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爾特·泰勒住在一棟破舊但整潔的白色隔板房中，房屋一側有一堆輪胎，堆得不太牢固，牌子上寫著「出售」。碎石和修剪整齊的草坪上擺放著其他正在出售的物品，包括兩臺修理過的舊割草機、各種發動機和零件，還有一些生鏽的運動裝置，其中包含一整套啞鈴和槓鈴。
泰勒很高，略有些駝背，留著一頭灰髮。那張照片證明了他從前很英俊。他現在依然保持著一種鬆弛的優雅，似乎不願意承認自己的容貌發生了很大改變。失去了唯一的孩子後，他先是充滿擔心和憂慮，後來便陷入了無盡的悲傷。
他和馬丁打招呼時還算熱情，但是和我握手時，便沒有那麼友善，而且也不太願意讓我們進屋。雖然可能還會下雨，他卻讓我們坐在門廊上。泰勒坐在一把舒適的藤椅上，馬丁和我坐在兩把華麗的金屬躺椅上，它們原本應該是成套的，但現在不再完整，我的椅背後面也掛著「出售」的牌子。
泰勒還沒說什麼，一個女人就用乾淨的瓷杯端上了咖啡。她或許比泰勒年輕十歲，或許從前也更美麗，不過她的面容因成熟變得更有魅力了。這個女人身上帶有一種平靜的優雅，她不害怕衰老，皺紋雖然改變了她的容顏，卻不會抹去她的美貌。她看了泰勒一眼，自從我們來到這裡之後，泰勒第一次露出了微笑。她也回以微笑，然後回到了屋裡。之後，我們便沒有在門廊上見到她。
馬丁正要說話，泰勒卻輕輕擺手，阻止了他：「警長，我知道你們為什麼來這裡。你帶陌生人到我家來，通常只有一個原因。」他的眼睛泛黃，眼眶有些紅紅的，卻饒有興趣地使勁盯著我看。
「你就是那個在汽車旅館開槍打人的傢伙吧？」他問。他的臉上掠過一絲笑容：「你活得真刺激。肩膀受傷了嗎？」
「有一點兒。」
「我在韓國也中過一次槍。子彈打中了我的大腿。那可不只是一點兒傷，簡直疼得要死。」
想起過去的事，他誇張地皺了皺眉頭，然後又沉默了。我聽見雷聲從頭頂傳來，門廊上變得更加昏暗。但我依然能看見沃爾特·泰勒正盯著我看，他臉上的笑容消失了。
「帕克先生是個偵探，沃爾特。他以前是警探。」馬丁說。
「泰勒先生，我在找一個人。」我說，「是一個女人，你可能還記得她，她叫凱瑟琳·狄密特，是艾米·狄密特的妹妹。」
「我知道你不是作家，阿爾文不會帶那些人過來。」他思索著描述他們的詞語，「那些吸血蟲。」他拿起咖啡杯，安靜地喝了一大口，彷彿是為了阻止自己在那個話題上說太多。我認為，他同時也在思考我說的話。「我還記得她，但是她爸爸死後，她就沒再回來過，大概有十年了吧。她沒有回來的理由。」
他的回答融入了個人情緒。「我還是認為她回來了，一定和從前發生的事情有關。」我說，「泰勒先生，相關的人只剩下了你們幾個，你、警長，還有另外一兩個人。只有你們經歷過當時的事。」
我想他已經很久沒有提起過這件事了，但是每過一段時間，他總會想起它，也可能會模糊或清醒地感受到它，它就像是一道永遠不會消失的舊傷口，雖然會在忙於其他事情時忘記疼痛，卻又常常被想起，無法徹底遺忘。每一次重新想起，他的臉上便會增添一條皺紋，於是曾經的英俊男人變成了一座精緻卻正在慢慢被毀掉的大理石像，由於摧毀的速度很慢，人們還記得它從前的樣子。
「你知道嗎，我有時還能聽見她的聲音，聽見她夜晚走上門廊，聽見她在花園裡唱歌。一開始，只要聽見她的聲音，我就會半夢半醒地跑出去。但我從沒有見過她。過了一段時間，我不再跑出去，但還是會驚醒。現在她來的次數變少了。」
即使在天色慢慢變暗的夜晚，他也能在我的臉上看到一種神情，這使他明白了什麼。但我也不能確定，他沒有任何表現，我們之間除了聆聽和傾訴也沒有更多的感情。但他停下了片刻，在那段時間裡，我們就像是兩個旅客，走在一條漫長、艱辛的道路上，彼此安慰著。
