為事情已經確定，惠特菲爾德已經死了。如果信裡有任何一個字或詞暗示結果還未定，那一定是我看漏了。」
「嗯，你是對的，」我說，「他寫信的口氣似乎事情已經發生了，可是我們能確定當時惠特菲爾德還沒死嗎？」
「這封信被蓋上郵戳時，很可能惠特菲爾德還沒死。當然可能性很小。不過信可能已經被扔進郵筒，而且已經分好信，運到佩克坡郵局，準備送進印郵戳的機器——」
我再度掃了一眼那份剪報。「我在電話裡面問你的是，」我說，「信裡是否完全排除了自殺的可能性。」
「所以我才會提議碰面，也所以我們才會坐在這兒。那封信中，除了威爾說是他乾的之外，並沒有排除自殺的可能。他以前並沒有撒過謊，但郵戳卻排除了這一點。」
「因為惠特菲爾德死前，信就已經寄出了。」
「你說得沒錯。他也許已經決定要把惠特菲爾德自殺的功勞搶過來。可是就算他再厲害，也不可能事前猜到惠特菲爾德打算自殺的念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