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神父能不能把英格曼神父收繳的武器退還給我。我今晚就離開教堂。」
「今晚上？到哪裡去？」
「還不知道。」
「隨便你到哪裡去，不帶武器比帶武器安全。」
戴濤不去跟法比討論怎樣更安全，只是直奔自己的目的：「能請你幫我這個忙嗎？」
「英格曼神父這時候已經睡了。」
「我知道，我是想，你一定知道英格曼神父把我的手槍和手榴彈放在什麼地方……」
「我不知道。……再說，知道了我也不能給你。」
「為什麼？」戴濤問。
「我怎麼能給你呢？武器是英格曼親自收繳的，還不還給你，也要他來決定。」
「那好，我去找英格曼神父。」戴濤擱下茶杯站起來。
「讓老頭兒睡個安生覺吧！」黑暗中法比的聲音完全是村夫的。
「他會睡得安生嗎？你會睡得安生嗎？」
「你也曉得他不得安生？從打你們進來他就沒得安生日子過了！我們都沒得安生日子過了！」
「所以我要走。」少校的聲音冰冷。
「你一個人走，不把你那兩個部下帶走，我們更不得安生！你要他們連累我們？連累我們十幾個學生？」
法比的話是厲害的，以揚州方言思考的法比此刻有著西方律師的犀利縝密。
「王浦生拖不了兩天了。李全有腿傷那麼重，怎麼走得了？」少校聽上去理虧了。
「走不了你就扔下他們不管？就跟你們對南京的老百姓似的，說甩下就甩下？」法比指手畫腳，一個個酒味濃厚的字發射在黑暗空間裡。「從來沒見過哪個國家的軍隊像你們這樣，敵人還沒有到跟前，自己先做了自己國民的敵人，把南京城周圍一英里的村子都放上火，燒光，說是說不給敵人留掩體，讓你們打起來容易些，結果你們打了嗎？你們甩下那些家都給你們燒光的老百姓跑了！」
這三十五年中，法比·阿多那多從來沒像此刻一樣感覺自己如此純粹地美國，如此不含煳地和中國人拉開距離。
「現在你跟你們那些大長官一樣，扔下傷的殘的部下就跑！」
戴濤的手已經握在瓷茶缸上，虎口張大，和四指形成一隻堅硬的爪子。沒有手雷，就用它消滅一個滿口雌黃的西洋鬼子吧。他和法比只隔一米多距離，撲上去，把那微禿的腦門砸開，讓他凸鼻凹眼的面孔後面那自認為高中國人一等的腦筋紅的白的全流出來。中國一百多年的屈辱，跟這些西洋鬼子密切相關，他們和日本鬼子一樣不拿中國人當人。他們在中國沒幹過什麼好事。他聽見瓷杯子砸碎顱骨的獨特聲響，以及一個就要完結的生命發出的獨特嗓音，嗓音消除了語言的界限，種族的界限，人畜的界限，這嗓音使他從憤怒到愉悅，再到陶醉，最終達到一種出神入化的境界……
戴濤慢慢放下瓷茶缸，向門口摸去。酒剛剛上頭，抓茶缸抓木了的手，正在恢復知覺。
「對不住。」法比在他身後說。
戴濤順著環廊走著，走過圖書館，閱覽室。剛才他用來剋制自己殺人的力氣，遠遠花得比殺人的力氣更大。他累得再無一絲力氣了，連走回那藏身的「鱉洞」的力氣都沒剩下。
戴濤這一夜是在祈禱大廳的長板凳上睡的。他空腹喝的三兩酒使他這一覺睡得如同幾小時的死亡。受難耶穌在十字架上，垂死的目光從耷拉的石膏眼皮下露出，定在他身上。
戴濤醒來的時候，天色剛有點灰白。他渾身冰冷，覺得跟椅子都凍成一體了。他從大廳走到院子裡。好幾天來第一次聽見鳥啼。不知道鳥懂不懂這是人類的非常時期，活下去的機率或許不如它們。
