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夢也是一樣。潛意識發出了一個神秘的訊息，並不代表那是有意義的。
太多的錢。也許格倫·霍爾茨曼曾跟我說過這句話，也許他覺得我該捐點錢出去。好吧，這只是句智慧之語，如此而已。我付了咖啡錢，和平時一樣留下兩塊給侍者當小費。馬修·斯卡德一向很大方的。
晚餐後我和埃萊娜看了一會兒電視。剛好有連續兩個警察電視劇，我不斷發現到他們調查過程的錯誤。埃萊娜不得不提醒我，那只是電視劇而已。
十一點新聞過後，我站起來伸伸懶腰。「我要出門一下。」我說。
「替我向米克致上我的愛。」
「你怎麼知道我不是要去參加午夜的戒酒聚會？」
「你怎麼知道你不會在聚會上碰到他？」
「猶太女郎一向都是用問句回答問句的嗎？」
「這樣有什麼不對嗎？」
我往南走，然後轉向西走到葛洛根，這家酒吧位於地獄廚房1，顧客一向都是附近的人。偶爾會有推銷員走進來，說要找葛洛根，這有點像去布拉尼·斯通的酒吧要找斯通先生一樣。「沒有這個人。」我曾聽過白天班的酒保如此告訴訪客，「也可以說，他從來沒到這兒來過。」
1hell‘skitchen，指紐約曼哈頓的一個社群，包括第三十四和第五十七大街之間的地區，大致從第八大街到哈得孫河。
葛洛根是米克·巴盧的基地，不過房地契或執照上都找不到他的名字。他的犯罪前科會害他沒法拿到賣酒的執照，不過米克「無所有權」的原則已經延伸到他生活裡的每個領域。他車子的行車執照和沙利文郡農場的地產，上面登記的都是別人的名字。我曾聽他說，一個人如果什麼都不擁有，別人就無法奪走什麼。
我是幾年前認識他的，那次我走進葛洛根，問他幾個問題，感覺上像在虎口拔牙。這是我們奇特友誼的開始，並隨著時間而越來越深厚。我們兩人各不相同的成長背景，引匯出各自截然不同的人生，而我早已放棄為我們樂於相伴的這種友誼而尋找解釋了。他是個殺手，是個職業罪犯，也是我的朋友，隨便你怎麼解釋都行。我自己也搞不清。
有時候我們會坐上一整夜，坐到酒吧打佯，門都鎖上了，只剩一盞孤燈，互相分享故事和寂靜，直至天明。有時天亮後，我們會去西十四街的聖伯納德教堂去參加屠夫彌撒，他會穿上他過世父親沾了血漬的白圍裙，而一起望彌撒的其他人之中，也頗不乏同樣裝束要去附近肉品市場工作的肉販們。偶爾我會隨著他進行整個儀式，他跪下我就跪下，他站起來我就站起來。
男性的堅定友誼，我猜一般是這樣稱呼的。埃萊娜則稱之為男人那一套。
今夜我來得早，而且離打烊還有很久我就回家了。我不太記得跟米克聊了些什麼，不過似乎是想到什麼聊什麼，天馬行空。我知道我們聊到了夢，他還記得有個夢救了他一命，警告他一個原來沒注意到的危險。
我一定也告訴了他我如何發現自己站在阿姆斯特朗酒吧門口，因為他告訴我一些滾巖酒吧老闆的事情，有關誰殺了他、又為什麼殺了他等等。我們又談起多年來其他區所發生的兇殺案，大部分是老案子，兇手自己都已經跟他們的被害人一樣，上天堂或下地獄去了。米克還想起有一群人為了莫名其妙的原因而送命，只因為其中一個人醉了，誤會了別人的一句話。
「我很好奇，」他說，「不知道你那個人是不是從小就愛殺人。」
「我那個人？」
