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時候真的如司徒所說，天下鬥米二三錢了，那個時候再放開酒禁，充許釀酒不遲。」魏徵的話，讓皇帝沉默。
本來扶犁耕了幾壟土，帶著宰相散步在他親自耕種的麥地邊，想趁機表表自己的功勞，在這場大災中，帶著大唐挺過來了，是多麼的不容易。
可沒想到，魏徵卻不合時宜的要來談什麼禁釀。
趕走了個王珪，還有個魏徵。
「無逸，你來跟你魏師兄講講你的酒稅新規。」
「魏相，如今災情基本過去，大家的日子也都慢慢的恢復正軌。眼下再禁酒，我以為並不是很有必要。
何況，堵不如疏，這禁酒啊很難。
朝廷要做的不是一刀切，而是定製度劃紅線，使其規範，同時為朝廷增加稅收。」
李逸現在跟房杜他們商議，在先前的酒稅制度下，做些調整，為的也是更規範更合理，同時讓朝廷酒稅收入更高。
新的酒稅，主要是兩方面，一是增加官營釀酒坊，從生產到銷售，加強專賣。
其次，就是酒麴專賣。
雖然之前已經讓釀酒戶和賣酒商都要登記拿牌照，也要求納稅，可實際管理徵稅並不容易，這個數量難以準確。
但現在，控制酒麴，所有釀酒戶釀酒，只能從官方購買酒麴，跟鹽商先買鹽引，鹽引裡不僅有鹽價還有鹽稅一樣。
酒麴裡也包稅，釀酒必用酒麴，酒麴的用量，就能推斷釀酒的產量，這就很難再糊弄官府了。
從源頭控制釀酒業。
甚至還要立法，私造酒麴15斤、私運酒入城達3鬥者，處死。
賣私曲者，按私造麴之罪減半處罰。
販賣私酒麴，以後就跟販賣私鹽一樣是重罪。
官府的官營專賣，加上民間的釀酒售賣，酒禁放開，酒稅卻要保證。
按這種新酒稅，則朝廷一年官營專賣，預計能收入五十萬貫，民間釀酒、賣酒的酒麴稅，更能達到百萬貫。
一年光從酒這裡，就有收到一百五十萬貫。
對皇帝來說，怎麼可能會放棄這麼大個財源。
酒稅基本稅率，大概就是十稅二。
增加了酒稅，必須會導致酒價上漲，可對朝廷來說，實在無法拒絕這一大筆財收。
朝廷壟斷制酒麴權，通過控制酒麴，來控制釀酒戶，以掌握其釀酒數量，然後精準的徵收酒稅，就能最大可能避免釀酒戶逃酒稅。
而釀酒的數量掌握了，則也就能掌握這些酒賣給誰，酒商也不能逃稅。
李逸家的釀酒產業現在做的不小，尤其是他家的燒酒類，更是行業老大，什麼柿子燒、地瓜燒、高梁燒，價格雖不如那些有名的黃酒等，但在中低市場上受眾很廣，更別說蠻夷那邊賣的格外好。
相比之前無稅，現在十稅二，納的稅可不少，但李逸還是願意推行新酒稅制，納稅是帝國子民的義務，只要相對合理就行。
宋代一年酒稅好幾百萬貫，甚至在南宋時超過千萬貫，能佔到財政收入的很高比例，比如宋高宗時，丟失了北方大量領土，可酒稅仍能達到一千三百萬貫，佔財收近四分之一。
酒專賣的利潤也是極高，官營的石門釀酒坊，朝廷每年投入兩千七百貫的本錢，得到收入一萬零七百貫，抽走八千貫利潤，留下兩千多貫繼續做本錢。
南宋官營釀酒坊，平均利潤能達到百分之五十五，朝廷抽成超過百分之五十，非常賺錢。
李逸主張徵酒稅，最主要的原因是酒稅其實是富人稅，相比起鹽稅，每個吃鹽的人都相當於納了稅，而酒在這年頭，哪怕不是高檔酒，只是普通的酒，一升酒也得半鬥米錢，一般百姓喝不起，酒也不是生活必須品。
歷朝以來，宋朝的稅制是相對合理的，明朝的稅制則最不合理，只知道盯著種地的農民，結果就是國家窮，百姓更窮。
魏徵聽到李逸說新酒稅制推行後，官營榷酒和民營酒稅加一起能有一百五十萬貫左右的收入，一點都沒覺得高興，反而覺得這是搜刮百姓。
「前朝之時，鹽不徵稅，酒也不徵稅，茶葉、糖更沒聽說要徵稅，就連礦都許民經營無限制不收稅。
可隋朝統一天下僅一二十年，便有開皇盛世，隋文帝時倉儲的粟米，有些現在都還在。
我大唐貞觀，為何卻要立那麼多稅目，開徵那麼多稅？
鹽稅一年徵五六百萬貫、這榷酒、酒稅一年又徵一百多萬，茶稅糖稅一年又徵幾十萬貫，還有礦課、工商的住稅、過稅、輸估，市舶抽解、邊市關稅··這一年各種稅加一起，加稅千萬貫，臣請問陛下，這一千萬貫稅從何而來？
難道是天上掉下來的，不還是民脂民膏？陛下向商人徵稅，向各種商品徵稅，最後還是落到了百姓頭上啊。」
李世民皺眉，他不想跟魏徵再討論這些，這些早就討論過無數遍了。
「天時也不早了，先回城吧。」
皇帝扭頭便走，扔下還在質問的魏大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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