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有個福州人，名叫王有齡，他的父親是候補道，分發浙江，在杭州一住數年，沒有奉委過什麼好差使。老病侵尋，心情抑鬱，死在異鄉。身後沒有留下多少錢，運靈柩回福州，要好一筆盤纏，而且家鄉也沒有什麼可以倚靠的親友，王有齡就只好奉母寄居在異地了。
境況不好，而且舉目無親，王有齡混得很不成樣子，每天在「梅花碑」一家茶店裡窮泡，一壺「龍井」泡成白開水還捨不得走，中午四個制錢買兩個燒餅，算是一頓。
三十歲的人，潦倒落拓，無精打采，叫人看了起反感。他的架子還大，經常兩眼朝天，那就越發沒有人愛理他了。
唯一的例外是個二十歲左右的少年，王有齡只知道他叫「小胡」。小胡生得一雙四面八方都照顧得到的眼睛，加上一張常開的笑口，而且為人「四海」，所以人緣極好。不過，王有齡跟他只是點頭之交，也識不透他的身分，有時很闊氣，有時似乎很窘，但不管如何，總是衣衫光鮮，象這初夏的天氣，一件細白夏布長衫，漿洗得極其挺括，裡面是紡綢小褂褲，腳上白竹布的襪子，玄色貢緞的雙梁鞋，跟王有齡身上那件打過補釘的青布長衫一比，小胡真可以說是「公子哥兒」了。
他倒是有意結交王有齡，王有齡卻以自慚形穢，淡淡地不肯跟他接近。這一天下午的茶客特別多，小胡跟王有齡「拼桌」，他去下了兩盤象棋，笑嘻嘻走回來說：「王有齡，走，走，我請你去‘擺一碗’。」擺一碗是杭州的鄉談，意思是到小酒店去對酌一番。
「謝謝。不必破費。」
「自有人請客。你看！」他開啟手巾包，裡面包有二兩碎銀子，得意地笑道：「第一盤‘雙車錯’，第二盤‘馬後炮’，第三盤，小卒‘逼宮’，殺得路斷人稀。不然，我還要贏。」
為了盛情難卻，王有齡跟著去了。一路走到「城隍山」——「立馬吳山第一峰」的吳山，挑了個可以眺望萬家燈火的空曠地方，一面喝酒一面閒談。
酒到半酣，閒話也說得差不多了，小胡忽然提高了聲音說：「王有齡，我有句話，老早想問你了。我看你不是沒本事的人，而且我也懂點‘麻衣相法’，看你是大貴之相，何以一天到晚‘孵’茶店？」
王有齡搖搖頭，拈了塊城隍山上有名的油餅，慢慢咬著，雙眼望著遠處，是那種說不出來的茫然落寞。
「叫我說什麼？」王有齡轉過臉來盯著小胡，彷彿要跟他吵架似的，「做生意要本錢，做官也要本錢，沒本錢說什麼？」
「做官？」小胡大為詫異，「怎麼做法？你同我一樣，連‘學’都沒有‘進’過，是個白丁。哪裡來的官做？」
「不可以‘捐班’嗎？」
小胡默然。心裡有些看不起王有齡。捐官的情形不外乎兩種，一種是做生意發了財，富而不貴，美中不足，捐個功名好提高身價，象揚州的鹽商，個個都是花幾千兩銀子捐來的道臺，那一來便可以與地方官稱兄道弟，平起平坐，否則就不算「縉紳先生」，育事上得公堂，要跪著回話。再有一種，本是官員家的子弟，書也讀得不錯，就是運氣不好，三年大比，次次名落孫山，年紀大了，家計也艱窘了，總得想個謀生之道，走的就是「做官」的這條路，改行也無從改起，只好賣田賣地，拜託親友，湊一筆去捐個官做。象王有齡這樣，年紀還輕，應該刻苦用功，從正途上去巴結，不此之圖，而況又窮得衣食不周，卻痴心妄想去捐班，豈不是沒出息？
王有齡看出他心裡的意思，有幾杯酒在肚裡，便不似平時那麼沉著了，「小胡！」他說，「我告訴你一句話，信不信由你，先父在日，替我捐過一個‘鹽大使’。」
小胡最機警，一看他的神情，就知道決非假話，隨即笑道：「唷！失敬，失敬，原來是王老爺，一直連名帶姓叫你，不知者不罪。」
「不要挖苦我了！」王有齡苦笑道，「說句實話，除非是你，別人面前我再也不說，說了反惹人恥笑。」
