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很多古代史料，往往只記錄大要而忽略細節，重結論而輕過程，多高層而少下層，所以很多事件—尤其是民間的事件—記錄語焉不詳，框架雖在，細處缺失。後世之人，只能從字裡行間的蛛絲馬跡去猜測。像徽州絲絹案，在《明實錄》裡只有一句描述。光看那個，研究者恐怕只會當其是一場普通民變，一掠而過。
感謝程任卿，能保留下這麼多材料，我們才得以窺到當年那一場大辯論的真實風貌，從起因到結果，從官府態度到民眾反映，無不歷歷在目，生動無比。
這篇小文裡有大量細節描寫，絕非「鍵者」杜撰腦補，實在是《絲絹全書》裡收錄的資料太細緻的緣故。明代民間縣一級事件，能記錄到這種程度的，可謂絕無僅有。
（附截圖一張，足見裡面提供的史料詳細到什麼程度—差不多可以當電影指令碼來用了。）
程任卿的這個斬監候，一候，就侯了二十年。後來有個做官的同鄉叫餘懋學，上書給他喊冤，最終得以改回充軍，並被髮遣到邊疆。程任卿這人也真有能耐，戍邊期間居然還立了大功，當上了把總，最終榮歸故里。
婺源人民，始終記得這位抗爭英雄，也在《婺源縣誌》裡的義士傳裡留了一個位置給他。而《絲絹全書》，也因此流傳至今。
程任卿的事，就這麼結束了。但絲絹的故事還沒完。
萬曆二十年（1592年）前後，距離徽州絲絹案已經過去十幾年。這件塵封已久的案子陡然又被掀開一角，顯露出了一個此前幾乎沒人留意的驚天細節。
掀開這一角的，是一位婺源籍的官員—南京戶部右侍郎餘懋學。他忽然上了一道《豁釋絲絹大辟疏》，為程任卿乞求減刑。在這篇疏裡，餘懋學講述了當年徽州之亂期間發生的一件隱秘往事，而且牽涉了一位曾經的大人物—張居正。
萬曆三年，餘懋學時任南京戶科給事中，以敢言直諫而著稱，先後數次上書，批評張居正的種種政策太過操切，言辭十分激烈，是變法的反對者之一。尤其是萬曆五年「奪情」事件之後，張居正把餘懋學削職為民，趕回婺源老家永不敘用。
餘懋學返回婺源之時，正趕上徽州之亂爆發。
當徽州絲絹案爆發之時，有人來找餘懋學助威。餘懋學為人比較警惕，沒有答應，只是寫了封信給徽州知府，勸說恢復舊制。結果戶部尚書殷正茂誤以為他也參與其中，還寫信來詢問。餘懋學忽然意識到，這是張居正餘怒未消，打算藉機懲治自己，便行事更為謹慎，閉門不出，也不與別人來往。
萬曆五年八月前後，暴亂差不多結束了，官府開始四處抓人。可奇怪的是，無論是兩院還是兵備道，首先發出來的緝拿令，都口口聲聲說是豪右宦族作亂。
餘懋學這個說法，在《絲絹全書》裡也有佐證，其書裡收錄了《查豪右牌面二張》《按院再議均平查訪豪右憲牌》《都院再訪豪右憲牌》三份檔案，都是各級官府的明發檔案。另外還有一份歙縣人的舉報信，說五縣暴亂的主謀，在於「二三豪右，坐地主盟」。
官府為什麼把矛頭對準當地土豪鄉宦？餘懋學認為，這是得自張居正的授意，試圖把他也攀扯進來，好進一步報復。
按照餘懋學的說法，在事件期間，張居正給應天巡撫胡執禮寫了封密信，指名說婺源大亂的根源，在於前南京尚寶司卿汪文輝和餘懋學；同時張居正還指使都御史王篆，寫了一封信給應天巡按鄭國仕，說餘懋學和另外一個叫洪垣的婺源鄉宦是主謀，一定得嚴懲。
甚至連殷正茂，都親自給徽州知府寫信，暗示餘懋學和暴亂的關係。
種種壓力之下，各級官府不得不積極行動起來，開始大張旗鼓地抓捕當地豪強。可命令傳到了徽州府這一級，態度陡然消極下去—這完全可以理解，朝廷與基層之間隔著一道鄉紳，要實施有效統治，不爭取到他們的合作是不行的。
徽州府若是傻乎乎地聽從上級指示，使勁打擊當地豪右，那會得罪一大片人，以後管起來就更難了。所以徽州府給朝廷回了一封公文，叫《本府回無豪右申文》，不用看內容，光看標題就知道：「本府不存在豪右，自然也就談不上抓捕了。」
胡執禮和鄭國仕本來也只是迫於張居正的壓力，才發牌捕拿。現在徽州府否認，加上餘懋學在北京的幾個朋友王錫爵、陸光祖、李世達等人也寫信過來勸其守正，撫、按兩院樂得順水推舟，改口說既然不是豪右作亂，那一定是生員鬧事，改抓他們吧。
然後，這才有抓捕程任卿等人的動作。
在給這些人議罪之時，張居正因為找不到餘懋學的罪碴兒，心裡很不爽，又聽說餘懋學跟程任卿關係不錯，便特意指示刑部要嚴辦。結果原本給程任卿判的是充軍，被張居正這麼一插手，最後變成了斬監候。
這些八卦，餘懋學本來是不知道的。他後來起復，重回官場。李世達和鄭國仕給他出示了張居正和王篆的親筆信，他才知道當年自己處於多麼危險的境地，自稱當時嚇得「毛髮猶為悚然」。
至於程任卿被判死刑，餘懋學認為不過是代他受過罷了。
餘懋學這次上疏，希望能夠申請豁免程任卿死罪，改判充軍流放。他還特意提及，當時的戶部尚書殷正茂致仕以後，隱居歙縣，也一直為釋放程任卿而奔走，說明他內心有愧。
餘懋學是言官出身，筆法厲害，為了替程任卿正名，狠狠地批評了一通朝廷對徽州絲絹案的處理意見，先後列舉了五不堪、五不通、四誣捏、四不協，如同檄文一般。
言外之意，整個徽州之亂，張居正得負首要領導責任，是他強行偏袒歙縣，強令戶部、應天兩院改稅，五縣人民，尤其是婺源人民被迫反擊，是有大義名分在的，不可以簡單地定義為「民變」。
餘懋學講的這個故事，我覺得真實性有待商榷。從推廣一條鞭法的角度出發，張居正確實對徽州之亂施加過一定影響力，但若說整件事情就為了針對一個回家待業的前言官，未免太過陰謀論了。最多是張居正摟草打兔子，順便而為罷了。
徽州之亂，究其過程，跟餘懋學本人真沒什麼關係，他單純是想多了。
有趣的是，別看餘懋學對徽州絲絹案有諸多批評之詞，卻隻字不提翻案之事。不光不提，他在文章最後不忘補上一句：「乃若絲絹均平，處分久定，臣不敢復置一喙，以滋紛擾。」
什麼意思？現在絲絹案已經過去了，我也不好多說什麼，免得再生變亂。
餘懋學心裡很清楚，徽州的「人丁絲絹」稅惹出那麼多風波，費了多少力氣才算談妥。他身為徽州人，可不敢輕易言改。萬一因為自己一言而再起紛爭，徽州上下，非把他吃了不可。
批判張居正容易，再辯論一次徽州的絲絹稅？還是算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