「就是那個殺了人還寫信去報社的傢伙。那個‘人民的意志’，你想他本名會不會就叫威爾？」
「不知道。」
「這樣一定更有樂趣，」他說，「不過看起來不太可能。他很自大，不是嗎？殺了人還到處炫耀，像個他媽的恐怖分子。」
「的確是這樣，」我說，「像恐怖主義。」
「一開始都是有原因的，」他說，「原因可能高貴也可能不，可是逐漸地，當初的動機就越來越淡、越來越模糊。慢慢的，他們愛上了這種恐怖行動，之後再去殺人，又何必需要原因呢？」他的眼光望向遠方，「當一個人喜歡上殺人，」他說，「那就會很恐怖。」
「你喜歡殺人。」
「我從中發現了樂趣，」他承認，「就像喝酒，你知道。會讓你血脈賁張，心跳加速。你還搞不清怎麼回事，就跳起舞來了。」
「這種形容方法很有趣。」
「我訓練過自己，」他慎重地說，「沒有充分的理由不能隨意取人性命。」
「威爾有他的理由。」
「一開始有。但現在，他可能只是像喝醉酒跳舞一樣。」
「他說他殺夠人了。」
「是哦。」
「你不相信他？」
他想了想。「很難說，」他慢吞吞地開口，「我不瞭解他，也不知道驅動他的力量是什麼。」
「也許他已經照自己的方式，殺光了他名單上的人。」
「也或許他厭倦了這個遊戲。這個工作有它本身的代價。不過如果他喜歡的話……」
「那麼也許他戒不掉。」
「啊，」他說，「反正等著看就知道了，不是嗎？」
接下來將近兩個星期，我只是照常過日子，逍遙地享受秋天。有個案子找上門來，是個律師，他有個過失殺人的案子，得設法找出一場意外事件的證人，可是我沒接，藉口說我手上案子太多。其實我手上沒有很多案子，根本連一個都沒有，只是一時之間，我想繼續輕鬆下去。我每天早上都看報，每天中午去參加戒酒聚會，偶爾晚上也去。我出席戒酒聚會的頻率，隨著生命的潮汐而起伏增減。我也曾想過，我已經戒酒太多年，不需要參加那麼多聚會，然後我叫那個想法滾下地獄去吧。這個他媽的病以前幾乎要了我的命，我最不希望發生的，就是讓它再有機會殺掉我。
不參加聚會時，我就在市內散步，或和埃萊娜去聽音樂會、逛博物館，或者和tj去公園和咖啡廳坐坐。我花了一些時間思索威爾和他殺掉的人，可是媒體上沒有什麼新聞可以替這堆火再添燃料，所以隨著日子一天天過去，這堆火也越來越小。那些小報儘可能讓這個事件不從版面上消失，可是他們能做的很有限，再加上英國皇室的一樁輕率事件，就把威爾從頭版給擠走了。
一天下午，我走進一家教堂。多年前，我辭掉警察的差事，離開了妻兒後，常常會不經意走進教堂，可是都不是去做禮拜。我想我在教堂裡找到了一些平靜，就算沒有其他的收穫，至少還有寧靜，而這點在紐約不是那麼輕易可得的。我會習慣性的替死去的人點根蠟燭，而一旦開始，就很難停下來，因為死亡的行列逐漸壯大，人們會不斷死去。
我也養成了另一個習慣，我開始會捐出收入的十分之一，把我所賺來的錢放進我所碰到的第一個教堂濟貧箱。所有的基督教我都不排斥，但天主教堂我去得最多，因為開放的時間最長。每次我找尋自己饋贈的受益人時，他們的教堂通常都開放著。
我想過這件事，卻不太確定自己捐出十分之一收入是什麼目的。那些年，我從來不記賬，不繳稅，或甚至不保留收據。所以有可能我把這種捐獻當成一種自願納稅。但無論如何，那些錢也不會太多，因為我長期沒有工作，有工作上門時，也從來不能賺到大錢。我一向準時交房租，也時不時會跟阿姆斯特朗把賬結清，有能力時，我還會寄錢給安妮塔和兩個兒子。可是這些錢加起來都不多，總之我收入十分之一的捐款，絕對供不起讓某個神父買部林肯大轎車去遊街。