「我不是笑你。」小胡放出莊重的神態問道，「不過，有一層我不明白，既然你是鹽大使，我們浙江沿海有好幾十個鹽場，為什麼不給你補缺？」
「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捐官只是捐一個虛銜，憑一張吏部所發的「執照」，取得某一類官員的資格，如果要想補缺，必得到吏部報到，稱為「投供」，然後抽籤分發到某一省候補。王有齡尚未「投供」，哪裡談得到補缺？
講完這些捐官補缺的程式，王有齡又說：「我所說的要‘本錢’，就是進京投供的盤纏。如果境況再寬裕些，我還想‘改捐’。」
「改捐個什麼‘班子’？」
「改捐個知縣。鹽大使正八品，知縣正七品，改捐花不了多少錢。出路可就大不相同了。」
「怎麼呢？」
「鹽大使只管鹽場，出息倒也不錯，不過沒有意思。知縣雖小，一縣的父母官，能殺人也能活人，可以好好做一番事業。」
這兩句話使得小胡肅然起敬，把剛才看不起他的那點感想，一掃而空了。「再說，知縣到底是正印官，不比鹽大使，說起來總是佐雜，又是捐班的佐雜，到處做‘磕頭蟲’，與我的性情也不相宜。」
「對，對！」小胡不斷點頭，「那麼，這一來，你要多少‘本錢’才夠呢？」
「總得五百兩銀子。」
「噢！」小胡沒有再介面，王有齡也不再提，五百兩銀子不是小數目，小胡不見得會有，就有也不見得肯借。
兩人各有心事，吃悶酒無味，天也黑上來了，王有齡推杯告辭，小胡也不留他，只說：「明天下午，我仍舊在這裡等你，你來！」
「有事嗎？」王有齡微感詫異，「何不此刻就說？」
「我有點小事託你，此刻還沒有想停當。還是明天下午再談。你一定要來，我在這裡坐等，不見不散。」
看他如此叮囑，王有齡也就答應了。到了第二天下午，依約而至，不見小胡的蹤影。泡一碗茶得好幾文錢，對王有齡來說，是一種浪費，於是沿著山路一直走了過去。城隍山上有好幾座廟，廟前有耍把戲的，打拳賣膏藥的，擺象棋攤的，不花錢而可以消磨時光的地方多得很。他這裡立一會，那面看一看，到紅日銜山，方始走回原處，依舊不見小胡。
是「不見不散」的死約會。王有齡頓感進退兩難，不等是自己失約，要等，天色已暮，晚飯尚無著落。呆了半天，越想越急，頓一頓足，往山下便走，心中自語：明天見著小胡，非說他幾句不可！他又不是不知道自己的境況，在外面吃碗茶都得先算一算，何苦捉弄人？
走了不多幾步，聽見後面有人在叫：「王有齡，王有齡！」
轉身一看，正是小胡，手裡拿著手巾包，跑得氣喘吁吁，滿臉是汗。見著了他的面，王有齡的氣消了一半，問道：「你怎麼這時候才來？」
「我知道你等得久了，對不起，對不起！」小胡欣慰地笑著，「總算還好，耽遲不耽錯。來，來，坐下來再說。」
王有齡也不知道他這話是什麼意思？默默地跟著他走向一副設在櫥下的座頭，泡了兩碗茶。小胡有些魂不守舍似的，目送著經過的行人，手裡緊捏住那個手巾包。
「小胡！」王有齡忍不住問了：「你說有事託我，快說吧！」
「你開啟來看，不要給人看見。」他低聲地說，把手巾包遞了給王有齡。他避開行人，悄悄啟視，裡面是一疊銀票，還有些碎銀子，約莫有十幾兩。
「怎麼回事？」
「這就是你做官的本錢。」
王有齡愣住了，一下子心裡發酸，眼眶發熱，盡力忍住眼淚，把手巾包放在桌上，卻不知怎麼說才好。
「你最好點一點數。其中有一張三百兩的，是京城裡‘大德恆’的票子，認票不認人，你要當心失落。另外我又替你換了些零碎票子，都是有名的‘字號’，一路上通行無阻。」小胡又說：「如果不為換票子，我早就來了。」
這裡王有齡才想出來一句話：「小胡，你為什麼待我這麼好？」
「朋友嘛！」小胡答道，「我看你好比虎落平陽，英雄末路，心裡說不出的難過，一定要拉你一把，才睡得著覺。」
「唉！」王有齡畢竟忍不住了，兩行熱淚，牽連不斷。
