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杜審言恃才高以傲世……嘗語人曰：‘吾文章當得屈宋作衙官，吾筆當得王羲之之北面。’其矜怪類此。」
這位老先生是杜甫的祖父，而宋祁稱杜甫的性格，也得其祖真傳，是很「褊躁傲誕」的，沒準這倒是他們家族的基因遺傳了。文人愛口出狂言，非此一例，但像杜審言這樣有得狂的狂，多少還說得過去。那麼，一些無得狂的狂的作家，蚍蜉撼樹，螳臂當車，就要令人笑掉大牙了。後來，「審言病甚，宋之問、武平一省候何如，答曰：‘甚為造化小兒相苦，尚何言然，吾在久，壓公等，今且死，固大慰，但恨不見替人云。’」這種當慣了老爺子的口氣，何其耳熟能詳呀！其實，大家明白，文學成就的高低，與年齒的增加，並不成正比的。因此，老作家不等於大作家。而尊老是中國人的優良傳統，尊重其人，未必就是尊重其文。但作家一老，便把人們對其上了年歲的尊重，看作自己文學上令人高山仰止了。所以，這種當老爺子的慾望，愈老，也愈強烈，杜審言自然不是唯一的例子。
如：「元萬頃時謂北門學士，供奉左右或二十餘年。萬頃敏文辭，然放達不治細檢，無儒者風。」如：「凡天子饗會遊豫，唯宰相及學士得從……帝有所感，即賦詩，李適等學士皆屬和。當時人所歆慕，然皆狎猥佻佞，忘君臣禮法，唯以文華取幸。」如：「閻朝隱，性滑稽，屬詞奇詭，為武后所賞，累遷給事中，仗內供奉。後有疾，令往禱少室山，乃沐浴伏身俎盤為犧，請代後疾。還奏，會後變愈，大見褒賜，其資佞諂如此。」
這些御用文人，十之九都非善類。明代的沈德符描寫過：「詞臣日偃戶高臥，或命酒高會而已。」好像很輕鬆，很瀟灑，除喝酒做詩外，就是睡大覺了。其實不然，能巴結到統治者身邊的文人，絕對是拍馬屁、哄皇帝老子開心的高手，而且要鞏固住御用的地位，必無所不用其極地上拍下踹，獨領皇帝對他的恩幸，還不遺餘力地做皇帝在文化界的耳目，以誅殺同類來邀寵討好。元萬頃等文人，實際是宮廷裡用來分宰相行政權的特別秘書班子，一時間，權重勢熾，是炙手可熱的差使。唐代，宰相在南衙辦公，而這些直接受命於高宗或武后的文人，都是從北門進宮，舞文弄墨，插手政治，人們才把這些品格卑汙、行為齷齪、輕浮淺薄、不講廉恥的文人，蔑稱之為「北門學士」。
據《朝野僉載》，這類墮落文人的醜態，更有甚者。如：「唐天后梁王武三思為張易之作傳，雲是王子晉後身，於緱氏山立祠。詩人才子佞者為詩以詠之，舍人崔融為最，後易之赤族，佞者並流嶺南。」如：「唐天后內史宗楚客，性諂佞。時薛師有之寵，遂為作傳二卷。論薛師之聖，從天而降，不知何代人也。釋迦重出，觀音再生。期年之間，位至內史。」如：「崔湜諂事張易之與韋皇后，及韋誅，復附太平公主。有馮子都、董偃之寵。妻美，並二女並進儲闈，得為中書侍郎平章事。有榜之曰：‘託庸才於主第，進豔婦於春宮。’」如：「唐天后時，張岌諂事薛師，掌擎黃膜隨薛師後，於馬旁伏地承薛師馬蹬。侍御史郭霸嘗來俊臣糞穢，宋之問捧張易之溺器。並偷媚取容，實名教之罪人也。」
