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見鬼了！我們總會有所遺漏，」奎因咆哮道，「給我接通那位員工的電話，托馬斯。」
韋利拿起桌上的一部電話。過了一會兒，他把電話遞給了他的上司。
「我是奎因警官，」老人快速說道，「我知道你為菲爾德提供服務已經有很多年了……嗯，我想再核查一下一些細節。菲爾德有沒有在你們那兒買過手杖呢？……什麼？哦，我知道了……是的。嗯，還有一件事：他在製作衣服時有沒有什麼特別的吩咐，比如說額外增加口袋等等？……你認為沒有。好吧……什麼？哦，我知道了。非常感謝。」
他掛了電話，轉過身來。
「我們這位已過世的朋友，」他厭惡地說道，「似乎對於手杖的厭惡程度就如同他對帽子的喜愛一樣。這名員工說他曾多次試圖讓菲爾德對手杖感興趣，但是菲爾德無一例外地都拒絕購買。他說他不喜歡手杖。而且員工還確定菲爾德沒有特別縫製過口袋——沒有做過。這麼看，我們又走進了一條死衚衕。」
「正相反，」埃勒裡冷靜地說道，「這絕對沒有讓我們進入死衚衕，而是確切地證明昨晚兇手拿走的唯一的東西就是帽子。在我看來，這讓問題更簡單了。」
「我還是太笨了，」他的父親咕噥道，「在我看來，這件事沒有任何意義。」
「順便說一下，警官，」韋利皺著眉說道，「吉米報告了菲爾德酒瓶上指紋的調查結果。上面是有些指紋，他說，但都是菲爾德自己的。當然，他已經從陳屍間弄到了菲爾德的指紋，並且核對過了。」
「嗯，」警官說道，「或許酒瓶與這起案子沒有任何聯絡。不管怎樣，我們都要等普勞蒂的化驗報告。」
「還有件事，警官，」韋利補充道，「那些垃圾——就是羅馬劇院清掃的垃圾，你昨晚讓潘澤爾今早送過來的——幾分鐘前已經送到了。要不要看一下？」
「當然了，托馬斯，」奎因說道，「你出去的時候，給我拿一份你昨晚做的名單，就是記錄所有沒有票根的人的那份。每個人名後面都有座位號吧，對嗎？」
韋利點了點頭，離開了。奎因愁眉苦臉地望著兒子的頭頂，這時，韋利拿著一個笨重的包裹和一份列印的名單回到辦公室。
他們把包裹裡的東西仔細地攤開在桌面上。大部分都是弄皺的宣傳單、從糖果盒上剝落下來的碎紙片和許多票根——這些都是弗林特一行沒有發現的。同時還有不同款式的女式手套；一個褐色的小紐扣，可能是從某位男士的大衣上掉下來的；一個鋼筆的筆帽；一塊女士的手帕和一些其他零散的東西，這些東西通常很容易就會在劇院丟失或被扔掉。
「看起來似乎沒什麼有價值的東西，對吧？」警官評論道，「嗯，至少我們還可以核查一下票根。」
韋利把這些丟掉的票根堆成一小堆，然後開始把票根的號碼和字母讀給奎因聽，而奎因則拿著韋利拿給他的名單進行核對。票根並不太多，沒過幾分鐘，他們就核對完了。
「就這些嗎，托馬斯？」警官抬起頭，問道。
「就這些，警官。」
「嗯，根據名單，大概還有五十個人沒有任何情況說明。弗林特在哪兒？」
「他就在大樓裡，警官。」
奎因拿起電話，迅速地下達了命令，弗林特幾乎立刻就來到辦公室。
「你昨晚都有什麼發現？」奎因突然問道。
「嗯，警官，」弗林特靦腆地回答，「我們幾乎把那個地方徹底地搜查了一遍，發現了很多東西，其中主要是宣傳單這類的。我們把那些都留給和我們一起的清潔工人收拾了。但是我們確實撿到了許多票根，特別是在走廊裡。」他從口袋裡掏出一包用橡皮筋扎著的票根。韋利接過這些票根，繼續把上面的號碼和字母讀給奎因聽。他讀完後，奎因把列印的名單重重地摔在面前的桌子上。
「沒有任何收穫嗎？」埃勒裡問道，從書本上抬起頭來。
「說對了，每個沒有票根的人都對應上了。」警官咆哮道，「沒有任何一個票根或者名字還沒有核對過……哎，我能做的就只有一件事了。」他對著名單，在那堆票根裡尋找，直到他找到弗朗西斯·艾夫斯-波普的票根後才停下來。接著他從口袋中掏出週一晚上他收集起來的四張票根，仔細地把這個女孩子的票根和菲爾德的相核對，但是，撕開處對不上。
「讓人感到安慰的是，」警官繼續說道，把五張票都塞進自己的背心口袋，「我們還沒有找到菲爾德旁邊或者前面座位的票！」
「我想你不會找到了。」埃勒裡說道。他放下手中的書，以罕有的嚴肅看著他的父親。「你有沒有換個角度考慮一下，父親？我們還沒有確切地知道昨晚菲爾德為什麼會出現在劇院裡。」
奎因灰白的眉毛擰在一起。「當然，正是這個問題一直讓我感到困惑。從拉索太太和邁克爾斯那兒瞭解到，菲爾德並不喜歡去劇院——」
「很難說一個人會有什麼樣的突發奇想，」埃勒裡用不容置疑的口吻說，「很多事情會讓一個不喜歡去劇院的人突然決定要去欣賞戲劇。不管怎樣，事實是——他當時就在那兒。但是我想知道的是，他為什麼會在那兒？」
老人凝重地搖搖頭。「可能是商務會面？還記得拉索太太的話嗎——菲爾德答應在十點回去。」