「何必，何必？這不是大丈夫氣概！」
這句話是很好的安慰，也是很好的激勵、王有齡收拾涕淚，定一定神，才想起一件事，相交至今，受人絕大的恩惠，卻是對他的名氏、身世，一無所知，豈不荒唐？
於是他微有窘色地問道：「小胡，還沒有請教臺甫？」
「我叫胡光墉，字雪巖，你呢，你的大號叫什麼？」
「我叫雪軒。」
「雪軒，雪巖！」胡雪巖自己唸了兩遍，撫掌笑道：「好極了，聲音很近，好象一個人。你叫我雪巖，我叫你雪軒。」
「是，是！雪巖，我還要請教你，府上」
這是問他的家世，胡雪巖笑笑不肯多說：「守一點薄產過日了，沒有什麼談頭。雪軒，我問你，你幾時動身？」
「我不敢耽擱。把舍間咯略安排一番，總在三、五日內就動身。如果一切順利，年底就可以回來。雪巖，我一定要走路子，分發到浙江來，你我弟兄好在一起。」
「好極了。」胡雪巖的「好極了」，已成口頭禪，「後天我們仍舊在這裡會面，我給你餞行。」
「我一定來。」
到了第三天，王有齡午飯剛過，就來赴約。他穿了估衣鋪買的直羅長衫，亮紗馬褂，手裡拿一柄「舒蓮記」有名的「杭扇」，泡著茶等，等到夭黑不見胡雪巖的蹤影，尋亦沒處尋，只好再等。
天氣熱了，城隍山上來品茗納涼的，絡繹不絕。王有齡目迎目送著每一個行人，把脖子都擺得酸了，就是盼不著胡雪巖。
夜深客散，茶店收攤子，這下才把王有齡攆走。他已經僱好了船，無法不定，第二天五更時分上船，竟不能與胡雪巖見一面話別。
在王有齡北上不久，浙江的政局有了變化：巡撫常大淳調湖北，雲南巡撫黃宗漢改調浙江，未到任以前由布政使——通稱「藩司」、老百姓尊稱為「藩臺」的旗人椿壽署理。
黃宗漢字壽臣，福建晉江人。他是道光十五年乙未正科的翰林，這一榜人才濟濟，科運甚隆，那年，咸豐二年，當到巡撫的就有三個，廣東葉名琛、江西張芾，當到二品大員的有何桂清、呂賢基、彭蘊章、羅惇衍，還有杭州的許乃釗，與他老兄許乃普，都當內閣學士。
這黃宗漢據說是個很能幹的人，但是關於他的操守與治家，批評極壞。到任以後，傳說他向椿壽索賄四萬兩銀子，椿壽沒有買他的帳，於是多事了。
其時漕運正在改變辦法。因為海禁已開，而且河道湮淤，加以洪楊的起事，所以江蘇的蘇、松、太各屬改用海運，浙江則是試辦，椿壽既為藩司，又署理巡撫，責無旁貸，當然要親自料理這件公事。
漕運的漕，原來就是以舟運谷的意思。多少年來都是河運，先是黃河，後來是運河，而運河又有多少次的變遷興作，直到康熙年間，治河名臣靳輔，于成龍先後開「中河」，歷時千餘年的運河，才算大功告成。
這條南起杭州，北抵京師，流經浙江、江蘇、山東、河北四省，全長兩千多里的水道，為大清朝帶來了一百五十年的盛運。不幸的是，黃河的情況，越來越壞，有些地方，河底積淤，高過人家屋脊，全靠兩面堤防約束，「春水船如天上行」，真到了束手無策的地步。而運河受黃河的累，在嘉慶末年，幾乎也成了「絕症」。於是道光初年有海運之議。
在嘉應末年時有齊彥槐其人，著有一篇《海運南僧議》，條分縷析斷言「一舉而眾善備」，但地方大吏不願輕易更張。直到湖南安化的陶文毅公陶澍，由安徽巡撫調江蘇，銳意革新，消除鹽、漕兩事的積弊，齊彥槐的建議，才有一個實驗的機會。
這次實驗由陶澍親自主持，在上海設立「海運總局」，他親自僱好專門運載關東豆麥的「沙船」一千艘，名為「三不象」的海船幾十艘，分兩次運米一百五十多萬石到天津，結果獲得極大的成功，省時省費，米質受損極微。承運的船商，運漕而北，回程運豆，一向漕船南下「回空」，海船北上「回空」，現在平白多一筆收入，而且出力的船商，還「賞給頂戴」做了官，真正是皆大歡喜。
但是到了第二年，這樣的好事竟不再做下去！依然恢復河運。因為，不知道有多少人靠這條運河的漕船來剝削老百姓，他們不願意革新！