無行文人之下流無恥，莫過於此了。崔融、宗楚客之流，竟以詩文來諂媚溜舔武則天的面首張易之和僧人薛懷義，宋之問甚至為張易之捧尿壺，還做出不堪入目的樣子獻媚權貴。如此不擇手段的阿諛奉承，說他們是名教之罪人，是一點也不錯的。最下作的，還數那位崔湜，他「美容儀，早有才名，與兄弟等並有才翰，列居清要，每私宴之際，自比王謝之家」。就這樣一個貴家子弟出身的文人，竟以自己的姿容，甘為男妓，去當太平公主的面首。這還不夠，為撈到一份官職，把老婆和兩個女兒送到東宮，供太子尋歡作樂，連最後一點人味也喪失殆盡了。
一個文人，琢磨怎麼樣走門子、拜碼頭、串高門、攀名流的話，研究如何去捧臭腳、拍馬屁、當走狗、賣靈魂的話，這樣無行下去，文壇便真的成了魑魅魍魎的世界了。就是那個捧尿壺而自得的宋之問，看到另外一位詩人劉希夷寫的一首《代悲白頭吟》，其中有「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的絕妙聯句，嫉妒得要死，自己又寫不出，於是找人用沙袋壓死了他，將這首詩竊為己有。
無行到了極點，便無法無天了。所以，宋祁在《新唐書·文藝》的序文裡，一上來就談到文人中的這類小人，「恃以取敗者有之，朋奸飾偽者有之，怨望訕國者有之」，不勝感慨系之。
在他這篇著作中，被點到的還有：
如：「孟浩然，有文無行，好蒲博嗜酒，娶妻唯擇美者，俄又棄之，凡四五娶。」生活上的不檢點。如：「劉太真，遷禮部掌貢士，多取大臣貴近子弟，坐貶信州。」作風上的不正派。如：「崔元翰，好學，老不倦，用思精緻，馳騁班固蔡邕間。以自名家，怨陸贄李充，乃附裴延齡。延齡表鉤校京兆，妄費持吏甚急，而充等自無過，訖不能傅致以罪雲。」品質上的不可信。如：「李益，少痴而忌克，防閒妻妾苛嚴，世謂妒為李益。」精神上的不健全。據說，他為了防止妻妾紅杏出牆，每晚要在她們房屋四周和門口，撒上白粉，作為隔離帶，一出去就必留下足印。如此禁錮防範，簡直成了變態狂人。
所以，文人無行，在唐代是比較普遍的現象。《太平廣記》卷一八三引宋孫光憲《北夢瑣言》：「唐末舉人，不問事行文藝，但勤於請謁，號曰精切。」一直到宋代，秦觀在《謝王學士書》中嘆息：「每觀今時偶變投隙之士，操數寸之管，書方尺之紙，無不拾取青紫為宗族榮耀，而己獨碌碌抱不售之器以自濱於飢寒。」可見一時風氣。
甚至詩壇的初唐四傑，同時代的有識者對他們的品格和行為，也是不以為然的。宋朝孔平仲《續世說·識覽》中指出：「王、楊、盧、駱，謂之四傑。裴行儉曰：‘士之致遠，先器識而後文藝。勃等雖有文才，而浮躁淺露，豈享爵祿之器耶！楊子沉靜，應至令長，餘得令終為幸。’」他預言的表現較好的楊炯，也是一個「為政殘酷」的人，「人吏動不如意，輒搒殺之。又所居府第，多進士亭臺，皆書榜額，為之美名，大為遠近所笑。」說到底，也是一個不怎麼樣的淺薄文人。
裴行儉是一個政治家，不能算純粹的文人，他是以常人的心理來看待文人的。「享爵祿」，當然未必是文化人的終結目標。但是，作為一個作家，那應該是最有文化的。作家的文化是表現在知識的豐富和行為的成熟這兩個方面。因此，切莫在知識上和行為上都不及格。為文，為人，對作家來講，如鳥之雙翼，缺一不可。
否則的話，一個打折扣的「浮躁淺陋」的作家，總是會被人所不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