五分鐘後，他發現自己晃悠到後院的墓園來了。整個教堂，他最熟悉這裡的地形。當時他逃進教堂，就是在這裡著陸的。他撿起一根柏樹枝，用它當掃帚把一座水泥築的洋墓丘掃了掃。他不知道自己為什麼晃悠到墓園來。正如這幾天他大部分行為都漫無目的，缺乏意義。跟窯姐們打牌擲骰子他越來越煩。跟女人時時待在一塊原來是一件讓人煩得發瘋的事。而且是那樣一群女人，為一點雞毛蒜皮的小事也能吵半天。豆蔻死後，女人們都發了神經質，悲也好樂也好，都是歇斯底里的。開始他還勸她們幾句，後來他覺得勸也無趣，心真是灰到極點。前途後路兩茫茫，身為軍人和一幫脂粉女子廝混，倒不如幾天前戰死爽快。他的悲哀只有一個女人收入眼底，就是趙玉墨。
他想也許到墓園來自己是有目的的：來找被英格曼神父繳走的武器。他尋找武器做什麼？去找日本人報仇？做個獨行俠，殺一個是一個，假如捉到個當官的，讓他帶封信回去，信上寫：「你們欺騙了十多萬中國軍人，槍斃、活埋了他們，從今後你們背後最好長一雙眼……」
太孩子氣了。
但他必須找到武器。
這時他聽到身後有人說話：「早上好。」
戴濤回過頭，看見英格曼神父站在一棵柏樹下，像一尊守陵園的石人。神父微微一笑，走過來。
「這裡挖不出你要找的東西。」神父說。
戴濤扔下手裡的柏樹枝：「我沒在這裡挖什麼。」
「我看你是沒在挖什麼，」神父又一笑，逗逗少校的樣子。「你該知道，我們活著的人不應該佔這些尊貴死者的便宜，把打攪他們安息的東西藏在他們身邊。」
真有意思：英格曼的中文應該說是接近完美的，但怎麼聽都還是外國話。是異族思維繫統讓他用中國文字進行的異國情調的表達。
戴濤站起身，左肋的傷痛給了他一個面部痙攣。英格曼神父擔憂地看著他。
「是傷口痛嗎？」神父問道。
「還好。」戴濤說。
英格曼神父看了一眼墓園，以莊園主打量自己莊園的自負眼光。然後他把躺在墓裡的七位神父向戴濤介紹了一遍，用那種招待會上的略帶恭維的口吻。戴濤迫於自己將要提出的請求，裝出興趣和耐心，聽他扯下去。
「你是不是覺得這些西方人很傻，跑了大半個地球，最後到這裡來葬身？」英格曼神父問。
戴濤哪有閒心閒工夫去琢磨那些。
「你上次跟我談到，你們的總顧問是德國人法肯豪森將軍？我對他是有印象的。」他對著自己心裡的某個突發奇想短促地笑了一聲。「音樂是靈性的產物，哲學和科學又建築在理性基礎上，德國倒是盛產這三種人：音樂家、哲學家和科學家。他們也可以把經濟、軍事也理性化到哲學的地步。所以我認為法肯豪森將軍並不是個好軍事家，而是個好的軍事哲學家。也許我很武斷……」
「神父。」戴濤說。
英格曼神父以為他要發言，但他馬上發現少校剛才根本就沒聽他那番總結性漫談；他等於一直在獨白。他沉默下來，等待著，儘管他大致知道他要談什麼。
「我要離開這裡了。」少校說。
「去哪裡。」
「請你把我的武器還給我。」
「你走不遠的。到處都是日本兵。南京城現在是三十萬日本兵的軍營。假如你帶著武器的話，就更難走遠了。」
「我沒法在這裡再待下去。」戴濤想說的沒有說出來：他覺得在地下車庫裡，還沒死就開始發黴腐爛了。首先是精神腐爛了。
「你的家鄉在哪裡？」英格曼問道。
戴濤奇怪地看他一眼。「河北。」他回答。他父親是從戰火裡打出來的老粗軍人，身上十幾塊傷疤，連字都不識多少，想升官只有一條路：敢死。他的長兄和他都是軍校畢業生，兩個妹妹也嫁給了軍人。他的一家是有精忠報國血統的。但他只願意用最簡短的話來回答神父。
