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好人行道上沒什麼人，否則我肯定會跟什麼人撞個滿懷。我用跑壘的速度一口氣衝到街角，左轉上了第二大道。這時我冷靜了一點，急促的喘氣把讓人瀕臨崩潰的恐懼帶走了。我放慢腳步，但行進的速度還是很快。就算在紐約，如果你在街上跑，照樣會有人瞪著你看。他們也不會怎樣，但只要有人看我，我就會覺得緊張。
我快步走過一排房子，伸手招了一輛向南開的計程車。我說了我家的地址，司機轉了幾個彎，轉向北駛去，但這時我又改變主意了。我住的地方在西端大道和七十一街之間，居高臨下，天氣晴朗的時候——最近常常有這種天氣——還可以看到世貿中心和新澤西的部分割槽域（當然也不是每次都能看到）。我那地方有點超然出世，遠離塵囂，是個完美的避風港，而我今天的遭遇起伏跌宕，於是順口就把自己家的地址說了出來。
這也是雷·基希曼和其他警察首先會搜查的地方，他們只要看看電話簿就可以輕鬆找到我家。
我強迫自己坐下，下意識地拍拍左胸口袋，想找我幾年前就已經戒掉的香菸。如果住在東六十七街的公寓裡，我完全可以坐在綠皮沙發裡，把菸斗裡的煙渣敲進那個玻璃菸灰缸。但事已至此……
放鬆，伯納德，快想！
有幾件事得好好琢磨一下。比如，到底是誰願意花一千美元，設計這樣一個殺人陷阱，等著我往下跳？那個身材長得像梨子的人為什麼又選中我來演這個白痴？但其實我還沒心思想那麼深遠的事情。我碰上了一個機會——一個警察被嚇得魂不附體，另外一個被我迅雷不及掩耳的突襲撞得暈頭轉向。就是這個機會讓我能先發制人，但那其實也只是幾分鐘的時間而已，很可能我還沒感覺到就消失了。
我得找個地方藏起來，先安頓下來再說。我把緊追不捨的兩隻獵犬甩掉了，現在更應該深藏不露，免得他們又嗅到我的氣味——順便說一下，我滿腦子都是獵狐狸的術語，這可不是什麼好跡象。
我不再胡思亂想，試著集中精神。我的公寓是不可能回去了，一個小時之內，那裡便會擠滿警察。我要找一個地方，一個可以安心落腳的地方，一個有四面牆、上有天花板、下有地板，而且相互連線得很牢靠的地方。那應該是一個和我沒有牽連的地方，沒有人會上那裡去找我。最好是在紐約，因為我一旦離開家，就只有廁身於這個都市中才能安下心來。
朋友的公寓。
計程車繼續向北駛去。我在心裡逐個列出我的朋友和熟人，沒有任何一個是可以讓我打擾的——我究竟能夠打擾誰？這不重要。你知道了吧，現在的問題是我不想再跟狐朋狗友廝混。出獄之後——我希望儘可能地待在牢外，時間越長越好——我再沒有聯絡過那些闖空門、街頭搶劫、行騙或小偷小摸的人。如果你被關在牢裡，交朋友當然沒有什麼可挑的；出獄之後，我的朋友雖然不一定都很誠實，但也沒有重罪犯。和我來往的人最多是從僱主那裡順手牽羊、虛報點收入、從焚化爐裡拿兩張停車券。有幾個誇張一點，不涉入玩火自焚的險境是不肯罷手的。但他們都不是罪犯，而且對他們來說，我也不是。
如果你們知道我沒有什麼特別親近的朋友，應該也不會覺得太意外吧。沒有人知道我的底細，也沒有人和我特別親密。我會跟人下棋，也有幾個玩撲克的牌友，還和幾個年輕人一塊兒打球和拳擊。我有幾個會陪我吃晚飯、看戲、聽音樂會的女性朋友，也有幾個不時跟我同床共枕的親密伴侶。但是在我的生命中，已經很久沒有一個我可以稱之為「朋友」的男人了，而我跟女性交往也很隨性，沒有固定的伴侶。我想，現代人之間的疏離，再加上竊賊的獨來獨往，使我變得更加孤獨。
