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年庚子，子午卯酉，大比之年，駱成驤放了貴州主考。鄉試主考，照例邊遠省分最先放，駱成驤從京裡動身時，義和團已經鬧得很厲害了，見啟秀辭行時，啟秀告訴他說：「等你回京覆命時，京裡就沒有洋人了。」那知洋人猶在，他的行囊資斧卻沒有了。
聽嚴修說罷經過，徐桐將臉一沉，「範蓀，」他擺出教訓的神色：「讀書明理，凡事不可不細加考察。義民忠勇奮發，向不貪財，否則會遭神譴，這明明是莠民假冒義和團乾的好事！」
嚴修還想爭，他的一個同年曹福元攔住他說：「算了，算了！駱公驌不過財去身安，劉葆真連條命都送在‘莠民’手裡了！」
「莠民」是假意避忌的說法，其實也是義和團。被殺的劉葆真，名叫劉可毅，江蘇常州人，光緒十八年的會元。此人精研麻衣相法，自道額有惡紋，恐有橫死之厄，而偏偏會試揭曉，玻璃廠賣「紅錄」，曾將他的名字錯刻為「劉可殺」。
這個傳遍九城的新聞，將劉可毅會試奪元的滿懷喜悅，衝得一乾二淨，而且憂心忡忡，寢食難安。等殿試已過，點了翰林，心裡便在想，詞臣不會犯殺頭的罪名，只有科場舞弊，如咸豐八年戊午科場案，縱非有心，亦難免有綁赴菜市口的可能。因此，每逢點考官，他人唯恐不得，獨獨劉可毅相反。本來，想派充考官難，不想當考官很容易，翰林點考官，須先經過一次考試，名為「考差」，如果不應考差，根本就不會點考官。可是，窮翰林舉債，都以「得了考差還」作為保證，如果根本不應考差，債主問一句：「拿什麼來還？」便無詞以對。所以劉可毅考差照樣參加，只是下筆草草，不望取錄。從入翰林以來，八年之中連個順天鄉試的房考官都沒有當過。
到了五月裡，義和團由近畿蔓延到京城，劉可毅一看勢頭不妙，找個藉口，請假回籍，想躲過這場劫難。那知冤家路狹，在潞河遇見一個無意之中所結的仇人。劉可毅未中進士以前，在一個親戚家當西席，有個廚子勾搭上了一個丫頭，幽會時為劉可毅撞個正著，一時多事，告訴了居停，廚子被逐，因而結怨。不想十年以後，這個廚子當了義和團的大師兄，一見劉可毅，自然不肯放過，劫持以去，下落不明。又有一說，是遇害了，「可殺」竟成惡讖。
聽得劉可毅故事，清秘堂中，慘然不歡，徐桐卻板起臉來說：「這是咎由自取！夷人欺凌，神人共憤，不赴君父之難，只想獨善其身，真是枉讀了聖賢書！」
「不過，老師，」曹福元說：「‘莠民’冒充義和團橫行不法，也該嚴辦才是！」
「那當然要嚴辦，我要面奏皇太后，請再降嚴旨。不過，‘福者禍所倚，禍者福所倚’，禍福無門，唯人自召，諸君只要存心光明正大，不投機，不取巧，雖在危城，亦必蒙神佑。」他搖頭晃腦地加了兩句：「勉之哉，勉之哉！」接著，便起身走了。
出了鑲黃旗官學，轎子抬往西華門，這是目前唯一的入宮之路，盤查甚嚴。徐桐是賞了「朝馬」的，通行無阻，轎子橫越禁城，直到寧壽宮前，「遞牌子」要見慈禧太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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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后正在召見慶王與榮祿，談的雖是戰局，但由近及遠，北起關外，南到江浙，亦等於綜觀全域性。
近的先談東交民巷使館區，「董福祥要大炮，我看，」慈禧太后說：「似乎不能不給他了！」
「不是奴才不給，有一層不能不顧慮。」榮祿是早就防到慈禧太后有此主張，預先想好了一個萬駁不倒的理由：「大炮必得架在正陽門或者崇文門城垛子上，居高臨下，打出去才管用，不過由南往北，大炮不長眼睛，怕打了堂子，怎麼得了？」
一聽這話，慈禧太后悚然而驚。「堂子」對漢人而言，是個絕不許闌入的禁地，就是旗人，除非是天潢貴胄，或者在內務府當差而主管祭祀的官員，亦無由得窺其究竟。因為如此，便有些離奇的傳說，道是堂子中所祭的是明朝名將鄧子龍。
明朝萬曆年間，日本豐臣秀吉徵朝鮮，明朝因為成祖的生母碽妃是朝鮮人，外家有難，理當援救。鄧子龍在萬曆二十六年，以副總兵的官銜，領水師從陳璘東征，與朝鮮統制使李舜臣共當先鋒。年逾七十的老將，身先士卒，銳不可當，以致在釜山以南的海面陣亡。
其時清太祖已經起兵，據說常微服至遼東觀察形勢，有一次為明朝東征計程車兵所擒，解送到鄧子龍那裡，一見投緣，私下放他出境。為了報答這番大恩，特為設祭。所以京城裡的人，提起堂子，都叫它「鄧將軍廟」。
又一說鄧子龍為國捐軀，殘而為神，在遼東的皮島上有他的廟。有一次太祖出戰不利，危急萬分，迫不得已在鄧子龍廟禱求神佑，結果竟得脫險，因而在遼陽立廟，每年元旦首先祭鄧將軍，如或怠慢誤時，鄧將軍就會在宮中顯靈。
這此說法，真相如何，已無可究詰，不過，堂子為皇帝家祭之所，祭事之鄭重，過於南郊祭天。猶如后妃不入太廟，慈禧太后亦沒有到過堂子，只是一提起堂子，便有懍懼之感。尤其有大征伐必祭堂子，如今在用兵之時，倘或堂子被毀，神失憑依，更何能庇佑三軍？
因此慈禧太后連連搖手：「算了，算了！那可動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