奕劻想了一會，點點頭說：「這個辦法可以，反正朝廷要這麼多錢，缺分的好壞，也是大家都知道的，公平照派，誰也沒話說。這件事，你跟瞿子玖去談一談。」
瞿鴻璣頗不以為然。他認為整頓財政，重在創行制度。而凡是制度初創，必然速效難期，行之既久，成效漸彰，才是一勞永逸之計。不然，何以謂之整頓？那桐聽他這麼振振有詞地說出道理來，無以相難，只得把攤派的辦法擱下下來。
一擱擱到秋天，袁世凱著急了，因為簡練新兵的計劃，自袁世凱的得力部下段祺瑞、馮國璋從日本參觀大操回來，加緊擬定，業已粲然大備，決定在京師設立練兵處，由奕劻以管理大臣掛名，而袁世凱以會辦大臣負其全責。以下有幫辦大臣，提調襄助，下設軍政、軍學、軍令三司，司下設科，科設監督。第一期練兩鎮兵，左鎮保定，右鎮小站，每鎮一萬兩千人。另挑滿洲、蒙古、漢軍二十四旗的閒散兵員六千人，編練一支「京旗軍」。至於各省則設督練公所，以督撫為督辦，下設兵備、教練、參謀三處，練兵多寡，量力而為。
各省練兵，袁世凱可以不管，左右兩鎮新兵，則已委出舊部，著手在招募了。有兵無餉，譁然生變，是件非同小可的事。所以袁世凱特派直隸藩司楊士驤進京公幹，其實是專為去見奕劻，催詢籌餉的切實辦法。
就在這時候，外務部與戶部的堂官有了變動。王文韶以大學士管理戶部，開去外務部會辦大臣的差使，調那桐為外務部會辦大臣兼尚書。達因為外務部四司，其中「榷算司」管理關稅及華洋借款，以及出使經費等等，無論開源節流，都與籌餉有重要關係。另一位會辦大臣兼尚書就是瞿鴻璣，每天在軍機處，不常到部，所以那桐調外務部，是為了「當家」去的。
而那桐人在外務部，卻仍能管到戶部的事，這也是奕劻與那桐想出來的辦法，在戶部特設「財政處」，命「外務部尚書那桐，會同慶親王奕劻、瞿鴻璣辦理戶部財政處事務」。這一來管理戶部的大學士王支韶，滿漢兩尚書榮慶、鹿傳霖的權力，便被大大地侵削了。
這繼那桐遺缺的榮慶，是蒙古正黃旗人，翰林出身，十來年工夫，爬到了內閣學士，翰林開坊，熬到這個職位，就快要出頭了，內轉當侍郎，外放做巡撫，入於庶境。但補缺有一定班次，蒙古學士卻不易遷轉。所以等了三年，內轉為「大九卿」末座的鴻臚寺正卿，再轉通政副使，外放山東學政，內調大理寺正卿，兜了一個大圈子，才做到倉場侍郎，還是署理。
倉場侍郎駐通州，專管天瘐正供的京倉，是個肥缺。榮慶的操守不壞，而且頗能除弊興利，因此，以和議成後會辦善後事宜，及充任政務處提調的勞績，調升為刑部尚書兼充管理大臣。
興學育才為新政要目之一，而舉國普設新式學堂，籌措經費，猶在其次，第一大事是訂學制。張百熙自受命為管學大臣以後，傾全力於此，每採西法，多所更張，而守舊派不僅大為不滿，竟是大起恐慌。其中又夾雜著旗漢之爭，以致新式學制備受攻擊。榮慶得以脫穎而出，為了他是旗人，又是進士，而賦性保守，正好用來抵制張百熙。
結果可想而知，必是彼此掣肘，一事無成。正好張之洞奉召入覲，他作過一篇洋洋灑灑的大文章，名為《勸學篇》，本意是戊戌政變之時，為了自辯其非新黨，寫這篇文章表明「中學為體」，不悖歷來聖賢的遺訓。而結果卻是獲致了不虞之譽，都道新式學堂以兩湖為最盛，全是張之洞的功勞，如今擬訂學制，自非借重此人不可。
因此，張之洞入覲之後，一直未回原省，奉旨「會商學務」，而實際上是由他一手主持。
張之洞有種很特別的脾氣，「凡所建設，必開風氣之先，而凡所主張，必與時尚稍殊，若有良友之諍諫，輿論之挽達，則持之益堅。」所以正當舉國競談時務之際，他對學制的擬訂，卻偏於保守，與張百熙不協，而與榮慶恰為同道。
這就意味著張百熙落了下風，榮慶是成功了。為了酬庸起見，調任榮慶為刑部尚書，再轉戶部，頂了那桐的缺。但他這個戶部堂官，只管例行公事，凡有更張，是奕劻、瞿鴻璣、那桐行使會辦戶部財政處的職掌，徑自議定上奏，並無榮慶置喙的餘地。
因為如此，楊士驤進京，催問餉源，不找榮慶，只找那桐幾經磋商，有了差強人意的結果。
「攤派是必不可免的了！」那桐斷然決然地說：「不管瞿子玖怎麼說，都不必理他。只要自信得過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