我以前沒有真正懊悔過，只是偶爾會有大家經歷過的那種淒涼夜晚：你不想一個人待著，又沒有一個可以在凌晨三點打電話給他的知音。簡單說吧，我在這地球上找不到一個收留我的人。就算有，也不見得安全，如果我有個很親近的朋友或女朋友的話，只要我一進門，警察在兩小時之內就會循線而至。
問題是……
「要不要轉彎？」
司機的這句話把我拉回現實中。他把車停在路邊，扭過頭來隔著一塊樹脂玻璃——免得乘客一看到車費數目，就想要殺他——斜睨著我。「西端大道和七十一街交叉口。」他說，「你是要我停在這一頭，還是另外一頭？」我眨了眨眼，把大衣領子翻起來，頭縮排去，像一隻受驚的烏龜。「先生，」他很有耐心地問道，「要我再掉頭嗎？」
「當然可以。」
「這是說要掉頭嗎？」
「是的。」
他等車少一點，來了個經典的違章u形掉頭，漂亮地在我的公寓前停下來。也許我該進去，收拾兩件衣服，拿上點錢，但說不定在這千鈞一髮之際……
不行。
司機的手已經在撥轉計費器了。「等等，」我說，「現在回城裡去。」
他的手僵在計費器的旁邊，像一隻傍在花叢邊的蜂鳥。然後他倏地收回手，轉過頭來，一臉怒氣：「開回城裡？」
「沒錯。」
「你又不喜歡這個地方了？」
「它已不再是我記憶裡的模樣。」
他的眼神變得警覺起來，這是紐約人碰上瘋子時的典型反應。「我想也是。」
「物事全非。」我有點突兀地說，「完全變了個樣子。」
「天哪。」他說，車在前進，開起來顯然輕鬆了很多，「我跟你說，這跟本算不了什麼。你真該看看我住的那片，在布朗克斯。不知道你對布朗克斯區熟不熟，說到那附近的社群沒落……」
他真的談起了社群沒落，沿著曼哈頓的西緣開著，路上一直在不停地說。幸運的是，他說的話全在我的意料之中，我根本不用聽，完全可以把心思放在別處，只要在適當的時候哼哼哈哈地應付兩句就行了。
我在腦中繼續搜尋我的朋友——被我殺得一敗塗地的棋友，常常在牌桌上修理我的老千，運動迷，酒友，最近有一搭沒一搭約會的幾個女人。
羅德尼·哈特。
羅德尼·哈特！
這個名字像飛球進入右場一樣躍入我的腦海。他是一個高個子，很瘦，眉骨很高，眉毛很濃，長鼻子，手上的牌只要超過兩個對子，瞳孔就會發光。一年半以前，我在一個撲克牌局上認識了他，此後，除了在牌桌上之外，我只遇到過他兩次。第一次是在酒吧，我們聊了幾句，喝了兩杯啤酒。第二次是在外百老匯的劇院，當時他是劇裡的第二主角，我跟一個我拼命追求的女朋友一起到後臺看他。（這招沒用。）
羅德尼·哈特。棒極了！
你或許會覺得奇怪，這個羅德尼·哈特有什麼好呢？首先，他一個人住；更重要的是，他人不在紐約，而且兩個月之內不會回來。好像是一星期前吧，我們在撲克牌桌上遇到。他說接下來我們可別想賺他的錢了，因為有個巡迴劇團和他簽了約，請他在《兩盞是水路》中飾演一個角色。他們要從南到北、由東到西，踏遍美國的窮鄉僻壤，散播百老匯的理念。下面的訊息更要緊，他說他不會把房間轉租給別人。「不值得，」他說，「這地方我租了很久，也就九十美元一個月，便宜得要命。房東明明可以漲價的，他也不漲。他就是喜歡把房間租給演戲的人，你信不信？大概是喜歡戲劇工作者那股狂放的勁頭吧。一個月才九十美元，我可不想為了這麼點錢讓哪個渾蛋坐我的馬桶，睡我的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