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新波
從來不注意自己的形象已經變成文化界的流氓和痞子
如果離開已經結婚多年的妻子，生活則變得沒有意義
電影《我是你爸爸》吃關機飯那天，王朔喝多了。不知是由於第一次當導演後的自我陶醉，還是因為當這個十分受罪的導演，頭腦中繃緊的弦兒突然放鬆所致，當晚有人看見他在朦朧的夜色中，坐在北京一條不很著名的馬路旁邊草坪的欄杆上，一副可愛的大男孩模樣。當時，他的身邊有一雙清純、美麗的眼睛，關切地凝望著他。
王朔這幾年沒寫小說，可也沒閒著。這人最大的優點就是總能找到自已的位置，幹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心無神聖，對誰都大膽嘲弄。無正當的職業，欺世盜名，追名逐利，甚至有意冒犯他人，在所謂的中國文化圈之中，大概沒有哪一位能像王朔這樣長時間地成為人們關注和爭議的物件。也難怪，這麼個經常惹是生非的人，人們愛看不看總得瞧上幾眼呀。
其實王朔也很可憐，晚上睡不著覺的時候，躺在被窩裡他得琢磨怎麼樣掙點錢養家餬口，他身無一技之長，老了可能也沒有單位發給他退休金，所以他必須緊緊抓住青春尾巴，讓人儘可能地壯美起來。
a、王朔是個作家，可他又不是人們心目中所設計的那種作家：人格多偉大，道德多完善，行為多文明，是人類的楷模，靈魂的工程師。他沒那麼高的境界。
一九五八年，王朔出生於遼寧省岫巖縣，至今，王朔也不願講他是北京人。相反，"我是東北人"這句話他卻說得理直氣壯，在他出生後不久，他便隨著父母來到北京郊區的一個部隊大院落戶。在他居住的大院裡，匯聚了全國各地的志士，唯獨沒有北京人。王朔的理解是，可能那時北京這地兒參加革命的少。自我封閉的大院生活，使作為小毛孩子的王朔不知城裡還有居民，以為那裡除了商場就是公園。這也怪不得他，最遠他才到過北京的西單，見識也就可想而知了。
上中學後，王朔搬進了城，朝陽門的城根下，他和北京的語言發生了直接的交流。在此之前，他對北京文化幾乎沒什麼認識，北京的語言對他來講是陌生的。由此可見，今天王朔的語言，跟"老北京"是沒有淵源關係的，那是和北京的語言交流後形成的一種獨具個性的語言，只能算新北京文化中的一支。
"調侃"，成為王朔語言是最大特色。而調侃本身則是一種不硬也不軟的語言形式。這種語言形式與其說王朔是把它當成了工具，還不如說王朔把它當成了武器，作為一個普通的人，小時候所面臨的不是被尊重而是時時被侵犯。街頭的流氓，嚴肅的老師，專橫的父母都可以形成侵犯。你無力回擊這種侵犯。但你也一定要採取一種自我保護措施。王朔選擇了調侃，這樣既能化解對方造成的侮辱，又有保護自身尊嚴的功能。應該說，這種調侃的形成是很自然的，並不是痞子的專利。但由於這種調侃對自認為很體面的人也無情地嘲弄，於是一種自尊和另一種自尊便抗衡起來，王朔成為人們眼中的披著文化外衣的"痞子流氓"。
一種本能的反抗，和小孩調皮搗蛋差不多的把戲，卻惹得大人們生氣了。
有人問王朔："你寫作的目的是什麼？""當然是為了名利了。"王朔答。就寫作本身而言，王朔是個作家，但是他又不是人們心目中所設計的那種作家：人格多偉大，道德多完善，行為多文明，是人類的楷模，靈魂的工程師。他沒有那麼高的境界。儘管如此，他對文學的貢獻仍不可抹煞。他寫了社會邊緣上的人，以往，遊手好閒為社會不允許，每個人的社會位置都非常明確，新時期以來，由於中國政治生活的改善，社會空氣的緩和，職業的劃分已經不是"工農兵"和"知識分子"簡單的四大樣，很多人生活在社會邊緣。過去中國的中產階級，依附在權力階層，由政府、軍隊、官吏中的一些人士構成，改革開放前，這些人在政治上有很強的優越感，經濟狀況又是中等偏上。而改革開放後，這個階層逐漸瓦解，他們中的很多人有巨大的失落感，經濟上的優越被私營者代了，政治上的優越感又很模糊，他們不願從事體力勞動，又沒受過太多的教育，社會位置急劇變化，青年中的佼佼者不再是他們，社會位置的提升和知識成正比了。初期是小商小販打腰提氣，現在是受過教育、有能力的人揚眉吐氣，每個作家不可能寫盡社會中的各色人等，只能寫熟悉的人，就像有些人熟悉農民、知識分子一樣，王朔對"邊緣人"的瞭解，使他的筆下都是這一群人。
