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事都笑著說，沒有。沒有。可為什麼連賣早點的小販都用那樣的眼光打量我，說新來的？我怎麼就是新來的？我怎麼就不能是城裡人呢？我是學院的老師了。我已經上了戶口，轉了關係，有了單位，還怎麼著？
報到後的第五天，我去學院的電工房借一把鉗子。我住的地方離電工房鍋爐房很近，整天嗡嗡響，噪音大。我想修一修那扇一颳風就呱呱嗒嗒響的窗戶，就近借把鉗子用用。誰知電工房的師傅看了我一眼，說：你誰呀？我說我是這個學院的老師。他冷冷地說：新來的吧？我說：是。他馬上說：沒有。其實，我看見鉗子了，鉗子就插在牆上的電工包裡……我賠著小心，說：師傅，我就用一下，一會兒就給你送來。他低著頭，看都不看我，仍然生硬地說：沒有。不借。我前天還見他對辦公室管後勤的一個小職員點頭哈腰的，小跑著去給人家換燈泡去了……我頓時火冒三丈，這不是欺生麼？我扭頭就走，到商店裡花三塊五毛錢買了一把……不為鉗子，為尊嚴。
初來時，我有一年的實習期，是系裡的助教。我的態度很好：上班第一個來，打水掃地抹桌子；下班最後一個走。我見人就點頭，恭恭敬敬地對長者微笑……走在學院的路上，一個老教授突然扭過頭來，對我說：小豆子，我家的紙箱子……噢，新來的？我很沮喪。我怎麼就成了「小豆子」了？我怎麼就是新來的？我黑麼？我回房照了照鏡子，我像新來的麼？我「新」在什麼地方？
我得承認，我是一匹狼。我心裡藏有「狼性」。我是一匹企圖披上「羊皮」的狼。我混進了城裡，可我在城裡必須小心翼翼地走出「羊」的姿態。我說過了，我見人就點頭，微笑。但點頭也得有度。我知道，做學問的都是「刺蝟」，要有距離感。不能過於近，過於巴結，不能涎著臉對人笑，要似點似不點，就像見了老熟人一樣，淺淺地點，有親切的意味又不討人嫌。這且得練呢。
我的敏感是天生的，是田野裡的五穀雜糧和百家奶喂出來的。為了融進這座城市，我開始不斷地修正自己。我發現，我走路比一般人快，急辣辣的，這也許就是「新」的不成熟的一種表現。我得慢下來，做出一種氣定神閒的樣子。也不能太慢，太慢了會顯得遲疑，大門口的門崗馬上就會攔住你問：找誰呢？我的胳肢窩裡還得適度地夾上兩本書，兩眼目視前方，似看似不看，這就對了。這種既快不得也慢不得的走法我練了好一陣子。晚上，我獨自一人在校園裡走來走去，我很想走出一種從容……
在我正式成為披著羊皮的「狼」之前，我還需要適度的「包裝」。那時候，「包裝」是一個新詞，還沒人用呢。我是在生活實踐中最先發現的。於是，拿到工資後，我給自己添了幾件衣服，衣服是在火車站附近的批發市場上買的，大多是仿名牌。這沒人能看出來。這樣，我走在學院裡，走在大街上，就自如多了。沒人再說我是新來的了。雖然，在這座城市裡，我只有一個床位。
我開始大量地閱讀，我所有的閒暇都泡在了圖書館裡。八十年代是一個讀書的時代，國內國外所有的新書我都找來讀。從歷史到文學、哲學、心理學，一直到世界各國的名人傳記；從黑格爾到莎士比亞，從希特勒到尼克松，從蓬皮杜到田中角榮，我逮誰讀誰，一邊讀一邊記筆記……這就是我的武器。我知道，在大學裡，一個沒有學問的人是很難混下去的。我還知道，對付城裡人，舌頭上必須有新詞。
學院後邊有一工字樓，也叫朝陽房。工字樓坐北朝南，採光很好。上邊是古色帶簷筒子瓦，下邊是古色紅牆，廊前有中西合璧式的圓柱，樓道里鋪著紅木地板，樸中透著貴氣，顯得厚實，莊重。前邊還有兩個幾何形的花圃，有一排丁香樹，朱牆上爬滿了紅葉，那是一棟教授級別才能住的樓，每戶都是三室一廳。不時有穿著紅色塑膠拖鞋的小保姆挎著買菜的籃子，「呱嗒、呱嗒」地從樓道里走出來……那就是我奮鬥的目標。