我戒酒後，開始常常上教堂，不過不是在正殿，而是去地下室參加戒酒聚會，聚會中傳籃子捐錢時，我也會捐，但匿名戒酒協會傳統上最多隻能捐一元。那時起我很少點蠟燭，也不再捐出十分之一收入，不過原因是什麼，我還是不清楚，就如同我也無法解釋自己是怎麼開始捐錢的一樣。
「因為你比較開竅了，」我的輔導員曾提出他的看法，「然後你瞭解到，你比教會更能妥善運用這些錢。」
我不知道這是什麼意思。有一陣子，我常在路上送錢，本質上是把我十分之一的收入捐給紐約的流浪人口。（也許我只是跳過中介的慈善機構，把捐給濟貧箱的錢化整為零，把錢放到路邊乞討的空杯子和伸出的手中。）後來這個習慣也慢慢停止了，也許只因為我實在受不了越來越多的空杯子和伸出的手。我開始疲於憐憫，沒辦法把一元鈔票塞到每個懇求的杯子或手中，於是我停止這麼做；就像大部分的紐約人一樣，我看夠了，甚至到最後根本無視流浪漢的存在。
世事多變。戒酒後，我發現自己得像其他人一樣，去做些不得不做的狗屁事情。我得記賬，得繳稅。曾經有好些年，我隨便收客戶一些服務費，這樣省去了替客戶逐條列每一項費用的麻煩，可是這招不能用來對付律師，而且現在我有了私家偵探執照，很多工作都是來自律師。我還是用老方法替一些跟我一樣作風隨意的客戶工作，可是偶爾我還是得像其他偵探那樣保留各種收據，記下我的各項花費。
埃萊娜和我捐出十分之一的收入。當然，我的收入來自偵探工作，而她的則主要來自房地產投資，雖然她的店也開始小有利潤。她負責記賬——感謝上帝——以及開支票，我們微薄的捐款分別交給十來個慈善團體和文化機構。可以確定的是，這樣捐錢比較有組織。我覺得自己更像一個腳踏實地的公民，也更不像一個自由的靈魂。我不見得喜歡如此，但我也不想花太多時間去煩心這些錢的去處。
我這回去的教堂，位於西四十幾街岔出去的一條小街上，我沒注意街名是什麼，也不知道以後自己還會不會再來。
我很幸運，教堂還開著。這幾年去教堂越來越少了，而教堂的開放時間也越來越短。至少，我覺得以前天主教堂似乎整天開放，從早晨直到午夜。但現在教堂的正殿若沒有禮拜或儀式進行時，通常都鎖著。我猜是為了防止犯罪事件或無家可歸的人，也可能兩者皆是。想必敞開大門的教堂是一種邀請，不單邀請那些偶爾想尋找一絲平靜的公民，也邀請那些縮著身體在一排排座位上打瞌睡的人，還有從祭壇上偷蠟燭的小毛賊。
這個教堂沒上鎖，而且似乎也無人照管，這也是一種反常現象。兩側小祭壇上的蠟燭是真的蠟燭，真的用蠟做的，還燃著火焰。現在很多教堂的祭壇都電氣化了，把兩毛五的硬幣丟進投幣孔，一個火焰狀的燈泡就會亮起來，亮上值兩毛五的時間。就像停車計費器，如果你停得太久，他們就把你的靈魂拖走。
這不是我的教堂，所以我看不出自己有什麼挑剔的權利，可是這類邏輯怎會讓一個酒鬼不痛恨呢？我很確定電燈蠟燭比較省錢，而且也知道上帝不會因此難以看清世事。也許我是個心靈上的反機械化主義者，就是不願意事物有這類改變，我拒絕燭光的改進，甚至就像我拒絕tj要買電腦一樣。如果我活在古代，我可能也會對蠟燭取代油燈而感到不滿。「一切都不同了，」你會聽到我的咕噥，「你能期待融化的蠟有什麼好效果呢？」
