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這位辜鴻銘不買賬，不怕鬼，不信邪，從1883年在英文報紙《華北日報》發表題為「中國學」的系列文章始，便以發揚國學、揶揄西學為己任。他先後將《論語》《中庸》《大學》譯為英文，推介到國外。據說，在他之前，因未有更好的譯本，孔子的這三部經典著作，在西方知識界未得廣泛反響，至此，才有更多的傳播。從1901年至1905年，他的一百七十二則《中國札記》，分五次發表，反覆強調東方文明的價值。
辜鴻銘認為，「要懂得真正的中國人和中國文明，此人必須是深沉的、博大的和純樸的」，因為「中國人的性格和中國文明的三大特徵，正是深沉、博大和純樸，此外還有靈敏」。在他看來，美國人博大、純樸，但不深沉；英國人深沉、純樸，卻不博大；德國人博大、深沉，而不純樸；法國人沒有德國人天然的深沉，不如美國人心胸博大和英國人心地純樸，卻擁有這三個民族所缺乏的靈敏；只有中國人全面具備了這四種優秀的精神特質。所以，辜鴻銘說，中國人給人留下的總體印象為「溫良」，「那種難以言表的溫良」。在中國人溫良的形象背後，隱藏著「純真的赤子之心」和「成年人的智慧」。
他用英文寫成的《中國人的精神》（thespiritofthechinesepeople）一書，對於西方世界產生很大的反響，據說，一些大學哲學系將其列為必讀參考書。其文章受到歡迎的熱烈程度，還沒有一個其他的中國文化人，可以相比擬。托爾斯泰與他有書信往來，聖雄甘地稱他為「最尊貴的中國人」，羅曼·羅蘭說他「在西方是很為有名的」，勃蘭兌斯說他是「現代中國最重要的作家」，英國作家毛姆親自來到北京，到他柏樹衚衕的寓所拜見他，向他求教，可見世人對他評價之高。
由於辜鴻銘非常瞭解西方世界，又特別崇尚中國文化，所以才有力斥西方文化之非的言論，如「美國人研究中國文化，可以得到深奧的性質；英國人如果研究中國文化，可以得到宏偉的性質；德國人研究中國文化，可以得到樸素的性質；法國人研究中國文化，可以得到精微的性質」。對於中國文化的推崇，到了如此地步，姑且不對這種趨於極端的一家之言做出是非的判斷，但在二十世紀初，積弱的中國，已經到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地步，他能夠說出這番中國文化優越論的話，也還是有其警世之義的。
當時，嚴復和林紓把西方的文化翻譯和介紹到中國來，多多少少是帶有一點傾倒於西方文明的情結，但是，這位辜老先生，卻努力把中國的文化向西方推廣，或許是對這種膜拜風氣的逆反行為吧？他不但將《大學》《中庸》《論語》翻譯出去，他還著有《中國人的精神》，或譯作《春秋大義》，介紹中華文化的博大精深。這些譯文，在國外有很大影響，德國、英國甚至有專門研究他的俱樂部，不能不說是他對中華文化的傑出貢獻。
他的名字曾經很響亮過的，雖然現在已不大被人提起，可在二十世紀一二十年代，他卻是京師轟動，舉國側目，世所盡知，無不敬佩的一位大學問家。而且他的幽默，他的行徑，他的狂飆言論，他的傲岸精神，也曾製造出許多轟動效應並且膾炙人口。凡知道辜鴻銘這個名字的人，首先想到的是他的那根在民國以後的北平知識界中堪稱獨一無二的辮子，那是辜鴻銘最明顯的標誌。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第一個成就便是全中國的男人頭頂上那個辮子，一夜之間，剪光推淨，獨他卻偏偏留起來，自鳴得意。他在清廷，算是搞洋務的，按說是維新一派，但皇帝沒了，竟比遺老還要遺老，這也是隻有他才能做出的咄咄怪事。周作人說過，辜鴻銘是混血兒，父為華人，母為歐人，所以他頭髮有點黃，眼珠有點綠，更像洋人的他，卻一身大清王朝的裝扮，不是在戲臺子上，而是走在光天化日的馬路上，能不令人有目睹怪物之感嗎？
蔡元培任校長的北京大學，主張學術自由，主張開明精神，不光請這位拖辮子的遺老來講課，也請胡適、傅斯年、陳獨秀、周樹人兄弟這些新派人物執教。這些新文化運動者，儘管不贊成他的保守的、落伍的主張，但對他的學問卻是敬重的。當時，學校裡還有不少的外國教授，也都是世界上的一流學者。這些洋教授們，在走廊裡，若看到辜老先生走過來，總是遠遠地靠邊站著，恭迎致候，而辜氏到了面前，見英國人，用英文罵英國不行，見德國人，用德文罵德國不好，見法國人，則用法文罵法國如何不堪，那些洋人無不被罵得個個心服。就是這麼一個有個性的老頭子，不趨時，不趕潮，我行我素，誰也不在他的話下。一個人，能照自己的意志生存，能以自己的想法說話，活得有滋有味，有聲有色，達到這種境界，你能不為這個老漢喝一聲彩嗎？
