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類是工科學校。如商船學校，分為海船製造與機關駕駛二科，學制為四年，以培養工程師、大副為目的。陳設有教室、實驗室、自修室、練船場外，還附設造船廠。供學員實習製造之用。工科學校的辦學宗旨是「工學並舉」，教師同時也是學校附設工廠的工程師，學生是半工半讀，相輔而行。所以培養出地人才大多既有理論基礎，又有實踐經驗，任職以後能夠很快發揮作用。北疆也設有工業高等專科，只是由於事業草創，分類不及日本這麼細緻。
北疆和日方原本有協議。既要聘請日方顧問也要聘請日方教師。顧問方面日本催得緊，秦時竹基本都已經辦好，但教師方面遲遲沒有全部到位，日方心裡也很急躁，按照他們地既定目標。是需要對華輸出大量教師，以便影響中國青年，因此在考察團參觀訪問的時候，一方面熱情接待。隨即又不遺餘力地大力推銷。教育系統地幾位官員心裡有數，對日本推薦的其他教師都不感興趣，唯獨聘請了20位西醫教師和10位法科教授。這是經過深思熟慮的結果，日本西醫學習歐美已取得相當成就，中國很多西醫名詞都是直接來自於日文翻譯，由日方發揮二傳手功能，比較合適。魯迅先生曾經在仙台醫學院受過藤野先生的教誨。聞得這次考察，特意推薦了自己的老師。夏海燕本身就是醫科出生，對於醫學相當熟悉，在她的把關下，20位理論精深，實踐經驗豐富的日本教師高高興興地接受了為期2年的客座教授聘書。至於法科，則是著眼於中國法律體制改革和健全司法地需要，日本在明治維新以前所用的法律體系與清朝有很多相象之處。這種親緣性遠較西方法律要來得大。而且對各種法學名詞的翻譯也以採用日文譯法比較得當。清末修律時，沈家本等修律大臣都是在日本專家的支援下拿出了等近代法案。要加速實現法律近代化，非繼續這條道路不可。
在東京的日子裡，除了重點考察教育之外，唐紹儀、熊希齡、禹子謨等還拜訪了很多日本地朝野名人。尤其是會晤了日本明治維新時期的財政名家、曾任大藏大臣的松岡正義。
在一間約有二十鋪席寬的客廳裡，眾人見到了松岡正義。松岡穿著一身寬大地和服，腳穿分為兩叉的襪子，儘管上了年紀．還是腰板筆直地坐著。他已經知道考察團到日本以後的工作情況，他很喜歡這群聰明好學的中國官員，特別是其中有婦女參與，更是由衷感到吃驚，認為中國的女權解放甚至已走在日本的前頭。對中國官員能有如此勤奮刻苦的工作態度和敬業精神感到高興，認為這種精神面貌是在前清官員上所看不到的。
「如果中國地官員能多一些像唐君、熊君、禹君這樣的人，那對於我們日本某些人來說，恐怕就不是件很好的事情了，哈哈……」
「感謝松岡閣下對我們的誇獎，我認為如果中國強大起來，對中日兩國都有好處。況且，不管兩國有過什麼樣的誤會，已經是過去的事情了，我們是真誠希望中日友好。」
「聽說唐君在中、俄交涉中很出色，現在看來所言不虛啊！」松岡大笑，「能有你這麼出色的人才輔佐，我相信秦時竹君將來一定能成一番大事業，可惜我不能和這位年青將軍會面……」
「臨行前，復生告訴我，希望盡力邀請一些日本名流，且對中國友好的人去中國看看，我相信如果松岡先生去了，秦時竹將軍一定會出郊30裡歡迎地……」
松岡意味深長地說：「中日關係，源遠流長，將來走勢如何，都掌握在你們手中，我已經老了，今後地航向，還要靠你們把握。」
松岡已看出了中日矛盾的不可避免，作為日本人，他無法擺脫日本國民地民族情結，但作為一個有眼光的政治家，又不同於狹隘的民族主義者，他的一番話語既隱晦又確實。
在廣東、福建相繼取消獨立，江蘇、安徽、江西討袁軍在軍事上陷於不利境地後，湖南都督譚延闓開始著了慌。他和程潛密議說：「湖南在上月25日宣佈獨立，從當時環境看，可以說水到渠成，除獨立外別無第二條路可走。現在我們處於四面楚歌之中，孤立無援，取消獨立，也可以說瓜熟蒂落。我想取消獨立，依靠黎元洪組保，可免生靈徐炭，還不失為一個好辦法，你以為如何？」
程潛不得不表示同意，並辭去軍事廳長職務，表示願意擔責任。湖南妥協空氣佔了上風，革命黨人上層迫於各方面的壓力，決定放棄抵抗，紛紛出走。譚人風、程潛等人先後逃往上海並轉赴日本，譚延闓遂於8月15日通告正式取消獨立，但譚又把許多革命黨人送去上海，繼續同革命黨人結好，以免對方做困獸之鬥。
繼廣東、福建之後，湖南取消獨立，而江蘇、江西的軍事態勢日益呈現惡化態勢。
徐州前線的失利和程德全政治上的打擊，使坐鎮南京的黃興面臨著嚴重惡化的軍事、政治形勢，一籌莫展。南京軍界不但接到程德全取消獨立的密電，南京衛隊營營長張鵬容還接到了程德全捉拿黃興的電令。張把程的電令報告了黃興，黃興悲憤萬分，企圖自殺，經部下一再規勸，遂於夜間乘日輪靜岡丸離開南京，一走了之——成事不足，敗事有餘，遇有艱難險阻，則一走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