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愈這個名字，之所以在中國文學史上佔有一席之地，其來有自，因他是一個具有開創意義的人物。那些活著的和死去的蓋文學小廟者，可曾有創新、領先、走在時代前面，令文學面貌一變的努力，並能在文學史上留下一筆嗎？如果回答為否，這種一廂情願，以為樹一個牌位，掛兩張舊照，放幾本著作，存數冊手稿，就會永遠被後人記住，那也忒自作多情了。
唐代的古文運動，說到底，是把丟掉的東西重新撿起來，所以又稱之復古。不過，韓愈並非全盤照搬地復古，而是在繼承古文傳統的基礎上，創造出全新的散文文體。雖然他主張「破駢為散」，恢復兩漢以來司馬遷、揚雄的自然質樸的文體，但他更主張「師其意不師其辭」「言貴獨到」「能自樹立」「辭必己出」「文從字順」「惟陳言之務去」。然而，去陳出新，談何容易。所以，他在《答李翊書》裡說，創新是「戛戛乎其難哉」的事情，問題還在於新生事物，不但不會得到習慣勢力、保守思想的接納，更會被抵制、被非難，甚至受嘲笑、受打擊。但他堅信，只要能夠「處心有道，行己有方」，頂住壓力，衝鋒陷陣，古文運動的這場改革，在他看來，只要「用則施諸人，舍則傳諸其徒，垂諸文而為後世法」地堅守陣地，倒下再起，總是能夠盪滌浮華、掃盡豔麗，而奠定唐代古文基石的。
韓祠建成以後，又數十年，對韓愈崇拜之至、褒美之至的宋人蘇東坡，撰寫了一篇激情洋溢的碑文，現在，在潮州韓文公祠裡，還儲存著這塊碑石。其中贊他「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是皆有以參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以及「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於正，蓋三百年於此矣。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奪三軍之帥。此豈非參天地，關盛衰，浩然而獨存者乎？」。評價之高，可以說是登峰造極。宋人司馬光在其《答陳司法師仲書》說到韓愈，有「文章自魏晉衰微，流及齊、梁、陳、隋，羸憊纖靡，窮無所之。文公傑然振而起之，如雷霆列星，驚照今古」等文字，也是臻於極致的讚美。
錢鍾書在《談藝錄》裡，對宋代高抬韓愈的現象，有過一番諷刺：「韓昌黎之在北宋，可謂千秋萬歲，名不寂寞者矣……要或就學論，或就藝論，或就人品論，未嘗概奪而不與也。」
其實，北宋追捧韓愈，是一種必然，北宋立國以後，到真宗、仁宗之際，適與陳子昂《登幽州臺》問世時的唐代，從貞觀之治，到武后臨朝，同處於盛世光景的輝煌中。因此，對於前朝文學遺產的揚棄，對於當代新興文學的建立，遂成迫切的要務。而北宋所承接五代文學，除了綿軟無骨的花間詞，便是空泛無物的西昆體，可謂烏煙瘴氣，不成氣候，與前朝的「梁陳宮掖之風」，浮豔駢偶之文有得一拼。於是，以韓愈為樣板，歐陽修、尹師魯奮起撥亂反正，加之司馬光、王安石、三蘇、兩曾等的創作實踐，使文學重歸於正道。唐宋八大家，唐二宋六，證明宋代散文的發展，要進步於唐。
北宋的詩文革新，也是在阻力多多、障礙重重的程式中前行。嘉祐二年（1057）歐陽修以翰林學士身份，主持進士考，選了蘇軾、曾鞏一批務實的、不作花哨文字的新秀，而將時望所歸的好浮豔、尚華麗、講形式、乏內容的考生除外，因為他們的文章繡腿花拳，華而不實。歐陽修本意，希望通過提倡什麼、反對什麼，來促進一代文風的改變。結果，事與願違，開封城裡，竟引發了一場落榜考生鬧事的風潮。在官道上包圍住主考大人，興師問罪，幸虧當時不興扔臭雞蛋、摔西紅杮，否則，歐陽修真的吃不了兜著走。「及試榜出，時所推譽皆不在選。囂薄之士候修晨朝，群聚詆斥之，至街司邏吏不能止。」（宋人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
由此可以想象，北宋文人也許因為惺惺相惜的心理，深感唐代韓愈進行古文運動之艱難，出於同志式的知心、戰友式的敬意，筆下便情不自禁地拔高。《宋史·歐陽修傳》也將韓、歐一體而論：「文章涉晉、魏而弊，至唐韓愈氏振起之。唐之文，涉五季而弊，至宋歐陽修又振起之。挽百川之頹波，息千古之邪說，使斯文之正氣，可以羽翼大道，扶持人心，此兩人之力也。」不過，即使在北宋，韓愈成為搶手的績優股，溢美誇飾，不絕於口的同時，也有清醒者，既認可他、肯定他，也看到他的不足、他的欠缺。譬如司馬光在《顏樂亭頌》中說：「韓子以三書抵宰相求官……如市賈然，以求朝夕芻米僕賃之資，又好悅人以銘志，而受其金，觀其文，知其志，其汲汲於富貴，慼慼於貧賤如此。」譬如歐陽修在《與尹師魯第一書》中說：「前世有名人，當論事時，感激不避誅死，真若知義者；及到貶所，則慼慼怨嗟，有不堪之窮愁，形於文字，其心歡戚，無異庸人。雖韓文公不免此累。」這就是歷史的視覺差距了，歷史看一個人，總是聚焦於忠奸賢愚的主要方面，而模糊其小是小非的次要方面，如同電子學上的柵極作用，年代愈久，光輝的部分愈被燭照，愈被強調；時間愈長，無關緊要的部分愈益淡化，愈益虛無。