英格曼神父似乎看到了英氣逼人的少校的血統。因為他接下去說：「我看出你和其他軍人不一樣。很多中國軍人讓我看不起，從軍是為了升官發財霸佔女人。」
「您能把我的武器還給我嗎？」
「我們一會兒談它，好嗎？」神父說，「你成家了嗎？」
「嗯。」這個回答更簡短。
「有孩子？」
「有一個兒子。」說到兒子，他心裡痛了一下。兒子五歲，成長的路多漫長啊，有沒有他這個父親會陪伴他呢？
「我母親去世的時候，我才十歲。」英格曼神父說。
老神父的聲音裡一下子充滿那麼多感情，引起了戴少校的注意。
英格曼神父突然看見戴濤一邊嘴角發白。一定是長了口瘡。中國人把它歸結為心火太重。美國人歸結為缺乏維生素引起的免疫力下降從而被病毒感染。看來中、美兩國的診斷此刻都適用於這位少校。那個長口瘡的嘴角和另一個嘴角不在一根水平線上，因此他的嘴輕微有點歪斜，否則這張微黑的、稜角分明的臉龐應該更加英武。有這樣臉龐的男子應該文可著兵書，武可領兵作戰，但英格曼不能想象人類進入永久和平後，這張臉上會是什麼角色的面譜。
「我父親在我十六歲的時候去世了。」
「您就是在您父親去世以後皈依天主教的嗎？」
「我父母都是天主教徒。」英格曼說。
看到此刻的英格曼，任何人都會詫異，人到了他這歲數，還會那樣思念父母。
「我是二十歲開始學習神學的。那時候我得了嚴重的精神憂鬱症。」
「為什麼？」
「誰知道？反正就那麼發生了。」
英格曼其實沒說實話。那場憂鬱症的誘因是一次失敗的戀愛。他從少年到青年時代的珍重的一份愛情，他原本相信是由雙方暗暗分享的，最終卻發現那不過是他一人的單戀。
「我在病人膏肓的時候，碰到一個流浪老人，得了白喉，差不多奄奄一息。當時我和哥哥一家住在一起。我悄悄把老人扶到農莊上的牲口棚裡，用草料把他藏起來。因為我負責替我哥哥照管牲口，所以除了我沒人會進去。我給他買了藥，每天給他送藥送飯。一條垂危的生命就那樣緩慢地一點點恢復了。他每一點康復都給我充實感，好像比任何事都更讓我感到充實。一個冬天過去，他才康復過來。他一再感謝我救活了他。其實是他救活了我。我通過救他救了我自己。那個冬天，我不治之症的精神抑鬱竟然好了。給需要救助的人予救助，竟然就能讓自己快樂。」
戴濤聽著英格曼神父用美國思維、英文語法講的往事，不明白他怎麼突然談起如此個人的話題。難道他的意思是說，因為中國有足夠的悲慘生命需要他救助，所以他三十年前來到了中國？或者他像墳墓中的七個神父一樣，到這裡來是因為這裡永遠不缺供他們拯救的可憐的中國人，而拯救本身可以使他們感覺良好？或者他是在說，他戴濤也應該學他，通過救助地下倉庫裡的兩個傷殘同伴獲得良好感覺？
「我想借這件事告訴你，那個流浪老人是上帝派來的。」他看到戴濤眉間出現一絲牴觸。但他接下去說：「上帝用他來啟示我，要我以拯救他人拯救自己。上帝要我們相互救助，尤其在各自都傷病孱弱的時刻。我希望你相信上帝。在人失去力量和對命運的掌握的時刻——就像此刻，你應該信賴上帝而不是武器。」
這一定是老神父一生中聽眾最少的一場傳教。戴濤看著他想。
「你還會繼續尋找武器嗎？」
戴濤搖搖頭。他當然會繼續尋找。加緊尋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