「我贊同商務會面這個想法，」埃勒裡誇獎道，「但是，考慮一下會有多少種可能性——拉索太太可能說謊，菲爾德從來沒這麼說過；或者，即使他說過，他可能也沒有打算遵守他的承諾，在十點的時候和拉索太太見面。」
「我想我確定了自己的想法，埃勒裡，」警官說道，「那就是，不管是哪種可能性，菲爾德昨晚去羅馬劇院都不是去看戲。他去那兒是另有目的——為了生意。」
「我也認為應該是這樣的，」埃勒裡回應道，臉上露出笑容，「但是，小心地權衡這些可能性是非常必要的。如果他是去談生意，要見某人，那麼那個人是不是就是兇手呢？」
「你問得太多了，埃勒裡。」警官說道。
「托馬斯，讓我看看包裹裡的其他東西。」
韋利小心翼翼地把其他東西一一遞給警官。奎因快速地仔細檢查了手套、鋼筆帽、紐扣和手帕，然後扔到一旁。桌子上除了少量的糖紙和弄皺的宣傳單也沒有別的了。糖紙上也沒有發現任何線索，於是奎因拿起了宣傳單。突然，在檢查過程中，他高興地喊道：「看我發現了什麼，小夥子們！」
另外三個人俯身在奎因身旁。奎因手裡拿著一張宣傳單，皺褶處已撫平了。顯然，宣傳單是被揉成一團後丟棄的。其中一張宣傳單的內頁上，在一篇關於男士衣著的文章旁邊，有幾個不同形狀的塗鴉，有的構成了字母，有的構成了數字，還有一些形成了神秘的圖案，像是一個人在無所事事時的作品。
「警官，看來你找到了菲爾德自己的節目單！」弗林特喊道。
「是的，先生，很顯然這是他的。」奎因熱切地說道，「弗林特，去昨晚我們從死者衣服裡找到的檔案裡，給我找出帶有菲爾德簽名的信件。」弗林特匆忙地離開了。
埃勒裡專心致志地研究著那些塗鴉。在那頁上邊的空白處可以看到：
弗林特拿著信回來了。警官對比了一下署名——明顯出自同一人之手。
「我們會讓吉米拿到實驗室去核對，」老人咕噥道，「但是，我猜這是菲爾德寫的，這就是他的節目單，毫無疑問……你怎麼看，托馬斯？」
韋利聲音刺耳地說道，「我不知道其他的數字指什麼，但是那個‘50,000’肯定指的是美元，長官。」
「那個老傢伙肯定是在算自己的銀行存款，」奎因說道，「他喜歡看到自己的名字，對吧？」
「這樣說對菲爾德不太公平，」埃勒裡抗議道，「一個人無所事事地坐在那裡等待接下來要發生的事情時——當他在劇院裡等待演出開始的時候會這樣——在最順手的東西上寫下自己名字的首字母或者名字是自然而然的行為。在劇院裡，最順手的東西就是節目單了……寫下自己的名字在心理學上是人類的一種基本行為。因此，或許菲爾德並沒有別人想的那樣狂妄自大。」
「這是小事。」警官說道，皺著眉頭研究菲爾德塗寫的東西。
「或許吧，」埃勒裡回應道。「但是，回到一個更重要的問題上——你說這‘50,000’可能是菲爾德的銀行存款，我不同意這種說法。當一個人草草記下自己賬戶餘額的時候，他不會用整數的。」
「我們可以很容易就證實或者反對這一觀點，」警官一邊反駁，一邊拿起電話。他讓警局的接線員接通菲爾德辦公室的電話。在和奧斯卡·盧因交談了一會兒後，他垂頭喪氣地轉過身朝向埃勒裡。
「你是對的，埃勒裡，」他說道。「菲爾德的私人存款非常少。儘管他會經常存入一萬或一萬五千美元，但他所有的存款竟然不到六千美元，盧因對此也感到驚訝。他說，直到我問起，他才知道菲爾德的個人經濟狀況……我敢打賭，菲爾德肯定炒股或者賭馬。」
「這個訊息算是在我意料之中，」埃勒裡說道，「這表明了節目單上的‘50,000’有一個可能的解釋。這個數字不僅僅代表的是五萬美元，除此之外——它還表明這是一筆生意，交易金額就是五萬美元！一晚上賺這麼多，還真是不錯啊！可惜他沒能活著拿到錢。」
「那另外兩個數字呢？」奎因問道。
「我要再想想。」埃勒裡回答，又坐到椅子上，「我想知道，是什麼交易會涉及數額如此巨大的資金。」他補充道，漫不經心地擦拭他的眼鏡。
「不管交易是什麼，」警官簡潔精練地說道，「你可以確定的是，這肯定是充滿罪惡的交易。」
「充滿罪惡的交易？」埃勒里語氣嚴肅地質疑。
「金錢是萬惡之源。」警官笑著爭辯道。
埃勒里語氣沒有任何變化，繼續說道：「不僅僅是源頭，父親——還是結果。」
「又是引語？」老人嘲弄道。
「引自菲爾丁。」埃勒裡鎮定自若地說。
星室法庭（starchamber）成立於一四八七年，因其位於西敏寺一個屋頂有星形裝飾的大廳而得名。它與英國樞密院、英國高等法院等構成了英國史上最重要的專制機器，特別是在懲治出版商上一直充當急先鋒的角色。英國許多報業先驅都受過這個機構的傳訊、折磨或監禁。星室法庭也成為英國專制制度的象徵。一六四一年由長期議會通過法案予以取締關閉。
亨利·菲爾丁（henryfielding，1707—1754），英國小說的奠基人，十八世紀英國四大現實主義作家之一，也是十八世紀歐洲最傑出的現實主義小說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