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壽。
——老子
按照一個企業正常的發展規律，在它從無到有的創業發展過程中，我們看到了很多的成功及其延續，在歐洲就有300多年基業的企業。可畢竟絕大部分企業最終還是要走向死亡。這些企業的死亡，有一些是正常的，比如重組、併購、轉賣，或是重新被家族分掉；有一些則屬於意外死亡，比如創始人突然出現生命威脅，或鋃鐺入獄，或遭遇其他打擊而造成了企業死亡；當然還有因為不可抗力的偶然因素，比如說「9·11」後，一時間很多保險公司、航空公司紛紛死亡。所以在企業的生命歷史上，研究企業的死亡，研究企業家對待死亡的態度，是一個角度很特殊的課題。
公司的四種死法
死亡是從一出生就開始面對和趨進的自然規律，但是人們從感情上不願涉及而儘量避免這一話題，特別是創業者，更不想探討企業的死亡。清醒的企業家是不應迴避的。
從歷史上看，企業有四種死亡的方式：
第一種，社會革命、制度變遷。比如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1947年、1948年的國營企業和一些民族資本家的企業，經過1956年的社會主義改造，被政府贖買或者沒收，變成了公有。所以社會革命會造成大量的企業的性質發生變化和死亡，這是第一種。
第二種，技術革命。當一種新技術進入快速發展期，舊技術所能支援的一些企業就不復存在了。最典型的是，當汽車興起的時候，製造馬車的企業就死亡了；當我們現在用手機的時候，傳呼機企業就死亡了；當我們用玻璃杯、紙杯和其他瓷器、陶器時，搪瓷杯就被淘汰了，生產這些產品的企業也就死亡了。技術革命不斷變化的過程會使非常多的企業死亡，這些死亡的企業，往往起因於當事人（企業家）遲鈍或不敏感，或對以往技術的偏執。最近幾十年，技術革命發展非常快，每天由於技術發展導致死亡的企業數量非常大。特別是在網路時代，比如現在搜尋手段已經很發達了，那麼原來對圖書館進行人工檢索的行業就快消失了；比如技術進步讓通訊變得越來越迅速便捷，那麼過去傳統的通訊方式就沒有了。技術變革本身導致企業的死亡將是經常性的和大規模的，較之第一種死亡，它不是很痛苦，而是在和平狀態下不知不覺地死去。
第三種，不可抗力和不期而至的災難。最典型的就是地震、海嘯、戰爭，這些災難會使很多企業破產，資不抵債。抵禦這種災難比較有效的是購買保險，預先做一些防範，避免死亡。最典型的是「9·11」之前世界貿易中心的運營商拉里·西爾弗斯坦的故事。世貿中心有120萬平方米的寫字樓，產權業主是紐新港務局，而承租者拉里·西爾弗斯坦擁有99年的運營權。他在「9·11」之前3個月買了一個抗恐怖主義保險，「9·11」後他獲得了保險公司的賠付，於是這個不可抗力沒有讓他垮掉。如果他沒有保險，那麼他這個企業就垮掉無疑了。
第四種，商業競爭導致的死亡。按過去的研究看，每57年為一個商業週期，每一個週期都是由危機導致蕭條，然後復甦繁榮；再危機蕭條，復甦繁榮，這樣週而復始不斷迴圈。導致危機的最主要原因是由於供需關係的矛盾，造成了強制性的市場供求結構的調整，以及強制性的技術和固定資產更新。比如很多牛奶賣不出去，危機促使企業強制性減少奶牛場規模或製造其他奶製品，否則公司就關門了。每輪商業週期迴圈都將會有一半以上的企業不復存在。
在人類的商業文明歷史上，這四種方式足以讓企業死亡，而每個民營企業預防、診斷然後避免死亡的方法各有不同。
社會革命我們是沒有辦法抗拒的，但現在社會革命並不會構成我們民營企業需要防範的方面。
應對技術革命，企業必須通過保持高度的警覺性、敏感性和技術競爭上的創新能力，來適應未來的市場和不斷出現的新的產品。比如王安電腦都是大型機，可是市場上眼看小型pc機活過來，而且市場越來越好，但他拒絕變革，結果他的企業死亡了。如果他警覺敏感，能夠及時轉型，那就可以避免技術革命帶來的死亡危機。
應對自然災害，做一些預防是有必要的，但通常是防不勝防的。比如說恐怖主義保險，全世界沒幾個人買，可拉里買了，具有一定偶然性，但是總體來說還是可以做點預防。比如說我們做房地產，買防止地震的保險就很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