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中國沒有形成穩定的市民階級，不通過思想教育讓農民當兵，就無法建設有凝聚力、有戰鬥力的軍隊。中國農民純樸的天性，吃苦耐勞的品質，易於服從和管理的作風，無不是一支優秀軍隊所需要的。這也是後世共產黨和國民黨勝敗立分的關鍵所在，強徵入伍、強拉民夫的國民黨只是收穫了一堆與自己離心離德計程車兵，而共產黨通過訴苦教育，土地改革讓農民從心底擁護，雖然因為農民易於管理的品質使得這些問題不容易顯現。等到了要緊關頭，農民的本性自然而然就會流露出來。
如果沒有這批穩定的兵員，逐鹿行動就是一場空。當然，在這場民族主義戰爭的洪流中，愛國學生會比農民有更高的覺悟，工人階層比農民有更好的組織性、紀律性，但前者是不可多得的技術兵種儲備，後者則直接關係到整個行動的裝備保障，不能輕易用來取代農民階層的角色。固然，人和人都是平等且有尊嚴的，但作為最高統帥，只能從最有利於民族、有利於國家的角度去思考問題，去犧牲哪一部分也是其中的取捨之一。
何峰早就做好了規劃，逐鹿行動當中要有大批次、有文化素養的學生擔任包括炮兵、裝甲兵、通訊兵、航空兵、測繪兵等在內的專業隊伍，而工人階級，會通過北方實業這個蓄水池逐步發揮作用。這個蓄水池在前面的戰爭中已經應用過一次了，即，三大軍工集團從北方實業徵調最優秀的技工，北方實業從全國其他產業徵調最出色的技工，通過層層抽水，將中國工人的精華全部輸入到國防第一線；戰後，不必要維持高產量的軍工集團部分投產新裝備，部分將人員分流回北方實業，而北方實業必將進行更猛烈的產業擴張。
這個巨無霸式的、具有中國特色的壟斷企業已經發展得如此龐大，以至於連克虜伯、萊茵鋼鐵、西門子等等企業加在一起才堪堪與之匹敵，其與國家政權的緊密結合，更是令人瞠目結舌。這種體制，不必說，將來肯定是弊大於利的，但至少在現在，在現階段為了生存和發展而戰的中國，是有其獨特優越性的。等於是在中央集權未完成徹底改造的前提下，通過經濟戰線擁有對地方的額外掌控。這不僅挽救了太平天國已降呈現墮落趨勢的中央威權，更在經濟上造就了全國混一的大市場格局，有利於進一步開放與發展。
比如，在上海這樣一個敏感地區，對付不聽話的資本家和某些野心家，用軍事不行，用政治無果，用經濟就輕而易舉——北方實業瞬間就可以掐掉煤炭、電力、鋼鐵、有色金屬、航運、金融等等供應，讓你不得不低下頭來服從。
所以，按照這個道理，鐵路建設作為國策建設固然重要，也要服從逐鹿行動的整體安排……
但是，更多層面的原因是不能解釋的，解釋得太多，不但會將逐鹿行動的情況透露的太多，而且會引起不必要的戰略麻煩——英法可不會同意中國一方面出售武器給俄國，另一方面又在打俄國的主意。所以，這樣的情況只能用別的緣由加以掩飾。
固然，大的戰略行動是無法掩飾的，但可以加以偽裝，畢竟，興修這幾條鐵路是既定國策，也寫入了總統國情諮文，因此，秦時竹略加思考之後便道。
「兩位說的問題確實存在，也毋庸諱言，但是，事情並不是如此簡單。」秦時竹決定給內閣上一次課，「建設是一個層面，更重要的是，是政府資源掌控和動員能力，這決定著我們的成敗。」
「從古至今，中國的行政統治，一般只抵達到縣一級，縣級以下，都是依託鄉紳和家族展開，表面上看，能夠維持一個較為精幹的官僚體制，但在實際上，動員能力是非常不足的。因為縣級並不掌握緊急事態下真正需要的人力物力財力……遠的的不說，但說長毛初起之時，地方應對失措，最後只能通過團練來應付。」
清廷對太平天國的應對，是中國傳統政權統治的典型——龐大的統治金字塔，將行政力量集中在了縣甚至縣級以上，到處都是官僚，但真正幹事的很少。一個決策，從中央制定之後，要經過省、道、府、廳一系列疊床架屋的機構傳遞，然後才能到縣級，所有的事情都落實到了縣級，但縣級本身卻缺乏足夠的行政運作機制。上面千條線，下面一根針，無論是政、軍、財、法、學，到了縣裡，就是縣太爺一個人對付，使得他必須依靠當地氏族和名望之人輔助。運作順暢之時，相得益彰，政府保持了高效運作的效率，當地獲得了行政資源，但大多數時候運作是不順暢的，當地的名望志士的目光和利益只侷限於家鄉，對於家鄉以外的變故，極少願意投入資源，這就恰恰印證了在農民起義風暴中，各地不是將力量結合起來予以彈壓，反而試圖鞏固自己的一畝三分地，結果被農民起義的浪潮給個個擊破。
因此，在秦時竹的執政理念中，一直對政府動員能力有偏執狂一般的熱衷，他一方面大力削減省、縣之間的重疊機構，另一方面大力加強縣級行政力量，甚至已經進行試點，在諸如遼陽這樣的現代城市將行政推進到鄉鎮一級。只有從上到下的層層動員並進行資源整合，才能實現國家力量的最大化，也可以避免甲午時期那樣的極端惡劣情況——同樣是國家海軍組成部分，北洋水師被集中使用的日本打得落花流水，而南洋水師還在一旁看風景。
每一個鐵路建設員工，每一個國防軍的將士，都是動員體制下的螺絲釘，只有越來越多人見識過場面，經歷過動員，才能在緊急狀態下成為可以投入使用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