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向櫃檯後頭的雅各布打了招呼，又向一個醒著的時候大半時間都坐在西北旅館破落大廳裡的傢伙點點頭。那個可憐的混蛋比我早幾年搬來這裡，早晚也會死在這兒。我想他沒什麼機會娶到一個美女，然後搬到對街的大廈裡。
我上樓進了自己的房間，開啟電視，迅速搜尋了一遍頻道，然後又關掉了。我拉了一張椅子坐在窗前，看著眼前一切，卻視而不見。
過了一會兒，我拿起電話，撥了號。吉姆·費伯本人接的，從他說「費伯印刷公司」的那個沙啞的嗓音，我找到了多年來的那種巨大安全感。現在能聽到他的聲音真好，我這麼想著，也告訴了他。
「其實，」我說，「光是撥你的電話號碼，就讓我覺得好過多了。」
「哦，真要命，」他說，「我記得以前早上起來第一件事情就是去酒吧，非去不可。你知道那種好像整個人要跳出這副臭皮囊的那種感覺嗎？」
「我記得那種感覺。」
「一旦酒倒進酒杯裡，我就放鬆了。我還沒喝，它就已經在我的血管裡頭把和平與愛傳送到我身上的每個細胞裡了。不過是什麼惡劣狀況，會讓你打電話找你的輔導員呢？」
「唔，聖誕節的愉快氣氛。」
「是啊，每個人一年中最喜愛的時節。我想你最近大概都沒去參加聚會吧。」
「我兩小時前才參加過一個。」
「真不錯。你最近除了內疚和自憐之外，還忙些什麼？忙著追查威爾的代替品嗎？」
「全紐約一半的警察，」我說，「外加所有的記者，都在找他。不差我一個。」
「真的？你沒在查這個案子？」
「當然。我只是過自己的日子。」
「那你不辦那個案子，在辦什麼案子？」
「其實什麼也沒辦。」
「好吧，那我把答案告訴你，」他說，「抬起你的屁股去做點事情。」
他收了線，我也把電話掛上，望向窗外。紐約還在那兒，我出去再晃一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