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時期，知識分子尚空談，好玄學，崇虛渺，貴無為，成為風氣。那時的文化人也挺有意思，服五石散，喜逍遙遊，清高出世，語必黃老，反映在詩歌創作上，便是鍾嶸批評的那種「理過其辭，淡而寡味」的玄言詩。而謝靈運始興的這種山水詩，則是對這種空泛詩風的一次反駁。他是用他的大量作品，來實踐他的文學主張，而領風氣之先，從而歷代的研究者才認定謝靈運在文學史上的位置。和現在一些人所吹捧的，或自以為當仁不讓的，那些如何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作家，高舉這樣或那樣義旗的作家，動不動抹殺一切，是截然不同的。謝靈運在人品上，確有許多值得非議的地方，但在文品上，卻從來不用扳倒別人或咬誰一口的辦法來突出自己。
年輕時，他也曾「好臧否人物」，但後來，經他叔叔的勸告，「言論自此哀止」（《宋書·謝瞻傳》），就用自己的大量詩歌來證明他的存在了。只有作品才是最有說服力的東西，光在那裡不斷地發表宣言，要大家奉之為圭臬，可又拿不出一定數量和一定質量的作品來佐證自己的文學見解，這些人的癟三相，真有些類似魏晉人的空談。大概耍嘴皮子是中國人千百年來不曾死絕的惡習，如今那些充斥在報章上的，只有他革命，而別人不革命或反革命，或乾脆不準別人革命的種種文學惡少的言論，一派扯淡之聲，也確是讓人搖頭。遺憾的是，魏晉人空談的時候，至少還有清雅飄逸、灑脫不俗的器識和風度，可在這些惡少身上，卻是絲毫找不到的。
謝靈運的詩，曾被《詩品》譽之：「為元嘉之雄。」一提山水詩，就想起謝靈運的名字。但所謂詩人的「窮而後工」，對謝靈運是不合適的，他是非常輕鬆快活，完全是天才所致，成為大家的。所以，詩人的「憤怒」和「飢餓」出詩人說，也不能絕對化地要求。至少，對謝靈運不合適。所以，他敢自吹，天下的才華一共是十鬥，曹子建獨得八斗，他得一斗，其餘的人共分一斗。可見他多麼的張狂了。
晉人南渡，講究門閥等級制度的社會未變，詩人恰巧生在了頂尖兒的「朱雀橋畔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的王、謝豪門，這就註定他是個縱情享受、逍遙自在、姬妾環繞、僮僕成群的太快活的公子哥兒。當時士族和非士族的界限分明，等級森嚴，所以才有「舊時王謝堂前燕，飛人尋常百姓家」的感嘆。生於豪門的謝靈運，一齣世，就和權勢、金錢、名望、家族力量聯結在一起。
成年後，襲祖職，「封康樂公，食邑三千戶」。由於這樣一個極其優裕的貴族世家的環境，又有這樣一個源遠流長的家族文化背景，養成他自由不羈、放任奢豪的性格。隱則自詡為山中宰相，出則宮掖為太子賓客，在家田連阡陌，富甲一方，在官率意而為，放任行事。史書稱他「車服鮮麗，衣裳器物多改舊制，世共宗之」（均見《宋書·本傳》）。他「每出入，自扶接者常數人。民間謠曰：‘四人攜衣裙，三人捉坐席’是也」（《宋書·五行志》）。尤其「好為山澤之遊，窮幽極險，從者數百人，伐木開徑，百姓驚擾，以為山賊」（《資治通鑑·宋紀四》）。這樣的遊山玩水，謝大詩人也太過分了。
由此略知他的一生，也可以說是雅皮士的一生。按他領導服裝新潮流的勇氣來說，要是生在今天的話，也許會成為皮爾·卡丹式的人物。然而，他不滿足於這種闊綽的生活，因為他「文章之美，與顏延之為江左第一，縱橫俊發，過於延之」。這些名氣、聲望、成就，加上自負，那根詩人的神經，就開始膨脹起來，漸漸不安於位，總是討價還價，「自謂才能宜參權要，常懷憤悒」，一門心思要做官，而且要做大官了。
