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說不定是野獸，」他說，「但我還是有限度的。」
不久之後我慶祝我的週年紀念日。又是不再酗酒的一年，過一天算一天。
戒酒協會有個互相印證的說法，說我們在戒酒週年紀念日前後常常會感到異常焦慮，我想一般說來是真的。但很難說我現在的感覺到底如何，因為除了我的週年紀念日外，我有太多值得焦慮的事。
我們慶祝了這個特別的日子。我有資格在第九大道的資深中心發言，埃萊娜也去了，又聽我講了一遍我的故事。之後我們跟費伯夫婦一起去吃飯。
「你總有一天會等到，」吉姆說，「它會悄悄地到來。有一天你醒過來會發現你夠資格說你已經長期不喝了。」
「到那時我也可能心如止水了。」我回答。
「我就不知道了。但你說不定真有足夠的時間，所以你可以說你有‘好幾個二十四小時’都沒醉過。」
「從沒發生過。」
過來人常常這樣說話。我知道有些人從不過他們的週年紀念日，更別提去慶祝了。他們說，這只是另一天而已，而他們可能是對的。
吃過晚飯後埃萊娜和我回到她的地方。我們談了一會兒就上床做愛。我差不多要睡著了，正滑到床的邊緣，然後有什麼東西吵醒了我，我不知道是什麼。埃萊娜睡在她的那一邊，背對著我，她的呼吸緩慢而均勻。我睡在那裡，怕一移動會吵醒了她。我希望我會慢慢睡著，但最後我只能放棄，起身走到另一個房間去。
我沒開燈坐在黑暗裡，希望能擺脫讓我心神不寧的那些胡思亂想。我沒辦法不想有一天我會重新開始酗酒。我感到這是完全無法逃避的。
說不定這是有些過來人不願意去想週年的緣故。說不定往長期看是很危險的，想得太多也是很危險的。
每隔三四天我跑一趟葛洛根，跟巴盧混一陣子。我通常到得很晚，都快打烊了，我們會找張桌子坐下來。他喝蘇格蘭威士忌，我喝咖啡、可樂或蘇打水。最好的時候是顧客全走光了，酒保堆起椅子掃好地也回家了。然後我們只點一盞燈，交換我們的故事，或分享沉靜的一刻。他喜歡聽我在切爾西免費服務的那個故事。
「你非得打殘他不可，」他說，「除非你想把他殺了——你並不想殺他是不是？」
「不想。」
「不是殺了他們，就是把他們嚇個半死，對於有些人，把他們殺了反而簡單。你可以痛揍他一頓，把他嚇得一時不能動彈，然後他喝酒喝得爛醉，或用了什麼天殺的毒品，他就什麼都不怕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他忘了。」
「正是，他忘了他怕你。他操他孃的腦子裡記不得了。所以你得打得他永遠忘不了，讓他由此忘記自己的名字。」
這些話在靜寂的空氣裡迴響。在接下來的沉默中，我在想是不是殺人比較簡單，而且比較確定。特別是對不在乎殺人的人，對視殺人為自然的人。我看著我的朋友米克·巴盧，一個我異常喜歡的人，一邊想起另一個我很不喜歡的人。我們之間的沉默更深了，而我把我的想法留在心裡。
如果我晚上待了太久，通常他會邀我跟他一起去望彌撒。他喜歡去十四街上的聖伯納德教堂參加八點鐘的彌撒，以此結束漫漫長夜。他父親以前每天都去，身上穿著他那件白色的屠夫圍裙，跪在側邊的小星期堂，在他到一個街區之外揮刀宰割之前接受聖餐。
米克仍保留著他父親的舊圍裙，而且每當他去望彌撒時，一定穿著它。他也仍然保有老人的屠刀，但他留在家裡。他的父親以屠夫彌撒作為一天的開始，而米克從跪禱站起來後才回家上床，回到他在城裡幾套公寓裡的隨便哪一處，只是沒有一個地契或租約上是他的名字。或是到紐約州北部的農莊，或者就睡在葛洛根辦公室的皮沙發上。但他不像他的父親，他通常不領聖餐。
有一次我們兩人都走到聖壇前領了聖餅。稍早的夜裡他曾帶著屠刀，而且用刀割下新鮮的肉。在我們站在那裡之前，我們的圍裙上都沾上了鮮血，你可以說這是瀆神，也可以說我們的信仰虔誠。
我的老友在圍裙上又染上了新的血嗎？
跟我一塊去望彌撒吧。他催我，深夜已經轉為黎明。今晚不行，我總是這樣說，下次吧，但不是今夜。
埃萊娜不再去上課了。
一天晚上我們一起吃飯，我忽然發現她此時本該在教室的。我開始說話，但她阻止了我。「別擔心，」她說，「我不再修那門課了。」
「為什麼？」
「我並沒有正式退課，我只是不去了。如果你沒有修學分的話，實在沒理由要正式退課。那會像是寄正式信函到第十三臺，通知他們你即將要關了他們的節目《新星》不看了。何必囉唆呢？你大可以拿起遙控器，跟全美國其他的人一樣看《羅斯安娜》。」
我問她為什麼她不想再去。
「我不知道。」她說。
「哦。」
「因為這是狗屎，」她說，「因為我是一個極其無聊的人，一個老女人有時間沒事幹。我像是田野裡的百合花，我不勞動，我不紡織，他媽的我有什麼用處？」
「我以為你喜歡上那些課。」
「它們不是我的生活。」
「不是。」
「它們不能是我的生活，我沒有任何生活，問題就在這裡。」
我不知道該說什麼，或提什麼建議。正當我在想要說什麼時，她的情緒改變了。好像她在個人遙控器上按了一個鈕，把她自己換到另一個頻道。
