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一些評論家和研究者，無論是拼命染黑頭髮，不甘過氣的名流前輩，還是剛長出小鬍子、做深沉狀的新銳先鋒，無論是用耳熟能詳的老語言，還是用估屈聱牙的新詞，來分析作家與作品時，總是習慣於「眉毛鬍子一把抓」的考量方式。對於這類執行「六經注我」政策的先生們，實在令人好不痛苦。
於是，不禁使人想起希臘神話裡那個達瑪斯忒斯。
這個攔路大盜，可真是厲害，誰要不幸住進他的客棧，比落到《水滸傳》裡那孟州路上、十字坡旁、母夜叉孫二孃開的人肉包子店裡，命運也好不了多少。凡住進他黑店的客人，個頭長於鐵床者，截短；短於鐵床者，抻長。我不知道當下這班評論家和研究者，怎麼得到達瑪斯忒斯的衣缽真傳，以鐵床邏輯行事的。反正，在新時期文學中，一些被尊之為「爺」一級的評論家，那種揚之即生、抑之則斃的霸道，恐怕就是達瑪斯忒斯鐵床的極致表現了。
由於納入這種模式化的考量框架之中，李白這首對於文學狀況的不怎麼滿意的詩，一下子就有點「高瞻遠矚」的味道了。其實，這首《古風》中寫出來的「聖代復元古，垂衣貴清真。群才屬休明，乘運共躍鱗。文質相炳煥，眾星羅秋旻」的頌德詞句，應該看得出來，詩人一方面借重官方，加大他對於「大雅久不作」的批判力度；一方面也有討好主流意識的用心在。以求賞識和冀得擢用，一直是李白的致命傷，否則，他不至於站錯隊，「為君談笑靜胡沙」，去為野心家永王效力，而流放夜郎了。
在這首詩中，只有這兩句，「自從建安來，綺麗不足珍」，可稱詩膽，也是李白寫這首詩的主旨。編《唐詩別裁》的沈德潛，在選用這首詩後，特地加了個注：「昌黎雲，‘齊梁及陳隋，眾作等蟬噪’。太白則雲，‘自從建安來，綺麗不足珍’，是從來作豪傑語。」說明他認同這個看法，但是又注了一句：「‘不足珍’謂建安以後也。《謝朓樓餞別》雲：‘蓬萊文章建安骨。’一語可證。」他引李白自己的詩，把建安諸子區別在「綺麗不足珍」之外。實際上，這位曾是乾隆御用文人的沈老夫子，是完全同意李白和韓愈的觀點的。
自古以來，在文學領域裡，雅正之聲和綺麗之音，這兩種思潮的牴牾，孰高孰低，孰輕孰重，一直是爭議的題目之一。在李白以前的半個世紀，陳子昂那首有名的《登幽州臺歌》，「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的悵惘；在李白以後的半個世紀，韓愈的「齊梁及陳隋，眾作等蟬噪」的否定，都證實了從兩晉南北朝，直至隋一統的三百多年間，綺麗之音，愈趨侈靡淫巧，浮豔頹廢，致使文學走進了死衚衕，喪失生機。正如有些人玩文學，玩到最後，把自己也玩進去一樣。看來，李白的「大雅久不作」，「綺麗不足珍」，顯然是有感而發。
李白借用孔夫子的感喟，「甚矣，吾衰也」，說自己老了，沒有力氣寫大作品了。但是，他的意思很清楚，文學不能盡是風花雪月，吹拉彈唱，男歡女愛，床上功夫，更需要像《詩經》中《大雅》那類具有史詩性質的鴻篇鉅製。要是好久好久沒有出現這類嚴肅的、認真的、深切的、有文學價值的反映歷史和現實的作品，是無法向時代交代的。
所以，他在詩中表決心，「我志在刪述，垂輝映千春。希聖如有立，絕筆於獲麟。」要以孔夫子著述《春秋》的嚴肅，整理《詩經》的熱忱，重塑時代的黃鐘大呂。詩人雖是這樣表態，但也不妨礙他去寫「春風不相識，何時入羅帷」、「玉階生白露，夜久侵羅襪」等玲瓏剔透的小詩。雅正之聲不可或缺，綺麗之音不可偏廢，這兩者，其實應該是相輔相成的。