於是，後人只記住「千秋萬歲，名不寂寞」的韓文公，而不在意「或就人品論」的其實「無異庸人」的韓昌黎。
韓愈一生，最有影響、最為風光的一件事，為「文起八代之衰」的復興古文運動；最為英雄、最為知名的一件事，為「忠犯人主之怒」的諫迎佛骨事件。唐元和十四年（819），佞佛的憲宗李純要將法門寺的佛骨，迎至長安，供人敬奉。出於捍衛道統，出於尊儒排異，或出於自我感覺良好，此前一年，「公以裴丞相請，兼御史中丞，賜三品衣，為行軍司馬，以功遷刑部侍郎」（見《年譜》），韓愈上《諫迎佛骨表》：「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制，口不道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行，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李純閱後大怒，批示付以極刑。幸虧丞相裴度為之緩頰，保住了一條命，流放廣東潮州。
從此，人們記住了上書「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信，亦可知矣」的錚錚鐵骨，記住了那首「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陽路八千」的悲壯詩篇，然而，並不在意他反佛闢佛的同時，卻與和尚們交往頻密。令人不可理解的，這位反佛人士的府邸裡，老衲出入門庭，小僧趨前奔後，而且據宋人朱熹說，那都是些酒肉無賴之輩，就不知這位非佛主義者韓愈所為何來了。到了潮州以後，又與一位名叫大顛的法師，結為莫逆之交，書來信往，甚為投契。欽慕之，服膺之，連蘇軾也認為韓愈的拒佛，「其論至於理而不精，支離蕩佚，往往自叛其說而不知」，所以，東坡先生為了他心目中一個完整的，而不是人格分裂的、自相矛盾的韓愈，斷然聲言韓的《與大顛書》，為偽作，「退之家奴僕，亦無此語」。
其實，人有長短，物有好壞，君子心裡有小人的因素，偉人身上有痞子的影子，高尚的人未必不卑鄙，而王八蛋也許並非一無是處，這才是一個真實的複雜世界。雖然，儒學原教旨主義者將復古重儒的韓愈，在孔廟配享的排位，列於孟軻之後，等同於聖人。但聖人並非完人，他被髮配到潮州以後，巴結，甚至馬屁大顛法師，是否期待這位大德高僧，影響那位佞佛的唐憲宗，而對他被貶的政治處境有所改善呢？按他當年「三書抵宰相求官」的臉皮厚度，未必會不存此心。
韓愈終於登上華山，在其《答張徹》詩中，有「洛邑得休告，華山絕窮陘」句，用他最害怕的這個「窮」字來形容他那次華山之行的路陘，可見對這次旅遊中想起來後怕膽戰的場面猶耿耿於心。那天，到達華山最高峰後，定睛環視，千峰壁立，萬丈深淵，立刻，頭暈目眩，魂飛魄散，整個人面如死灰，像散了架似的，顫抖不已，驚嚇得不成個兒。上山容易下山難，上山時，只看到腳前方寸之地，尚可勉為其難地行走，下山時，那腳下卻是命懸一線的生死之途，往下看，深不可測，往遠看，雲霧縹緲。稍一不慎，滑跌下去，連屍首都找不著。想到這裡，腿肚抽筋、渾身涼透的四門博士，哪敢再走一步。精神崩潰的他，完全失控，賴在山頂，竟放聲大哭起來。據唐人李肇的《唐國史補》：「韓愈好奇，與客登華山絕峰，度不可返，乃作遺書，發狂慟哭，華陰令百計取之，乃下。」
現在傳世的韓愈肖像，很是莊嚴肅穆，據五代陶谷說，弄錯了，那是南唐韓熙載的畫像。因為兩人都姓韓，都官至吏部，是真是假，姑置勿論。不過，如此一位準聖人，我還真是想象不出來，那一臉的眼淚鼻涕，該是一個什麼德行？
世界複雜，人更復雜，從出生到死去，自始至終，處於矛盾當中。因此，這個矛盾的組合體，有其長，必有其短，有其優，必有其劣。文人，只是多一點掩飾裝扮的功夫而已。所以，看人，要懂一點兩分法，而看文人的話，尤其那些大師，則必須一分為二，千萬別被他們唬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