「好了，」她說，「不再拉長臉，不在公共場合搜尋你的靈魂。人人都喜歡看你微笑。至少這是他們在應召女郎學校裡教我們的一套。」
每隔幾天我就會拿起電話打給莉薩。有時候我在下午打給她，有時候是在深夜。她幾乎永遠都在家。我會問她我可不可以過去。她每次都說來吧。
過了一段時間她改了她的留話錄音，抹掉了格倫留下的最後幾句話，換上她自己同樣無味的幾句話。一旦發現我並沒有撥錯號碼，我的第一個反應是一大解放，我不再需要聽那個從陰間傳來的聲音，在我跟他的太太說話之前，我不再需要聽到那個男人的聲音了。
但再下一次我聽到她的留話時，我可以聽到他的聲音，引述《在法蘭德斯的曠野裡》的詩句。
如果你有負我們這些死去的人
我們將不能安眠
我從沒有在公寓之外見過她，從沒有打電話跟她聊天，從沒有帶她到樓下去喝杯咖啡或吃點東西。我會到她那裡，有時候早有時候晚。她穿什麼都有可能：牛仔褲和運動衫，裙子和毛衣，或是睡袍。我們會說話，她告訴我她如何在白熊湖長大，告訴我當她只有九歲或十歲時，她父親開始到她的床上來。他什麼都做就只差沒有真的進去。那是錯的，他告訴她。
我告訴她過去的故事，描述一些這些年來我認識的人，一些我遇到過在法律兩邊的、不同尋常的人。這樣我可以跟她說話，但不顯露我自己，這樣正合我的心意。
然後我們會上床。
—天下午，帕齊·克萊因1的聲音在悄然迴盪著，她問我，覺得我們在做什麼。我們就是在一起，我說。
1帕齊·克萊因（patsycline，1932-1963），美國鄉村歌手，死於空難。
「不，」她說，「你懂我的意思。有什麼意義？你為什麼在這裡？」
「每個人都得去一個地方。」
「我是認真的。」
「我知道你是認真的。但我沒有任何答案。我在這裡，因為我想在這裡，但我不知道為什麼。」
帕齊在唱《褪色的愛》。
「我幾乎從不離開這間公寓，」莉薩說，「我坐在視窗眺望新澤西州。我可以出去，到處向那些藝術指導展示我的作品，或打電話給我認識的人，找些工作來做。明天吧，我告訴我自己。結果明天變成下個星期、下個月，或是來年再去吧。天哪，人都知道現在工作難找，市場不景氣。大家都知道。」
「這是真的，對不對？」
「其實我不知道。我又沒有真的在找工作，我怎麼知道找不到？但我有那麼一大堆錢坐在那裡，我怎麼可能提得起精神來掙扎？」
「如果你沒有承受任何壓力——」
「我可以做我想做的事，」她說，「但我還是沒做。我只是坐在那裡，我看電視，看夕陽。我等你打電話來。我希望你不會打來，但我等的就是這個，等你打電話來。」
我跟她一樣在等待，等待我自己的行動，是打呢還是不打？我今天不會打電話給她，我會這樣決定。有時候我會堅持下去，有時候我不會。
「你為什麼來？馬修？」
「我不知道。」
「我算什麼，你說說看？我像毒品？還是一瓶老酒？」
「說不定。」
「我父親喝酒。我告訴過你。」
「不錯。」
「那天你吻我的時候，我覺得缺了什麼，然後我想到缺的是什麼。你的嘴裡沒有威士忌的味道。我們不需要任何心理學家來解釋，是不是？」
我沒說什麼。我記得我們褪色的愛，帕齊·克萊因低唱著。
「所以我猜這是我之所以這樣的緣故吧，」她說，「我把爸爸弄上床跟我在一起，而且我不必擔心媽媽會聽到，因為她遠遠在城的另一面。而且他不會提。他覺得這是罪惡。」
「我也覺得這是罪惡。」
「真的嗎？」
我點點頭。「但我還是這樣做了。」我說。
那一天，她後來談到她死去的丈夫。我們從來不談埃萊娜，我絕口不提，但我不能告訴她我也不想聽她談霍爾茨曼。
「我不知道他會不會想到這點。」她說。
「這點？」
「我們。我想他想到過。」
「你為什麼會這樣說？」
「我不知道。他很欣賞你，這點我知道。」
「他以為我可能會有用。」
「不只是這樣。他要我記得去找你。我知道是你打電話給我的，但我原來也打算去找你。我記得他曾告訴我如果有人出了麻煩，你是個好的諮詢物件。他說的時候又特別強調，好像他想確定我日後會記得。就好像他在告訴我如果他出了事，要我一定去找你。」
「你可能把他的意思給誇大了。」
「我不覺得，」她說，一面鑽進我的肘彎，「我相信這正是他的意思。事實上我很驚異在裝錢的盒子裡沒有附著一張條子。‘去找馬修·斯卡德，他會告訴你該怎麼辦’。」她伸出手來抓住我，「嗯？難道你不會告訴我該怎麼辦？」
那天走出她的公寓後，我走上十一大道他死去的那個街角。紅綠燈換了幾次，但我一直站在那裡，然後我走到德魏·克林登公園去向指揮官致意。我默默唸著被刻錯的那幾個字：如果你有負那些逝去的人
我們將不能安眠
我是不是對霍爾茨曼，對喬治·薩德斯基沒有遵守諾言？是不是還有我可以做的事？是不是我的無為讓他們不能安眠？
我還能做什麼？而且如果我害怕可能導致的結果，我會逼迫自己採取行動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