漕運的弊端與徵糧的弊端是不可分的，徵糧的權責屬於州縣，這七品的正印官，特稱為「大老爺」，在任兩件大事：刑名、錢穀。延請「紹興師爺」至少亦得兩名：「刑名師爺」和「錢穀師爺」。縣大老爺的成名發財，都靠這兩個人。
錢穀師爺的本事不在算盤上，在於能瞭解情況，善於應付幾種人，第一種是書辦，世代相傳，每人手裡有一本底冊，哪家有多少田？該納糧多少？
都記載在這本冊子上，為不傳之秘。第二種是「特殊人物」，他們所納的糧，都有專門名稱，做過官的紳士人家的「衿米」，舉人、秀才、監生是「料米」，這兩種米不能多收，該多少就多少，否則便有麻煩。再有一種名為「訟米」，專好無事生非打官司的訟棍所納的糧，也要當心。總而言這一名話，刁惡霸道，不易對付的那班「特殊人物」，必須敷衍，分量不足，米色粗劣，亦得照收不誤。甚至虛給「糧串」——納糧的憑證，買得個安靜二字。
有人佔便宜，當然有人吃虧，各種剝削耗費，加上縣大老爺自己的好處，統統都出在良善小民頭上，這叫做「浮收」，最「黑」的地方，「浮收」到正額的一半以上，該納一石米的，起碼要納一石五斗。於是有所謂「包戶」，他們或者與官吏有勾結，或者能挾制官吏，小戶如託他們「包繳」，比自己到糧櫃上去繳納，便宜得多。
第三種就是漕船上的人。漕船都是官船，額定數字過萬，實際僅六千餘艘，分駐運河各地，一地稱為一幫。這就是遊俠組織「青幫」之幫的出典。幫中的管事及水手，都稱為幫丁，其中又有屯丁、旗丁、尖丁之分。尖丁是實際上的頭目，連護漕的千總、把總都得聽他的指揮。州縣衙門開倉怔糧，糧戶繳納，漕船開到，驗收裝船，名為「受兌」。一面徵糧，一面受兌，川流不息，那自然是再順利不過的事，但是這一來漕船上就玩不出花樣來了。他們的第一個花樣是「看米色」。由於漕船過淮安時，漕運總督要「盤糧」點數，到通州起岸入倉時，倉場侍郎要驗看米質，如有不符，都由漕船負責，因此，他們在受兌時，驗看米色，原是分所當為。但米色好壞，僅憑目視，並無標準，這樣就可以挑剔了，一廒一廒看過去，不是說米色太雜，就是不夠乾燥，不肯受兌。
以一般的情況而言，開倉十日，所有的倉厥就都裝滿了，此時如不疏運上船，則後來的糧戶，無倉可以貯米，勢必停徵。糧戶也就要等待，一天兩天還不要緊，老百姓無非發發牢騷而已，日子一久，廢時失業，還要貼上盤纏，自然非吵不可，這叫做「鬧潛」，是件極嚴重的事，地方官往往會得到極嚴厲的處分。倘或是個刮地皮的貪官，這一鬧漕就不定就會激起民變，更是件可以送命的大禍。
因此，錢穀師爺，便要指揮書辦出來與「看米色」的旗丁講斤頭，倘或講不下來，而督運的委員，怕誤了限期，催令啟程，那些幫丁就不問兌足不兌足，只管自己開船。這時的州縣可就苦了，必須設法自運漕米，一路趕上去補足，稱為「隨幫交兌」。
幸而取得妥協，漕米兌竣，應該出給名為「通關」的收據，這時尖丁出面了，先議「私費」，就是他個人的「好處」，私費議妥，再議「通幫公費」，是全幫的好處。這些看米色所受的勒索，以及尖丁私費、通幫公費，自然羊毛出在羊身上，由浮收來支付。
這以後，就該幫丁受勒索了，首先是「過淮」投文過堂，照例有各種陋規，一幫船總要花到五六百兩到一千兩銀子。這一關一過，沿路過閘過壩，處處要送紅包，大概每一艘船要十幾兩銀子。最後到了通州，花樣更好，要投四個衙門的文，有人專門代辦，每船十三兩銀子，十兩鋪排四個衙門，三兩是代辦者的酬勞。等漕米上岸入倉，伸手要錢的人數不清，總要花到三五十兩。所以幫丁勒索州縣，無非悖入悖出。
幫丁的苦楚猶不止此，一路還要受人的欺侮。在運河裡，遇到運銅運鉛的船，以及木排，千萬要當心，那是在運河是蠻不講理出了名的，撞沉了漕船，他們可以逃散，幫丁則非傾家蕩產來賠不可，因為如此，幫丁便格外團結，以求自保，「青幫」之起因如此，所以，他們的「海底」名為「通漕」，並不是世俗所稱的「通草」。