有一次，一位新應聘而來北大的英國教授，在教員休息室坐著，見這位長袍馬褂的老古董，拄著根手杖，坐在沙發上運氣。因為不識此老，向教員休息室的侍役打聽，這個拖著一根英國人蔑稱為「pigtail」（豬尾巴）的老頭是什麼人？辜鴻銘對此一笑，聽他說自己是教英國文學的，便用拉丁文與其交談，這位教授對此頗為勉強，應對不上，不免有些尷尬，辜嘆息道：「連拉丁文都說不上來，如何教英國文學？唉！唉！」拂袖而去。碰上這麼一位有學問的怪老爺子，洋教授拿他有什麼辦法！
辜鴻銘的一生，總是在逆反狀態中度過。大家認可的，他反對，眾人不喜歡的，他叫好，被大眾崇拜的事物，他藐視，人人都不屑一顧時，他偏要嘗試。追求與眾不同，不斷對抗社會和環境，頂著風上，就成了他的快樂和驕傲。他說：蔡元培做了前清的翰林以後，就革命，一直到民國成立，到今天，還在革命，這很了不起。他說他自己，從給張之洞做幕僚以後，就保皇，一直到辛亥革命，到現在，還在保皇，也是很了不起。因此，在中國，他說，就他們兩個人堪為表率。
因此，他的言論，嬉笑怒罵，聳人聽聞，他的行徑，滑稽突梯，荒誕不經，無不以怪而引人矚目，成為滿城人飯後茶餘的談資。民國以後，宣統本人都把辮子剪掉了，他偏要留著，坐著洋車，在北京城裡招搖過市。他的喜聞小腳之臭，贊成婦女纏足，更是遭到世人詬病的地方。他也不在乎，還演講宣揚小腳之美，說寫不出文章，一捏小腳，靈感就來了，令人哭笑不得。不僅如此，他還公開主張納妾，說妾是立和女兩字組成，如椅子靠背一樣，是讓人休息的，所以，要娶姨太太的道理就在這裡，完全是一個強詞奪理的封建老朽形象。一位外國太太反對他贊成納妾的主張，問他，既然你辜先生認為一個男人，可以娶四個太太，那麼一個女人，是不是也可以有四個丈夫呢？這個拖小辮子的老頭子對她說，尊敬的夫人，只有一個茶壺配四個茶杯，沒有一個茶杯配四個茶壺的道理。
諸如此類的奇談怪論，不一而足的荒謬行徑，連他自己都承認是crazyku（辜瘋子）。這裡，固然有他的偏執和激憤，也有他的做作成分和不甘寂寞之心。他的性格，不那麼肯安生的，幾天不鬧出一點新聞，他就坐立不安，說他有表演慾、風頭欲，不是過甚之辭。然而，他也不是絕無政治頭腦，慈禧做壽，萬民頌德，他卻指斥「萬壽無疆，百姓遭殃」，公開大唱反調；辛亥革命，清帝遜位，他倒留起小辮，拜萬壽牌位，做鐵桿保皇黨。袁賊稱帝，勢傾天下，他敢罵之為賤種，並在當時的西文報紙上著文批袁；張勳復辟，人皆責之，他倒去當了兩天外務部短命的官。後來，辮帥失意，閉門索居，他與之過從甚密，相濡以沫，還送去一副「荷盡已無擎雨蓋，菊殘猶有傲霜枝」的對聯，以共有那「傲霜枝」的豬尾巴為榮。五四運動，社會進步，他又和林琴南等一起，成為反對新文化、反對白話文的急先鋒，但是他卻應蔡元培之邀，到「五四」發源地的北大去當教授，講英國詩，鼓吹文藝復興。北洋政府因蔡元培支援學生，要驅趕這位大學校長時，他支援正義，領頭簽名。他反對安福國會賄選，卻拿政客的大洋，可錢到了手，跑到前門八大胡同逛窯子。那些窯姐來了，一人給一塊大洋，打發了事，但妓女送給他的手絹，卻收集起來，視若珍藏。
正是這些譁眾取寵之處，使辜鴻銘成為人所共知的一個怪人。當時人和後來人所看到的，全是他的這些虛炫的表象。一葉障目，而對他的中外文化的學識，他的弘揚中國文化的努力，他在世界文化界的影響全給抹殺掉了。1896年，湖廣總督張之洞六十歲壽辰，祝賀客人中有一位進士出身，譽稱為「中國大儒」的沈曾植，作為張的幕僚，自然要應酬接待，盡主東之儀。在席中，辜鴻銘高談闊論東方文化之長，大張撻伐西方文化之弊，他發現自己講了許多許多以後，卻不見這位貴賓張嘴說過一句話，無任何反應。他不禁奇怪起來，先生為何緘默，不發一言？沒料到沈曾植的回答，差點將他噎死。沈說，你講的話我都懂，可你要聽懂我講的話，還須讀二十年中國書。兩年以後（請注意「兩年」這個時間概念），辜鴻銘聽說沈曾植前來拜會張之洞，立即叫手下人將張之洞所收藏的典籍，搬到會客廳裡，快堆滿一屋。幾無站腳之處的沈曾植，問辜鴻銘，這是什麼意思？辜鴻銘說，請教沈公，你要我讀二十年中國書，我用了兩年全讀了，現在無妨試一下，哪一部書你能背，我不能背？哪一部書你能懂，我不懂？沈曾植大笑說，這就對了，今後，中國文化的重擔，就落在你的肩上啦！
如今，敢有一位中國文人，說出這番豪言壯語否？
當然，辜鴻銘的中國文化一切皆好論，連糟粕也視為精華，成為小腳、辮子、娶姨太太等腐朽事物的擁護者，是不足為訓的。在政治上成為保皇黨，成為五四運動的反對派，則更是倒行逆施。然而，這位骨格傲岸的老先生，對於洋人，對於洋學問，敢於睥睨一切，敢於分庭抗禮，從他身上看不出一絲奴婢氣，這一點，作為一箇中國人來說，應是十分要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