詩人最好就只是作詩，一旦想得詩以外的東西，就要出問題。
他甚至插手政權的最高層的矛盾。《資治通鑑·宋紀二》載：「南豫州刺史廬陵王（劉）義真，警悟愛文義，而性輕易，與太子左率衛謝靈運、員外常侍顏延之、慧琳道人情好款密。嘗雲：‘得志之日，以靈運、延之為宰相，慧琳為西豫州都督。’」能夠得到如此明確的許諾，可見在宮廷鬥爭中捲入之深。凡錯誤地估計客觀形勢的人，總是先對自己的估量錯了。詩人根本不知道自己吃幾碗乾飯，不知道天高地厚、東南西北，這就是可怕的感覺失靈了。
只要不知道自己吃幾碗乾飯的文人，不是伸手想撈點什麼，就是張嘴想說點什麼，總而言之一句話，就是不那麼安分了。
謝靈運偏熱衷於仕途，但是天真的詩人哪是職業政客的對手呢？「徐羨之等惡義真與靈運等遊，義真故吏範晏從容戒之。義真曰：‘靈運空疏，延之隘薄，魏文帝所謂文人類不護細行者也，但性情所得，未能妄言於悟賞耳。’於是羨之等以為靈運，延之構扇異同，非毀執政，出靈運為永嘉太守，延之為始興太守。」他沒有想到，劉義真為之說好話的結果，連這位候補皇太子也給外放了。
後來大臣們到底把劉義真幹掉，擁立了劉義真的弟弟劉義隆。刀光劍影，血灑宮廷，還不足以使謝靈運清醒，詩人總是看到對自己有利的一面而神魂顛倒。因為宋文帝還建康後，徵他為秘書監，「賞遇甚厚」，便又二百五起來了。
其實，封建統治者看詩人，比喻得動聽一點，是牆上掛的一幅字畫，蛋糕上嵌的一顆紅櫻桃，中看不中用的裝飾品而已。《宋書·本傳》載：謝靈運「既自以名輩才分應參時政，初被召，便以此自許。既至，文帝唯以文義見接，每侍宴談賞而已」。賞花吟月，陪坐聊天，奉旨賦詩，歌功頌德，謝先生的任務，也就是擺擺樣子的，表明皇帝如何地偃武修文，如何地尊儒重士，如何地太平氣象外，陪著開開心，解解悶，使得龍顏大悅，也就該打道回府。謝靈運不明白這個道理，所謂御用文人，和給皇帝搓背捏腳、按摩撓癢的小太監們，那地位也差不太多的，不過是要讓皇帝舒服罷了。但是，「王曇首、王華、殷景仁，名位素出靈運下，並見任遇，靈運意甚不平，多稱疾不朝直；或出郭遊行，且二百里，經旬不歸，既無表聞，又不請急。」
謝靈運以為鬧鬧情緒，甩甩架子，給皇帝一點顏色看看，會對他另眼相待。這就是詩人在自討沒趣了，皇帝會在乎他一個詩人的去留嘛？就算所有的詩人都患了虎列拉，死光了，劉義隆不照樣當他的皇帝！於是，一紙公文，將謝靈運解職回家，給了他一點面子，算是他請了病假。回到會稽的詩人，神經依舊，略無收斂之意，「遊飲自若」。前面提到的他一人出行，二百隨從的逢山開路，遇水搭橋，嚇得地方當局以為來了什麼叛軍，要加以防範的旅遊，足以說明詩人張狂到何等程度。結果「為有司所糾」，「坐免官」。後來，又被他的反對派狠狠奏了一本，誣告他「買兵器，結健兒」，要謀反。皇帝惱火了，「詔於廣州棄市」。
司馬光說：「靈運恃才放逸，多所陵忽，故及於禍。」詩人只活了四十二歲，正是創作旺期，把腦袋玩掉了。如果他不那麼折騰，不那麼張狂，不那麼樹敵，就寫他的山水詩，當他的大詩人，也許不至於弄到殺頭的地步。但走進了感覺誤區的人，能有陶淵明那後來的悟性也不易。這也就是我們在文壇上經常可以見識到的，那些老少二百五的表演所為何來的原因了。
這樣，固然也就多了一份熱鬧，但有這工夫，多寫點東西不更好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