一度行之有效，但以積習已深，慣於更張的南漕海運，終於咸豐元年舊事重提。這出於兩個原因，第一個是人，第二個是地。
這個人是兩江總督陸建瀛，湖北人，極能幹，而且善於結交，所以公卿延譽，負一時物望。他頗有意步武陶澍，留一番政績。陶澍改鹽法，淮北行之大效，而淮南依舊，陸建瀛在淮南繼陶未竟之功。漕運也是如此，他得到戶部尚書孫瑞珍的支援，準備恢復海運。
適逢其會的是，運河出了問題，在徐州附近的豐縣以北決口，「全河北趨，由沛縣之華山、戚山分注微山、昭陽等湖，挾清水外泛，運河閘、壩、纖堤，均已漫淹」，朝廷一方面撥鉅款搶救，一方面也加強了改用海運的決心。
海運之議，奉旨由兩江總督陸建瀛、江蘇巡撫楊文定、浙江巡撫常大淳，會同籌劃。結果決定咸豐二年江蘇的蘇州，松江、常州、鎮江、太倉等四府一州的溜米，改用海運。浙江則是試辦，但其間又有反覆，未成定議。
就在這段期間中，椿壽由湖南布政使調浙江。當朝命初下時，黃宗漢是掌理一省司法的浙江按察使，通稱「臬司」，等椿壽到任時，他已經調差了。第二天，洪軍由廣西而湖南，湖北吃緊，清文宗把善於「捕盜」的常大淳，調為湖北巡撫。浙江巡撫由藩司椿壽署理。
椿壽的運氣太壞。這年的浙江，省城杭州及附近各州縣，自五月以後，雨量稀少，旱荒已成，於是對他發生兩大不利，第一是錢糧徵收不起，第二是河淺不利於舟行，影響漕運。
江蘇的海運，非常順利，四府一州的漕糧，糙米三十二萬多石，白米二萬七千餘石，於三月間出海北上，安然運到。而浙江的漕米，到九月間還未啟運，這是前所未有現象。
在此以前，也就是漸江正鬧旱災的五月間，為了軍事上的需要，各省巡撫有個小小的調整，雲南巡撫張亮基調湖南，遺缺由甘肅布政使黃宗漢接充。他不願意去雲南，經過一番活動，很快地改調浙江。不過一年的功夫，重回杭州時，已非昔比。
署理巡撫椿壽交卸以後，仍舊幹他的藩司。據說黃宗漢在第一天接見椿壽時，就作了個暗示，椿壽的「紗帽」在他手裡，如果想保全，趕快送四萬兩銀子的「紅包」過去。黃宗漢敢於作此勒索，就因為椿壽在漕運上，已經遲延，如果上司肯替他說話。可以在天災上找理由，有處分，亦屬輕微。否則，耽延了「天瘦正供」，將獲嚴譴。
椿壽沒有理會他，於是黃宗漢想了個極狠毒的手法來「整」人。他認為本年漕糧，啟運太遲，到達通州交倉，糧船不能依照限期「回空」，這樣便要影響下一年的漕運。就在這個言之成理的說法上來整椿壽。
心裡已有成算，表面絲毫不露，把椿壽請到撫院來談公事，問起清運的情形。
一提到這上面，椿壽自己先就緊張，「回大人的話，」他說，「今年浙江的漕運，無比如何要擔處分了！」
「誰擔處分啊？」黃宗漢故意這樣問。
「自然是司裡。」藩、臬兩司向巡撫回話，照例自稱「司裡」。「這也不擔處分的事。」黃宗漢用這句話先做一個伏筆，卻又立即撇開不談，「貴司倒先說說看，究竟因何遲誤？」「自然是因為天旱水淺，河道幹淤。已經奏報過的。」「天旱是五月以後的事。請問，照定例，本省漕船，每年什麼時候開，什麼時候‘過淮’，什麼時候‘回空’？」一連三問，把椿壽堵得啞口無言。照定例，江西和浙江的漕船，限在二月底以前盡數開行。年深日久，定例有變，但至遲亦不會過四月。現在秋風已起，漕船開行的還不過一半，這該怎麼說呢？
他遲遲不答，黃宗漢也不開口，是逼著他非說不可。椿壽無奈，只好這樣答道：「大人也在浙江待過，漕幫的積弊，還有什麼不明白的？漕丁有種種花樣，譬如說陳漕帶私貨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