「她是我唯一的孩子。」他接著說，「當時是秋天，她是在從鎮裡回來的時候消失的，從那以後，我再也沒有見過她。後來再見到，她已經骨瘦如柴，讓我認不出來。我那已故的妻子向警察報了案，但是一兩天內根本沒有人過來檢視，我們只得自己搜遍了所有的田野和房子。我們挨家挨戶地敲門，詢問她的訊息，沒有人知道她在哪裡或者可能去過哪裡。她失蹤三天之後，一個警察來到這裡逮捕了我，指控我殺死了自己的孩子。他們扣留了我兩天，拷問我，說我是強姦犯。除了我知道的事情，我什麼也沒說。一週之後，他們把我放了，但我的女兒再也沒有回來。」
「她叫什麼名字？」
「埃特·梅·泰勒，當時她只有九歲。」
我聽見樹木在風中低語，房子的牆板吱嘎作響。院子裡，一架兒童鞦韆被風吹得來回搖晃。我們說話時，周圍傳來了很多聲音，彷彿那些沉睡已久的事物都被我們的話語喚醒了。
「三個月後，又有兩個孩子失蹤了，也都是黑人，兩起事件相隔不到一週。當時天氣很冷。人們猜測第一個孩子——多拉·李·帕克——在玩耍時掉進了冰窟窿，她很喜歡在冰上玩。但是她的家人找遍了所有的河，打撈了所有的池塘，也沒有找到她。警察又來了，再次審問了我，有一段時間，連鄰居們都用奇怪的眼光看我。後來，警方對這件事失去了興趣。兩個孩子都是黑人，而且他們認為這兩起失蹤事件沒有什麼關聯。
「第三個孩子不住在海文縣，他來自40英里之外的奧特維，也是個黑人。這次是個小男孩，名叫……」他停了下來，輕輕用手掌按壓著額頭，雙眼緊閉。「博比·喬伊納。」他低聲說出男孩的名字，並微微點頭，「那時候人們開始害怕了，上面派來了搜查團隊支援警長、鎮長。天黑之後，大家都不讓自己的孩子出門。警方審問了方圓幾英里內的每一個黑人，還有一些白人。
「我想中間有一段等待期。那些傢伙以為黑人們會鬆一口氣，不再小心翼翼，然而他們並沒有。幾個月內無事發生，直到1970年年初，狄密特家的小姑娘失蹤了，一切都變得不一樣。警察審問了附近所有的人，錄口供，組織搜查。但是沒有人看到什麼。那個小姑娘就像是憑空消失一般。
「形勢對黑人更加不利。警方終於相信這些失蹤事件存在關聯，並聯絡了聯邦調查局。從那以後，只要黑人在天黑後走在鎮裡，就會被逮捕或拷打，有時兩者兼有。但那些傢伙……」他又一次採用了這個稱呼，聲音中流露出對他們的行事方式的恐懼，「那些傢伙上了癮，再也停不下來。那個女人想在貝茨維爾抓住一個小男孩，由於她是單獨行動，男孩連踢帶抓，撓傷了她的臉，然後逃走了。她也追了一陣子，最終卻還是選擇了放棄。她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
「那個男孩很聰明。他記得那輛車，也描述了女人的樣貌，甚至能想起車牌上的一些數字。到了第二天，又有人想起那輛車的樣子，他們才開始尋找阿德萊德·莫迪恩。」
「警察嗎？」
「不是警察。是一群居民。有的來自海文縣，有的來自貝茨維爾，還有兩三個來自揚西米爾。事情發生時，警長不在鎮上，聯邦調查局的人也走了。但是厄爾·李·格蘭傑警官也在尋找的隊伍中，他們來到莫迪恩家，發現她不在。她的哥哥把自己關在了地下室，於是他們破門而入。」
他不再說話，我在夜色中聽見了他咽口水的聲音，我知道他也在隊伍中。「他說不知道他的妹妹在哪裡，也不知道孩子被殺死的事情。於是他們把他吊死在房樑上，說是自殺，還讓海姆斯醫生做了證。地下室有14英尺高，那小子又不會爬牆，不可能把自己吊死。後來人們總是開玩笑說，他肯定是太想自殺了，所以都不需要別人幫忙。」
「但你剛才說，那個女人抓最後一個孩子時是單獨行動。」我問道，「那些人怎麼知道那小子也參與了呢？」
「他們不知道，至少不能確定。但她需要有人幫忙。有時候控制一個孩子很難，孩子會掙扎，還會大喊大叫，向人求助。因為沒人幫忙，她在最後一次才會失敗。至少那些人是這樣認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