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發現有人用象哥薩克活埋俘虜一樣的方式把烏鴉埋了半截。「是孩子們於的。」她的話不光是陳述事實，還流露出一種意料不到的對人們總的深惡痛絕。這使他想起不久前她對他講的話來：「我開始感謝你了，你沒想要孩子。」
隨後，她向他抱怨，說有個男人老在她工作時找麻煩，還抓住她脖子上廉價的項鍊，說她只有靠額外的賣淫收入才買得起那東西。她對此極為心煩意亂。也許過分認真了，托馬斯想。他突然覺得難過，近兩年來他能見到她的時候是何其少，他幾乎沒有機會握住她的手使之停止顫抖。
他第二天早晨去於活，腦子裡還牽掛著特麗莎。給玻璃擦洗工分配工作的文人說，一位私人顧主堅持點名讓托馬斯去。托馬斯不想去，擔心又是另外某個女人，此刻他的心讓特麗莎完全佔據著，沒有冒險的興致。
開啟門，他鬆了一口氣。面前是一位高個頭、背有點駝的男人，下巴大大的，看上去似乎有些面熟。
「請進。」那人笑著把他讓進屋。
還有個青年人站在那裡，臉色紅亮，望著托馬斯試圖笑一笑。
「我想，沒有必要讓我給你們兩位作什麼介紹吧。」那男人說。
「當然，」托馬斯仍然笑著，把手伸向那年輕人。這是他的兒子。
接下來，只等著大下巴的人介紹他自己了。
「我看你好面熟！」托馬斯說，「對了，現在對上號了。就是那名字。」
他們在一張小會議桌一般的桌子旁邊坐下來，托馬斯意識到對面的兩個男人都是自己過失的產物，他的第一個妻子迫使他養下了這位少年的，而他被警察審訊時，對這位老者的尊容作過描繪。
為了理清思緒，他說：「好了，你們要我先洗哪個窗戶？」
那兩個人都哈哈大笑起來。
很明顯，事情與窗戶無關。他們不是叫他來洗窗戶的，只是設了個騙他來的圈套。他從沒與兒子談過話，這還是第一次與他握手。他只是熟悉兒子的面容卻無意瞭解其它。他所關心的是，他對兒子知道得越少越好，但願雙方都這麼想。
「好畫，不是嗎？」那編輯指著托馬斯對面牆上一幅鑲框的大宣傳畫說。
托馬斯這才掃了那屋子一眼。四壁都接著有趣的畫，大多數是照片和宣傳畫。編輯挑出的那張曾經登在1969年入侵者封閉他們報紙前的最後一期上。那張畫模仿了1918年蘇聯國內戰爭徵兵時的一張著名宣傳畫，畫上有一個士兵，帽子上戴著紅五星用分外嚴峻的眼神直瞪瞪地盯著你，將食指指向你。原畫的俄文標題是：「公民，你加入了紅軍嗎？」取而代之的捷文標題是：「公民，你在兩千宇宣言上籤了名嗎？」
真是個絕妙的玩笑。「兩千字宣言是1968年布拉格之春中第一個光榮的宣言，呼籲著當局的激進民主化。開始只有一些知識分子簽名，後來其他人也出來要求籤名，最後簽名的人太多，就沒法統計人數了。紅軍侵佔他們國土之後，發動了一系列的政治清洗運動，每個公民都回答一個問題：‘你在兩千字宣言上籤了名嗎？’承認自己簽了的人，都被立即解僱。」
「是張好畫，」托馬斯說，「我記得很牢」。
「但願那位紅軍沒有在聽我們的話。」編輯笑著說。
然後，他臉上的笑容消失了，繼續說：「儘管我們認真對付，但這不是我的公寓，是我一位朋友的。我們不能絕對地確認警察在偷聽我們，有可能而已。如果請你到我那裡去，就可以打包票了。」
他又換了一種開玩笑的語調：「可照我看來，我們也沒有什麼可以藏藏掩掩的。想想看，它今後對捷克未來的歷史學家們不知道會帶來多少好處哩。捷克所有知識分子的所有活動，都在警察局的檔案夾中記錄在案！你知道那些史傳文學家們：象伏爾泰、巴爾扎克，或者托爾斯泰，他們要費多大的勁去重新構想人們性生活的細節嗎？捷克作家們不存在這樣的問題，一切都記在錄音帶上，包括每一聲最後的嘆息。」
他轉向牆中那想象的麥克風，用洪亮的聲音說：「先生們，象以前一樣，我想借此機會鼓勵你們努力工作，我謹代表我自己以及所有未來的歷史學家向你們表示感謝。」
他們三個人一場好笑，編輯又講了他們報紙怎麼被查禁的經過，講了那位設計這張宣傳畫的畫家現在在於什麼，還有其他捷克畫家、哲學家以及作家們的處境。入侵之後，他們都下放改行，成了窗戶擦洗工，停車場看守員，守夜的，公共樓宅燒鍋爐的，或者最好的——通常得有門路——計程車司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