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真好，伯尼。」
「你也不壞。」
「真希望……」
她讓這個念頭不了了之。「如果願望是馬的話，」我說，「賊就會騎上去。只可惜它們不是，所以我們不騎。今天下午是天賜的禮物，多爾。」
「我知道。」
她住的七十八街的樓房是幢義大利式的棕石建築，與其說在第二大道附近還不如說離第一大道更近些。她走向臺階時說：「到了。要不要上來坐一會兒？裡面很亂，不過如果你受得了的話，我也可以。」
走到門廊處，她在皮包裡摸索著找鑰匙，我看了一眼那一排門鈴。5r門鈴邊有個小牌子，上面寫著g．庫珀。多爾把鑰匙插進鎖孔，一邊問我想不想掏出工具展示一下本領。
「我連工具都用不著，」我說，「這玩意兒拿根冰棒棍就可以開啟。」我從皮夾裡掏出一張塑膠日曆卡——是一個名叫邁克爾·古德肖的人送我的新年禮物，他活在我終將從他手裡買下壽險的美夢當中。這個塑膠卡比大多數信用卡更有彈性，而且就算弄壞了也無妨。
不過我沒弄壞。我開門的速度至少跟多爾用鑰匙開鎖一樣快。「太馬虎了，」我說，「這門鎖牢是牢，不過得裝上鋼條才真管用，否則連三歲小孩都能刷卡進來。隨便哪個鎖匠都能幫你裝。不用費事找房東。自己僱個人就行。」
如果你住在五層的無電梯公寓，那麼你會習慣走樓梯。不過我不住五樓也沒這習慣，而且今天可是從早忙到晚。在樓梯轉角處我沒停下喘口氣——雖然很想。
她家的門裝了三道鎖，其中一把是狐狸牌警察鎖。看來夠安全，可我們倆都沒心情測試。她將三道鎖全開啟，讓我進屋。裡面有兩個房間，其中一間是廚房兼餐廳，放著一張錫板桌和兩把藤椅，另一間是英國人稱之為坐床室的地方，我想意思是指或坐或臥都行，隨你喜歡。我覺得應該是想幹什麼就幹什麼，包括甩貓，只不過會縮手縮腳。
「坐，」她說，「我來煮咖啡。還是你想喝杯酒？」
我告訴她這主意不錯。今天該偷的東西我已經偷了，喝點酒又有何妨？她從廚房捧來兩杯紅色的液體，一杯遞給我。「乾杯，」我說，「我看小精靈登門造訪過。希望他們上我的公寓去了。」
「你說什麼？」
「你說你的住處亂七八糟。依我看來，好像精靈進來打掃過一樣。」
「哦，」她說，「呃，其實這兒再亂也只是這樣。我習慣整潔。」
「早先我就注意到了，」我說，「在西端大道那兒。」
「那是我故意想把那裡弄亂的，」她說，「他拿走馬丁的卡讓我很生氣。」
「我們出門的時候你更生氣。」
「我知道。真該把他的藥和毒品都衝進馬桶。」
「一不做二不休，乾脆在牆上亂畫一氣不是更痛快？或者放火把床燒掉豈不更好？」
「喲，我怎麼沒想到呢。」她說。
她開啟電視，我們肩並肩坐在小床上看起來。（也許英國人把這稱為坐床室的原因就在於此，床在那裡，而且你就坐在上頭。）我們看了《六十分鐘》的結尾，然後轉到一個公共電影片道看了一部由約翰·嘉德納的間諜小說改編的英國迷你劇集。裡面的人物全穿著蟲蛀過的毛衣開衫住在坐床室裡，讓你知道英美文化的差別。
劇集終於結束了，然後她又換臺。電視上面帶著招牌微笑的女主播正說著「上西區裸屍身份認定。十一點播報」時，她正走到廚房去拿酒。
多爾捧著酒回來問道：「剛才說什麼？提到什麼裸屍嗎？」
「上空酒吧無頭屍，」我引用眾人熱愛的郵報頭條說道，「十一點要播。現在幾點，九點嗎？」我看看我的表。「十點？已經十點了嗎？」
「我的表是這麼說的。」
「難道剛才那個節目演了兩個小時？我還以為那個小時過得特別長呢。哦，見鬼。」
「怎麼了？」
「我遲到了。見鬼。」
「什麼事遲到？」
「我在下東區有個詩歌朗誦會，」我說，「十點開始。」
「聽起來不像胡編的藉口，」她說，「誰也不會這樣編。別忘了你的書。」
「哦，對。謝謝。」
「不客氣。對了伯尼，我今天玩得很高興。」
「我也是，多爾。」
她伸出一隻手，捏了捏我的手。我們之中的一個人本可以說點什麼的。可誰都沒有。
我起身離開，抵達四樓樓梯轉角時聽到她的門砰的一聲關上了。
查巴（zabar’s），紐約著名的美食城。
漢克·阿倫（hankaaron，1934—），美國棒球運動員，綽號「鐵槌」，是全壘打與擊球跑壘得分紀錄的保持者。
這三個諾曼代表的風景各有特色。諾曼·梅勒的小說描寫現代社會的色情與暴力；諾曼·貝茲是希區柯克電影《驚魂記》中精神分裂的男主角，影片基調詭異玄怪；畫家諾曼·洛克維的畫作呈現的是浪漫理想化了的美國風情。
諾曼·施瓦茲科普夫是二次大戰時一位美國將領；諾曼·李爾於二十世紀七○年代帶頭開始寫作討論暴力及種族和性別歧視的電視劇，因而聲名大噪。
美國有句俗話說，如果願望是馬，豬就會騎上去。意思是說許願和達成願望是兩回事，要不然豬都可以騎馬四處遊逛而不用自己走路了。
原文為「bed-sitter」，指兼做起居室和臥室的房間。
英語中常用「roomtoswingacat」來形容空間狹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