我的機會來了。一個副教授，在臨上課時突然病了。我作為臨時救場的「替補」被系主任急火火地找去，要我代他上一課。我問講什麼？系主任說：老周的講義在桌上放著，你替下來就行。系主任老魏又很知心地告訴我說，這屆學生底子薄，你只管放開……於是，我就這麼「匆匆」上了講臺。
說老實話，我並不「匆匆」，我是早有準備。
沒想到，我的第一課是在學院最大的梯形教室裡上的。那是一堂大課，我帶著我的筆記本進了教室。教室坐有大約三四百名學生，最開初時亂嚷嚷的……現在，我已忘記我到底講了些什麼了。開始，一看那麼多人，我有點慌。可我記住了一句話，我童年裡大隊支書蔡國寅說過的話。他說，球，你一旦站在臺上，臺下的都是白菜，一地的撲啷頭大白菜！我豁出來了，我是對著一地的撲啷頭白菜講的那堂課……臨進教室前，我在教研室裡偷偷翻了老周的講義。老周他五十九歲了，講的都是些「文革」前老掉牙的東西。而我，講的全是新東西。我慷慨激昂地給學生們上了一課！
站在梯形教室的講臺上，沉默了三秒鐘之後，我在黑板上寫下了三個大字：吳志鵬。這是我自己的名字。我知道他們不認識。我想，從今以後，他們就認識了。這也是我童年的老師——「慢毒藥」先生告訴我的。我說：同學們，一八四八年，馬克思和恩格斯在比利時的布魯塞爾創作《共產黨宣言》時說過的一句話，你們知道麼？……南北戰爭時期，美國總統亞伯拉罕·林肯在《葛提斯堡演說》中最著名的一句話是什麼，你們知道麼？……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英國首相溫斯頓·丘吉爾在一九四○年以首相的身份出席下院議會時，在即席演說中講的最著名的一句話，你們知道是什麼？（我心裡說，白菜們，我得先把你們嚇住。）……於是，我放開喉嚨，一直講到下課鈴聲響的時候，同學們仍瞪著眼在教室裡坐著……爾後是雷鳴般的掌聲。
下課了，學生們忽一下全圍上來了。女同學亂紛紛地拿出筆記本向我提問題。她們一個個甜甜地叫著：吳老師！吳老師！吳老師我問你一個問題可以麼？……說實話，這時候我的賊心悄悄地溜出來了，我看似漫不經心而又十分敏銳地打量著這些女大學生，我的「第三隻眼」在尋覓、掃描著人群中最漂亮的女生，鴨蛋臉兒？蘋果臉？籠煙眉？柳葉眉？要是有可能的話，我會……可我必須矜持。我告誡自己：要矜持。
那個日子我至今不會忘記。
那是五月二十七日。一九八三年五月二十七日，也是課後的第七天。三個「七」，所以我記住了。那天下午，一個女學生來到了我的寢室。她敲門的聲音非常優雅，富有彈性，像打電報一樣，「嗒嗒、嗒嗒」，兩下一節，一共敲了四下。當我拉開門的時候，一股香味隨著陽光撲進來。那不是化妝品的香味，那是帶有夏日陽光的女人的肉味，鮮活的、生動的、甜的。她背對著陽光，金燦燦地立在那裡。她身上穿著一紅色的短袖連衣裙，兩隻臂膀上的皮膚閃動著象牙般的光澤。她靜靜地站在門前，在她身上，陽光是流動著的，就像是鍍了陽光的金色液體，熠熠地環繞著一個美麗的活色生香的女人。一個按現在的說法，叫有態兒、有範兒的女人。我覺得連陽光都醉了。是的，先有光線和味道撲過來，爾後才是活色生香。那氣息準確地告訴我，那是可以點亮整個世界的、熟了的氣息。就像是櫻桃，向陽坡的，鮮豔欲滴的。就像是葡萄，吐魯番的，晶瑩剔透的，熟了的玉色。那麼，一個女人熟了的時候，是什麼樣子，那幾乎是幾何級的果實了……此時此刻，我才真正理解了古人造的那四個字：蓬蓽生輝。我明白了，那是專對女人的，只有女人才能照亮一間屋子。