b、文學界的爭論，其實和大專辯論會上的命題一樣，一方一旦堅持自己的觀點，就會永遠固執已見，互相不包容。每一方觀點都會有合理的成分，所以誰也甭想說服誰。
一九八四年，王朔的處女作《空中小姐》發表，那年他二十六歲。在其後的日子裡，王朔迅速地竄紅，著有《王朔文集》四卷，其代表作有長篇小說《我是你爸爸》、《玩的就是心跳》。中篇小說《動物兇猛》、《一半是海水、半是火焰》、《頑主》、《過把癮就死》等等。一九八八年，王朔的四部作品同時被搬上銀幕，文學界、電影界、評論界不約而同地稱該年為"王朔年"。王朔有點找不到北了。寫作產生的創作激情，會使很多人產生一種錯覺，以為掌握了寫作的武器，自己就變成了半人半神的人，距上帝的距真理比其他人更近了。他曾一度以為自己很了不起，認為自己比其他人要智慧、要聰明、洞悉生活的本身，會更多更深地發現生活的實質。所謂"深刻"迷惑了作家自己。王朔經常自我吹噓一把，言語中不無流露出一種得意與神氣，但迷糊的同時，他又清醒地曉得，他不比別人更高明，一時的成績不應該衝昏自己的頭腦，好在王朔不崇拜任何人，對自己的敬仰也很有節制。憶往昔，寫作的目的很單純。寫出來了，單純的目的更明確－－為了名和利。他靈魂深處的"骯髒"，註定了他不能成仙得道。唬了別人，唬不個他自己。
他料到自己的東西會受到熱烈歡迎，他也預感到他的作品會受到無情的批判。一時間的鼎沸罵聲，不僅使他的"臭"名遠揚，而且還增加了他臉皮的厚度。他欣然接受了他人饋贈的"流氓"、"痞子"的職稱，甚至公然叫板："我是流氓我怕誰？"
王朔可能是個痞子，但王朔描寫的人物不盡是痞子。一些批評家很少從發生學的角度來看問題，想當然地就評判起來，某些學院派理論家自以為著掌握的文藝理論，實質上學到的是"屠龍術"，正愁無龍可屠呢，你王朔露頭了，接招吧。（王朔說：這種批判是由於"無知"造成的）
喜歡王朔作品的人中青年人居多，由於審美上的差距，一些中老年人不欣賞王朔作品。（王朔說：我也不欣賞他們。互不欣賞，我不覺得是一種傷害。）
還有些人比較友善地指出了王朔作品的很多毛病，甚至一針見血，切中要害。（王朔說：我不是聖人，不會有完美的傑作。對於正常的批判儘管我沒有表示謙虛的態度，但是人家說對了我心裡清楚）
文學界的爭論。其實和大專辯論會上的命題一樣，一方一旦堅持自己的觀點，就會永遠固執已見，互不包容，每一方觀點都有合理的成分，所以誰也甭想說服誰。
c、王朔快成"胡說八道"的專業戶了，不知王朔是因為小說寫的不順影響了心情，還是因老罵人影響了寫作，王朔的哥們兒們認為：王朔創作上的停滯甚至滑坡跟那種毫無節制地招惹是非有直接關係，他的心思怎麼都用在"罵"人上了？
一九九二年的一段時間裡，誇王朔的人多了起來，陽光撲面，王朔也不由得"燦爛"起來，差點失去了自我。"我覺得社會中有許多不健康的現象，像冒牌的知識分子和真理，一旦他們誇我的時候。我就感到我可能哪兒不對了。我以刺激他們為樂事，如果他們不以為是刺激而以為是樂事，那一定是我不對了。他們一罵，還倒好了，我的立場鋒芒還在。"
罵倒王朔並非易事，可王朔被罵"油"了，有人誇他時，他反倒覺得難受。從小到大，王朔一直承受一種指責，什麼行為不端、不正派之類統統與其有緣。王朔能有今天，與挨"罵"是分不開的。他深知，"罵"總比"誇"有轟動效應，多誇的結果是骨酸肉麻，罵所得到的是更加引人注目。無論什麼人，對"爭議"都會感興趣。
他也策動過一些"罵"，有幾本"罵"他的書出版前曾向他徵求意見：是否拿掉一些刺激的題目和語言。王朔這廝一拍大腿："靠的就是這個，拿掉幹嘛呀？"
這麼多年，沒聽說王朔因為誰罵了他而打官司。因為他心中有一個小算盤，知道了誰在罵街，就知道了對立面在哪兒。高興的時候再回罵兩句，也是其樂無窮的事情。"別人有權對我說三道四。若不容忍，我就不是我了。如果我現在作為小人物都不容忍異端，將來萬一我有權了，不是太可怕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