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俠：中國的那些學術的弄潮兒，玩文學。玩方法。玩語言，淨挑那新潮的時髦的玩，而西方的東西是一種傳統，不從古希臘一路念下來，哪怕是有個大概的瞭解，特別是不讀康德，你就想玩分析哲學、語言哲學。文本，想玩現代後現代，是不可能玩出真東西的，至多是在時尚中撈點小名小利。西方的經濟學大家，背後都有深厚的哲學背景和道義關懷，而現今中國的顯學經濟學，卻以一副純學術的面孔祭起學術中立和經濟學與道德無關的旗幟，這背後，除了既得利益外，我實在看不出這種純學術有什麼出息。就是說，把那麼長的歷史都省略掉，拿最新最時髦的東西玩，只能是學術指客，投機取巧，類似於不正派的商人，連正派的講職業道德的妓女都不如。
王朔：你是說名妓都有職業道德，而咱這的學術明星卻沒有職業操守？
老俠：對。啟蒙者首先要看看自己是不是無知，特別是做人的無知。教育者首先要受教育。
王朔：你說咱中國這一百年沒有哲學家吧？
老俠：沒有。至多是史家或哲學跟屁蟲而已。
王朔：也就是寫點兒什麼史，是吧？馮友蘭他是弄哲學的，他主要說的是什麼？
他的哲學主張是什麼？
老俠：馮友蘭的大成就也就是《中國哲學史》，後來他又寫了《原道》等幾本自稱是自己哲學體系的書，沒有什麼原創性思想。
王朔：《中國哲學史》裡頭有他的觀點嗎？
老俠：二三十年代，有兩本哲學史影響頗大，一本是胡適的，一本是馮友蘭的，這兩人都在西方學過哲學，通過中西比較寫中國哲學史，也就是方法上令人耳目一新。胡適是開創性的，馮友蘭就是模仿了。但胡適這人是常識派，他的特點是能把晦澀的哲學觀念變成常識，他介紹杜威的實驗主義，你一看簡直就像是科普讀物或通俗讀本。好像他這人天生就淺顯直白，沒有其他中國人的那種打根上來的立而又玄，繞著彎說話，挺直挺淺的道理，讓他們說得又曲折又深奧。中國就缺少胡適這種把自由主義理念變成常識的人。這幾年出了個王小波，他就是常識派，把做人的常識、制度的常識講得透亮徹底。還有個叫林達的，寫了系列的「近距離看美國」，把美國的理念、制度通過生活常識、具體的案例告訴大家。老百姓就需要這種常識性的啟蒙。學院派講大理論的那套，離常識隔一層，很難轉化為一般人的信念。
王朔：胡適他們那時候剛跟文言文決裂，他一定特別強調這個白話文，儘量直白淺顯，一點文言都不用。其實現在的人說話寫文章還都帶一點文言的痕跡，比如成語、典故的運用，弄得挺有文化的感覺。而胡適他的！日學根底也不淺，他好像故意不要那樣，他寫詩好像就是大白話，讀起來不像詩，像念兒歌。順口溜。
老俠：其實當時那些捍衛傳統文化的大家，像梁漱溟、張君勤等也都找來西方的東西說事兒，當自己立論的根據。著名的科玄大論戰，胡適、丁文江用的是科學主義實驗主義，梁漱溟。張君勤他們用的是柏格森主義直覺主義。他們就覺得帕格森的那套說辭與中國傳統文化特別心心相印。你們拿西方的東西否定傳統，我們就拿西方的東西肯定傳統。
王朔：聽你這麼說，那現代以來，中國的哲學也好，文學也好，都能在西方找到一個根，都能沾點兒藍色文明的腥味兒。
老俠：但是這種拿來主義，完全是功利的實用的，隨著國內的時尚沉浮的。拿過來過過一時的嘴癮，風一過，就煙消雲散，很少有人認認真真守著一個東西皓首窮經的。魯迅就說，拿來的全是新的，即時的，一會兒一換，像服裝展示會上的模特們穿了脫，脫了穿，不重樣兒。「五四」時期如此，今天亦如此。
王朔：你說日本對西方的整理跟咱們也一樣麼？日本好像有點兒既跟西方走又特想自己弄條路，也跟美國人說不。
老俠：日本人特別叫真兒。咱們的許多外來術語都是從日本那兒進來的轉口貿易。像「哲學」、「美學」等等。日本人做學問的態度比咱們認真，不可同日而語。
日本學者做的中國文化研究，比咱們紮實得多。中國人太愛投機取巧了。許多碩士、博士論文中的引文都是從什麼地方看到的，別人引了他就拿來用，不會自己下功夫找原著讀一讀，甚至連核對一下出處都懶得做。什麼東西對我的論文有用，還要不費力，就投機取巧地用了。他們也知道，反正導師們也稀裡糊塗的。
王朔：咱們算學者的也有幾十萬人吧，裡面總有幾個是正派的吧？
老俠：唉！現在……難找呀！
王朔：你是不是說，在這裡面我想正派，可我不知道怎麼正派。
老俠：就是。你想做人的時候卻不知道怎麼做人，你不拿自己當人不想做人的時候卻混出個體麵人的名聲，活得非常好。
王朔：就是說正經做人挺累的，挺彆扭的。那些在學問上真一點兒的人，是不是應該有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