她說：吳老師，我是外語系的，聽過你的課。
我像是被人打了一悶棍，我的神思還沒有轉回來，我「噢、噢」了兩聲。
她說：對不起，打攪你了吧？
我說：噢噢……爾後又急忙更正：沒沒沒，沒有。
她笑了。她的笑容像「蜜制三刀」，那是我童年裡最愛吃的一種小點心。她聽出了我的混亂。她的眼睫毛很長，眼睛大大的，像鹿一樣。嘴也大，嘴唇肉肉的，紅鮮鮮的，牙齒很白，笑意在嘴角上含著，鼻尖上亮著細細的汗珠，一切都亮著，飽含著汁液，飽含著韻致和味道，好像隨時可以溢位來。真好！櫻桃熟了，真好！
我承認，我竭力掩飾著，不讓我眼裡跳出「手」來。可我仍然不能抑制心裡生出的慾望，一種強烈的想去撫摸她的慾望。那白嫩的皮膚就像絲綢一樣，像流動著光的液體……我恍恍惚惚地聽見她說：我姓「mei」，叫「meicun」。
我說：是美麗的美麼？
她說：是梅花的梅。
我立即說：這個姓氏不多呀。哪一支？是商王的後人，還是八旗的後人？
她睜大眼睛，驚訝地望著我，笑了，說：我也說不清……我是東北人，滿族。
說實話，我醉了。我不知道你是否醉過？我知道有喝酒喝醉的。有吸菸吸醉的。有吃肉吃醉的……可我說的不是這些。我坦白地說，我是看女人看醉了。也許你不相信，可我確實是醉了。也許，我忍耐的時間太長了，我對那鮮豔怦然心動，對女性的美麗怦然心動。我一連醉了七天，七天之後我才清醒過來。
那天下午，我只覺得我的天靈蓋在噝噝地冒冷氣，那是一種集合全部能量、要衝上去的感覺！……如今，我已忘記了我都給她說了些什麼。可我知道我醉了。
人都有醉的時候，可醉的方式不同。你絕對想象不出我醉後的表現。我像瘋了一樣，一連七天在操場上跑步！……梅村，她叫梅村。就住在女生宿舍最前邊的那一排，正對著學院的大操場。我破例給自己買了一身紅色的運動衣，穿在身上，瘋狂地、像暈瓜一樣地到操場上去跑步。我每天一早一晚，都到大操場上跑步，其餘的時間是在準備「跑步」。那七天，我整日里暈暈乎乎的，走路都深一腳淺一腳，可我一直跑啊跑。早上，當晨鈴響起的時候，我繞過電工房，繞過學生宿舍，猴急猴急地躥到操場上，就為看上她一眼！晚上，當熄燈號吹響之前，我仍在操場上跑步，就為能看她一眼！
天哪，我一共才看到過她三次。
操場邊上有一盥洗臺，水泥臺上裝了一排自來水管，那是讓學生洗漱用的。第一次，是早晨，我看見她剛起床，端著一個洗臉盆從寢室裡走出來，頭髮束成簡單的馬尾辮，站在水泥臺前洗漱。我控制著跑步的速度，剛好在她揚起臉的那一刻，跑到水泥臺附近，我揚起手，很矜持地跟她打了聲招呼：早上好。她望著我，笑了，說：吳老師，跑步呢？我說：噢，鍛鍊鍛鍊……爾後，我招招手，就慢速跑過去了。那時候，她臉上還掛著水珠兒，一臉睡後的海棠紅，帶著晶瑩水珠兒的海棠紅，她的笑容已刻在了我心裡。我第二次見她，是晚上。我看到的只是她的一個剪影，朦朦朧朧的剪影：那是臨風的玉樹，夏日的荷花，秋熟的海棠，雖然隔著很遠的距離，我已經很滿足了……我在操場上跑步時，昏昏沉沉的，像中了邪一樣，滿眼都是她的影子。第三次，黃昏時分，在階梯教室的外邊，她站在臺階上，朝著我微微一笑，有一束光亮，撕錦裂帛般地、響箭一般地射中了我……我愛她愛得神魂顛倒，幾乎到了發狂的地步！有一天半夜裡，我實在是忍熬不住了，竟然鬼使神差地衝到她寢室門前，「咚咚咚」敲了幾下門……可就在最後一刻，一聲「誰呀？」把我給嚇醒了！我的心怦怦亂跳，扭頭就跑，像兔子一樣。我聽見我的腳步聲像炸響的鞭炮，心跳像偷燈油的老鼠，嚇得我七魂走了六魄！當我一口氣跑進了操場南邊的楊樹林，覺得安全的時候，我大口大口地喘氣，用最惡毒的語言在心裡咒罵自己……罵是罵了，可我仍然賊心不死，在操場上整整跑了一夜，一邊跑一邊在心裡大聲呼喊著她的名字：梅村！梅村！梅村！
