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今年如此重的稅收讓淪陷區如此重的稅收讓很多人家都陷入了絕境，很多人家一盤算，一年下來平均每個人一天連二兩糧食都得不到，頓時間整個淪陷區的國人都陷入了恐慌之中。
淪陷區的恐慌很快就傳回了歸綏，馬錚在喜得佳兒之後接到的第一封情報就是關於淪陷區的。對於淪陷區人民群眾的生活馬錚是深有體會，那是一種真真正正的亡國奴的生活。
不說日軍要欺負他們，日本浪人挑著一副狗皮膏楊旗就可以在整個淪陷區橫行霸道，而那些依附於日軍的漢奸偽軍更是為虎作倀，對日軍那是一個卑躬屈膝，但是面對自己的同胞時卻是另外一副嘴臉。
當得知整個淪陷區因為日軍徵糧而恐慌之時，馬錚敏銳的判斷出此時絕不簡單。日軍向淪陷區的農民徵糧那是常有的事情，據馬錚所知，在抗日戰爭期間，駐在中國大陸上的日軍作戰兵員多達百萬，這還只是直接上戰場參加戰鬥的戰鬥兵員的人數。再加上後勤及文職人員、僑民，人數甚巨。
糧食對軍隊生死攸關，是日本侵略軍能否賴在中國大陸上作戰的關鍵問題。但其軍糧耗量之大，運輸路線之長是日本本土力不能及的。再加上日軍在中國戰場由於連年的物質損失，本土逐漸斷絕了中國戰場日軍的給養，只滿足其武器彈藥需求，中國戰場日軍便被迫廣泛開展了現地自活運動。
起初，日軍每到一地就瘋狂掠奪糧行及民間糧食，在部隊駐地及兵站附近建立臨時糧倉，積備軍糧。稍後，日本侵略軍在各城鄉扶植維持會，責令其定時定量向日軍交解米糧、食油、禽肉、柴薪和菸酒等食品及日用品，以換取不濫施燒殺的空頭保證。
從1937年8月以來，隨著日軍軍事行動的順利推進，各地的偽軍以及偽政權之類的自治委員會陸陸續續成立，對日軍來說，提供軍糧是各級偽政權的重要「職責」和「義務」。僅浙江吳江一縣，淪陷之初，吳江偽政權從徵收的田賦給日軍糧餉尚少，1938年實徵法幣86萬元，1939年增至法幣135萬元。
但是在馬錚的記憶中，日軍不顧淪陷區的經濟狀況胡亂而又瘋狂的向中國農民徵收糧餉的事情應該是從1941年之後開始的，現在的日軍雖然瘋狂，但是多少還是會顧及淪陷區的經濟發展的，畢竟按照日軍的初步計劃，他們入侵中國並不是搶一番就走，而是要留在中國的，是要將中國徹底劃入日本的版圖。因此，將淪陷區的經濟搞垮並不符合日軍的利益。
但是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後，日軍本土壓力陡增，而南線戰場上同美軍爭奪日趨激烈，所以對中國戰場上的部隊的給養便限制的大了很多。到1942年的時候除了部分中國淪陷區不能生產的彈藥外，其他的物資幾乎不會再往中國戰場上運輸了，同時還要從中國戰場上掠奪回日本本土大批的物資原料。
所以，至此中國戰場上的日軍的部分精力逐漸轉移到了自給中來，沒有糧食就自己去搶去種，而1942年日軍更是發明了比掃蕩更加嚴酷的「清鄉」運動，清鄉運動開始以後，淪陷區田賦劇增。嚴重破壞了淪陷區的經濟發展，同時也逼迫的更多的中國人起來反抗日本人的殘暴統治。
但是現在的日軍還不至於如此不顧一切地徵收糧餉，而且此時太平洋戰爭還沒有爆發，日本國內還沒有受到多大的威脅，糧食生產也沒有收到影響，基本可以滿足部隊的需求。
就算是今年日軍在華北丟掉了不少地盤，但是華北地區真正產糧的地方卻幾乎沒有受到影響，日軍如此做就顯得有些不可思議。
而且華北地區剛剛經受過大戰，尤其是華北方面軍各年更是遭到了重創，這個時候日軍最緊要做的就是維穩綜治，而不是像現在這樣將整個淪陷區搞得人心惶惶，所以馬錚判斷日軍這樣做必定有其用意，但是他卻猜不到日軍到底要幹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