我不會浪費兩毛五去買一個電子火焰。但這個教堂有真蠟燭，祭壇上點燃了三四根。我看著那些蠟燭，心中浮起阿德里安·惠特菲爾德的影像。我不知道為他的死而點一根蠟燭，對他能有什麼好處。但我想起埃萊娜的話。又有何傷呢？於是我塞了張一元紙鈔到濟貧箱裡，藉著一根蠟燭的火焰點燃了新的蠟燭，然後想著惠特菲爾德。
我想象出一組滑稽的蒙太奇影像。
一開始我看到阿德里安在得知威爾寫信給他幾小時後，站在他公寓裡的樣子。他正在倒酒，但是宣佈自己不喝酒，然後又解釋，說他那天已經喝了多少酒。
然後我看到他躺在地板上，凱文·達爾格倫在他旁邊蹲著，撿起他掉下的酒杯，嗅著上面的味道。我當時並不在場，只是聽達爾格倫敘述過，可是我心中浮現的景象鮮明得就像我曾親臨現場一般。達爾格倫聞到了上等純麥威士忌香味中透出來的苦杏仁臭味。我一生從沒聞過這兩種味道融合在一起，但我的想象力足以逼真地創造出這種味道來。
下一個鏡頭是馬蒂·麥格勞。他坐在跟我相遇的那家無上裝酒吧，一手抓著烈酒的酒杯，另一手拿著啤酒杯。他臉上有一種天人交戰的表情，嘴巴說著話，可是我編不出他說的內容。廉價威士忌的氣味從烈酒杯飄到我臉上，走味的廉價啤酒味從另一個杯子裡傳來，兩種味道融合在他的呼吸中。
接著又是阿德里安，他在講電話。「我要去把精靈釋放出來，」他說，「今天的第一杯。」
米克·巴盧在葛洛根酒吧，是我們最近碰面那一晚的情景。那一夜他說要少喝點酒，所以不喝威士忌，只喝啤酒。這個場景中，他喝的啤酒是健力士1，我可以看到他的大拳頭抓著一品脫啤酒杯的黑色液體。我聞到了那個氣味，又黑又濃又狂野。
1guinness，一種啤酒，產於愛爾蘭，是世界著名的黑啤酒。
這些影像迅速一閃而過，一個接一個，每一個都覆蓋著濃烈的氣味，不論是一種或多種氣味。據說，香味是最古老、最原始的感官，是觸動記憶的裝置，它跳過思考過程，直接進入腦部最原始的部位。它不會離開，也不會整理分類。
我站在那裡，任這一切掠過我心中，努力想從中思考出一些什麼來。我不想作過多聯想。我不是掃羅，在趕往大馬士革的路上突遇耶穌顯靈1，也不像匿名戒酒協會的創辦人那樣篤信掃羅那個著名的白光經歷。我只是回憶——或者想象，或者兩者兼具——一大堆事情，一個緊接一個。
1《新約·使徒行傳》記載，保羅原名掃羅，出生於大數，在耶路撒冷長大，原先迫害基督教會。一日掃羅欲前往大馬士革搜捕基督徒，途中忽有一道強烈的白光冬天而降籠罩著他，並有耶穌的聲音與他說話。掃羅抵達大馬士革後，便皈依基督教，後改名保羅，四處傳教，宣揚耶穌現身的故事。
這花不了幾分鐘，我想只有幾秒鐘吧。做夢也是如此，夢所發生的時間，遠遠不及做夢的人在事後追述內容那麼久。最後只有蠟燭——溫柔的光芒，以及蠟與燭芯燃燒的氣味。
我必須再度坐下，思索我剛剛所經歷的一切。然後我又四處走了走，重溫我記憶中的每個畫面，像個暗殺迷反覆研究肯尼迪遇刺的錄影帶一般。
我無法眨眨眼或聳聳肩就擺脫掉，我明白了一些之前所不知道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