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暹見過炮表的計算方式，也聽說過薛崇訓用測船來計算糧食重量的逸聞趣事，加上這回能著書立說，他是想不明白薛崇訓是怎麼琢磨出這些東西的，大約天子確實有點神乎，不能以常人度之。
他急忙說道：「陛下為聖人，甚於先賢。」
薛崇訓對於這樣的褒揚覺得有點過了，便笑道：「你這句話我不能坦然受之。」
「臣絕非奉承。」杜暹一本正經道，「先賢以民不飢不寒安居樂業為治世，陛下之大志卻遠非於此。」
……
杜暹回到內閣衙門，其他三個人問他有沒有科舉的問答，杜暹自己也當著內閣學士，便將薛崇訓想革新科舉並將那本書列入科考題目的事兒說了。王昌齡當即就說皇上是嫌反對科舉革新的人不多，杜暹說那門學說相當於天文曆法一樣，於國有利，並不表示什麼看法。張九齡還是那句話，考什麼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怎麼考，公平就行。
蘇晉道天子是得了上天賜璽的人，就是聖人，古代聖賢的書可以用來經世治國，當今聖人的書為何不能？他是擁立的首功之臣，把薛崇訓神化也是他乾的事，所以這麼主張也是立場堅定，一條道走到黑，為官者不是誰都能是竇懷貞，政見和站位穩定是值得信任的表現。
四個閣臣一合計，決定讓皇帝下，內閣衙門只需要提出建議和列出預見的危險。
正好此時已臨近年末，四人便分工行事，找政事堂的人總結一年各部的施政得失，再以內閣的名義進行彙總並提出自己的看法。同時要預先謀劃明年的政策，進行國策調整。
科舉取士就是第一大國策轉變；之後是戶部財政的政策，內閣等人沒有提出仍然建議，在他們看來有所作為的只有讓內務局和國庫分開這一點了，但沒人提出來，軍費消耗的賬目只有通過開源節流等治標不治本的法子來意思一下，新錢法仍然實行保守政策，因為此時沒有真正的經濟學家，戶部那些人才制定「青錢」的計劃只有以國庫實際儲存的硬通貨和紡織物等實物為憑據，保守印錢避免經濟動盪，薛崇訓搗鼓出的紙幣和銀票差不多，沒有充分發揮紙幣的作用；
來年的兵事作出了改變，因為營州之戰和薛崇訓個人在決策上的表現，再去反對東北用兵的事已經沒有意義，內閣只有在諮文中調整國策，提高東北防務的投入（在此之前的唐朝在高句麗滅國之後重心一直在西移，精兵也大部分在西北，這基本是國策基調）；對吐蕃的策略依然是利用北方末氏拖住邏些城，內臣們建議除了援助軍備，應設法向末氏地區增兵，只要在吐蕃北部一地布武，就能改變西南、西域、河隴幾個地方都被牽制的被動局面；
北方草原自從突厥戰敗，漠南被長安實際控制之後，突厥國從敵國變成了牽制回紇各部統一的勢力，長安朝廷正在改善與它的關係。雖然回紇自唐朝起就一直和中原關係良好，從未有過敵意，但內閣閣臣認為那些部落活動區域遼闊人口眾多，應該警惕。
這套軍事策略充滿了原來晉王府幕府的影子，與前唐朝廷的政策完全相左，連回紇也被列入防範。朝野很多人肯定是不贊同的，但是這種中樞的密文大部分人無從知曉，南衙能參與的人最多十個。內閣的成員大部分是以前晉王幕府的人，一直就是這樣的思路；政事堂專相張說也多年受薛崇訓的影響，早已接受了這套觀點。所以偌大的帝國政策方向實際掌握在十來個人手裡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