要是換一人，可能就瘋了。可我沒瘋。
我要問，你能扛住這種誘惑麼？誰可以抵得住這樣的誘惑？！
我告訴你，我扛住了。
第八天，在我跟她接觸後的第八天，你知道我發現了什麼？我發現了自己的貧窮。從裡到外，徹頭徹尾的貧窮。我曾經不惜喪失尊嚴地混進了一個檢查寢室衛生的小組，以檢查衛生的名義進了她的寢室。她寢室裡有四張雙層高架床，共有八張床鋪。梅村住的是靠裡的一個下鋪，一個靠窗的位置。我在她那漫散著淡淡香氣的床前站了不到十秒鐘（我多麼想躺上去呀），她床上鋪著素雅的藍白格格床單，在床單的外沿，還罩著一條長條的毛巾墊單；我看見她床頭的架子上擺放著一個精緻的皮箱，牛皮的。箱子上疊放著她的一疊疊衣服，她的衣服竟然是成套的！床頭上，它的被子疊得整整齊齊的，竟然是那種很貴的、當時商場很難見到的絲棉被……床下襬著一雙小巧的丁字形的女式半高跟皮鞋，也是很貴的那種。桌上除了課本、書籍，還有個人自費訂閱的《大眾電影》、《詩刊》之類。這還是一個喜歡吃零食的女孩子，窗臺上放有鐵製的、有彩色圖案的餅乾筒，有成聽的奶粉，大白兔奶糖，還有諸如美加淨銀耳珍珠霜、洗髮香波之類的一溜小瓶子……都是上海產的。這在八十年代，都是高檔的、最貴的奢侈品。我也從側面瞭解過她的情況，她的家庭條件很好，她在班裡學習也很好，很有優越感，她還是她們班裡惟一帶工資上學的學生。看到這些後，我心裡直打鼓：天哪，這是我能養得起的女人麼？
說實話，她把我嚇住了。我知道，在城市裡，追一個你喜歡的女人是要花錢的。我一個還未評上職稱的助教，一個月才五十二塊錢。我憑什麼？
經過一夜痛苦的思考，我反覆地問自己：你想當蔡國寅？還是想當吳春才？一想起老姑父，一想起梁五方，還有「八步斷腸散」……我就不寒而慄！罷了，罷了。既然你想做一個城裡人，既然你那麼喜歡她，既然你想佔領這座城池，那就得有一個長遠的狩獵計劃——「狼計劃」。慢慢來，不可操之過急。
但是，不管怎麼說，我已經有了人生的第一個目標：我要追到這個女人。我要娶一個美麗的城市女人做我的妻子。我再一次告誡自己：要矜持。要有步驟。要忍。
此後，我開始實施我的「狼計劃」了。我得有論文，我得先把講師評上。爾後還得有著作，有了著作才可以評教授職稱，這都需要時間……我再也不到操場上去跑步了。時間每一分鐘對我都是寶貴的，我得張開每一個毛孔去吸收、消化那些由古人造出來的方塊字……爾後化蛹為蝶。我得把自己磨成錐子，頑強地釘在一個點上。我得是一張弓，把自己拉滿，爾後才能射出那隻響箭！每當我看到梅村的時候，我都背過臉去，儘快地走開。我咬住自己的舌頭，咬住自己的心，我的牙齒像鐵釘一樣堅韌！……我得扛住自己，站穩了。
我要說，如果不是那些可怕的電話鈴聲，我就會在本校娶一個漂亮的女學生當老婆。爾後戴著金絲眼鏡，圍著駝色的羊絨圍巾（我童年的夢寐以求），順著講師、副教授、教授、碩導、博導的臺階一路走下去，成為一個著名的學者。
可電話鈴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