只有周作人，只有沈從文，只有張愛玲等幾位頂尖的「紅人」，能支撐得住「五四」以來的現代文學嗎？這幾位被評論家和研究者近乎病態的鼓吹而成神成聖的作家，在他們筆下的20世紀前半葉，除了精緻的綺麗之音，諸如紳士閒適、墨客雅興，男情女欲、悲歡愛仇，香奩脂膩、簾卷春色，小草小花、青山綠水外，還能給讀者什麼呢？一部沒有了魯、郭、茅，沒有了巴、老、曹的現代文學史，拿在手裡，還會有多麼重大的分量呢？
在進入21世紀，開始一個新的千禧年的時候，重新讀李白這首「大雅久不作」，不知為什麼，倒頗有一點耐人思索之處。尤其在「吾衰竟誰陳」的感慨中，透出詩人對於文學狀態那種深深的遺憾，還帶有一些無奈，不能不感到一種震動。
歷史，有時會不厭其煩地重複，文學史也同樣，有時會呈環行狀態的運動方式，走了一大圈彎路以後，又回到始發點。在上一個千禧年來臨的時候，西元1000年，算起來應該是北宋真宗鹹平三年，從文學史的角度觀察，簡直令人不勝訝異。唐以後的梁唐晉漢周，又重蹈兩晉以後的宋齊梁陳隋的覆轍，等於重新複製了一回。「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的局面，又一次出現。1000年的中國文壇，不免顯得荒蕪冷落。說是空空如也，有一點委屈時代；說是不甚好的年景，或許更接近事實。比之兩百年前李白、杜甫的盛唐，比之一百年前李商隱、李賀的晚唐，即使浮想一番那群星璀璨的局面，也就夠後人眼花繚亂的了。但第一個千禧年鐘聲敲響的那刻，翻開中國文學史，宋之初，可堪稱道的作家和作品，屈指可數。
「唐之文，涉五季而弊。」《宋史》的這個評價是很確切的。五代時以華豔詞藻寫男女情事的作品，以《花間集》為代表的那些旅愁閨怨、合歡離恨、輕狂冶遊、燕婉情私，也差不多寫到盡頭了。北宋初期的詩文，仍受五代影響，沒有什麼起色，也很正常。文學進入了低潮期，也就到了需要改革的時候。確實也是這樣，大約過了半個世紀，西元1050年到1100年，便出現以范仲淹、梅堯臣、歐陽修、司馬光、王安石以及蘇軾等為代表的北宋文學輝煌期。文學的斷檔，倒有可能正是為下一個繁榮時代積蓄力量的時期。
我在想，當代中國文學，經歷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來，各式各樣的實驗和嘗試以後，成績不可不說是偉大，收穫不可不說是豐碩。其中，綺麗之音這部分，似乎也到了淋漓盡致的田地，不知道還有什麼不能寫、不敢寫和不會寫的。相比之下，大雅之聲這部分，也就是史詩式的不朽之作，還在人們殷切的期待之中，望眼欲穿。坦率地講，像唐宋八大家那樣對中國文學產生影響的巨人，像唐詩、宋詞那樣千古傳誦的名篇，能與之相比擬的當代作家和作品，一時間，竟不能屈指數來，還是很令我們後人感到汗顏的。
然而，在新人輩出、後來居上、總結經驗、開拓未來的年代裡，沒有理由不相信明天會更好。因為，宋齊梁陳隋也罷，梁唐晉漢周也罷，都是中國歷史上最為動亂不寧、戰禍相繼的年代，這期間的文學史出現空白、斷檔、走彎路，是不足為奇的。如今，民族騰飛，國家復興，那麼，與之相稱的「盛世文章」、「漢唐景象」，也是自然而然必將到來的事情了。因此，在這千載難逢的盛節裡，真誠期望第二個千禧之年，帶來中國文學更大的輝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