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知道後很不高興，隔了兩年我們賣華聯的時候他就設法阻撓。我們找好了一個上海企業，合同都簽好了，還能賺些錢。但他組織了一個考察團到上海考察，回來說和上海人做生意沒底，不能賣給上海人，要賣給本地人。結果冒出來一個人，江湖上的，有幾個兄弟，是賣藥的，他要買，卻只出到上海人一半的錢。我們實在沒招，也煩了，就賣了。
賣的那天又是一個冬天，零下二十度，我們在餐館裡和那個老大喝酒。我們問他，對這麼難「伺候」的官兒，你怎麼辦批文啊？他說，「簡單啊，不辦，派兩人跟著他媳婦兒；還不辦，再派兩人跟他女兒。」後來果真辦得很快。我們卻損失了4000萬。
所以說賣的過程也很痛苦，花了我們幾年時間。一個男人從征服到承認失敗，虛榮心徹底掃地，每賣一次都是失敗，挖的坑都得後來找土（錢）填啊。
2000年前後德隆為了把自己的故事說圓，也為了證明道德的合理性、賭博的合理性，編了很多故事，即所謂「產業整合」。結果這個故事把他們自己騙了。
對男人來說，承認失敗、主動收縮的決心是很難下的。我們是比較理性的人，自我反省後主動做出了收縮的決定，不是被動的。我們概括自己是短貸長投；無獨有偶，德隆後來把這叫做短融長投。
「原罪」引發的財務危機就是高負債、高暴利、高風險，結果只能是「以老闆為市場，以銀行為客戶，以籠絡為管理，以調賬為經營」。所以，民營企業成功機率很小。德隆和我們的歷史相比，差了這麼一個自覺革命的坎兒。
我們也思考，為什麼當時能收，而很多人不收，不承認失敗？其實是男人張狂、征服的本性和想要成為一世英雄的虛榮心把事業的方向給誤導了。1997年我們開始說：「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追求自由是人的本性，之所以吸取老莊的思想是適應環境的需要，男人的妥協也要有個臺階。偉大的人說要征服世界，但還有偉大的人說不爭即爭。其實，解決危機的唯一秘密就是犧牲。每次危機都有利益權衡，不敢犧牲就沒有勝利；中年男人要保持這種犧牲精神，堅持理想是唯一的心理支撐。
非常感謝的是2005年去世的王魯光，他告訴我要「守正出奇」，現在我辦公室牆上還掛著這幾個字。在最難熬的日子裡，這四個字提醒我不要老想著弄熱鬧事，要控制住基本面。古法說奇正之術交相為用，一個人老是出奇，奇多了就成了邪，要以正合以奇勝。我以這樣的心境看老莊，不看表面強悍的書（如《四書》、《五經》），看終極強悍的書（如《老子》、《莊子》）。老莊其實是很強悍的，比如欲擒故縱、為而不有。儒家大都是注重形式，沒有老莊強悍。
了猶未了與不了了之
大約從1999年以後，陸陸續續有人開始談「原罪」的問題。一些言論最先是從民間和學術界發出的。民間和學術界之所以有人喋喋不休，主要是因為中國經濟正迅速成長，財富迅速膨脹，一些在社會發展當中相對失落的人、沒有在變革當中找到位置的人，以及弱勢群體，對於財富的正當性提出了意見。學術界的爭執無非是對這種民間生命、民間情緒的一種學術化的表達。這種表達有這麼幾個比較有代表性的觀點：
第一個是郎鹹平的觀點，他認為民營企業都是靠侵吞國有資產發展起來的，這是一種「原罪」；郎鹹平進而把一切不規範，包括在國外市場經濟成熟條件下可能出現的問題和政策失誤導致的問題都統統加在民營企業頭上，把「原罪」的概念無限擴大，引起社會上非常多的混亂。比如權錢交易，比如暴利、亂集資，這些東西學者研究得不多，但是從唐萬新、張海、牟其中、顧雛軍這些人不斷出事以後，就有很多學者認為民營企業的「原罪」表現為暴利和不斷地圈錢，在資本市場圈錢、在銀行圈錢、亂集資。
隨著反斗爭的深入，更多的人把行賄受賄跟「原罪」掛上鉤。有人發現，每倒下去一個貪官，後面就能找到一個民營企業，甚至也倒下一個民營企業。從胡長清開始，到成克傑，一直到現在的陳良宇、劉志華，全都有這樣一個問題。於是，有很多人開始提到民營企業事實上扮演了一個不光彩的角色，並把它歸結為「原罪」。
針對這種觀點，也有提出不同主張的，就是用歷史與法律的觀點為民營企業的發展提出一個解釋，最典型的，一個是張維迎，還有一個是楊鵬。張維迎認為對民營企業的所謂「原罪」問題應當歷史地看待，也要站在改革開放的程式中來看。他主張應該給予赦免，也就是說不應該繼續追究民營企業以前的這些事情，應自然地將它赦免，讓這個事情過去，然後大家就開始從某一個時段起，認真地開始發展經濟。他沒有更多理論上的解釋，只是提出一個方法，就是赦免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