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尼弗！」我咆哮起來，這下可真的火了。「我不願意在我的早餐桌上聽你這種胡扯淡。」
「那你就老老實實回家，把屁股坐到我的晚餐桌旁來。ok？」
「ok。」
我就告訴這位上帝——且不管那上帝是何許神人，位於何方——只要這個現狀能夠維持，我就甘願忍受下去。痛苦，我不在乎；只要詹尼不知道，我可以一直埋在心裡。主啊，你聽見我的祈求沒有？你要我付出什麼樣的代價都可以。
「是奧利弗嗎？」
「找我嗎，喬納斯先生？」
他一個電話把我叫到了他辦公室裡。
「你瞭解貝克事件嗎？」他問。
我當然瞭解。羅伯特-勒-貝克是《生活》雜誌的攝影記者，那次他打算拍攝一個騷亂場面，被芝加哥的警察打得不成人樣。喬納斯把這個案子列為事務所經辦的重點案件之一。
「我知道警察接了他一頓，先生，」我對喬納斯說，一副輕鬆愉快的樣子（哈！）。
「我希望這案子由你去辦，奧利弗，」他說。
「就我一個？」我問。
「你可以帶一個年輕人作助手，」他說。
年輕人？事務所裡數我最年輕。不過我領會他這話裡的資訊：奧利弗，儘管你的實際年齡還輕，可你已經是這個事務所的「大老」之一了，跟我們彼此彼此了，奧利弗。
「謝謝你，先生，」我說。
「你什麼時候可以去芝加哥？」他問。
我已經拿定主意不告訴任何人，自己精神上的重壓，決定由我獨個兒承擔。所以我向喬納斯老頭支支吾吾胡謅了幾句，究竟說了些什麼，我都已經記不得了，反正大意是說我覺得這陣子我不能離開紐約，希望他諒解。但我知道，對於這個顯然大有深意的表示我作出如此反應，當時肯定使他大失所望。哦，喬納斯先生啊，喬納斯先生！你哪裡知道我的苦衷啊！
一個怪現象：奧利弗-巴雷特第四下班比以前提早了，可是回家的步子反倒走得比以前慢了。這該如何解釋呢？
逛第五街看櫥窗已經成了我的習慣。我盡望著那些討人喜歡卻又貴得嚇人的玩意兒，要是我不必裝模作樣保持……「常態」的話，我早就給詹尼弗買回家了。
是的，我怕回家。因為，自我得悉真情至今已有幾個星期，現在她終於漸漸開始消瘦了。我是說，儘管只是稍微瘦了一點兒，她自己也許沒有覺察到，但是知道底細的我覺察到了。
我常常去看看航空公司的櫥窗，看看班機廣告：去巴西的、去加勒比海的、去夏威夷的（「把一切煩惱撇在一旁，飛往陽光燦爛的世界！」）等等，等等。偏偏那天下午環球航空公司推出的卻是淡季中的歐洲：倫敦的「購物遊」，巴黎的「戀人遊」……
「我的獎學金還要不要？我自出孃胎以來還沒去過的巴黎還去不去？」
「咱們的婚事還辦不辦？」
「誰說過要辦婚事啦？」
「我。是我這會兒在說。」
「你要跟我結婚？」
「對。」
「理由呢？」
我是人家求之不得的一個賒帳物件，所以早就有了一張「就餐俱樂部」的信用卡。唰！在登記單的虛線上把名字一簽，我就神氣十足地拿到了兩張去戀人天堂的飛機票（還是頭等的）。
我回到家裡，詹尼的臉色不好，有些白裡泛灰，但我希望我那個絕妙的主意能使她的雙頰添上些許血色。
「巴雷特太太，我叫你猜一件事，」我說。
「準是你給炒了魷魚，」我的樂天派妻子猜道。
「不是變魚，是化成鳥上天，」我說著抽出兩張票。
「上了天一直飛，」我說。「明天晚上飛巴黎。」
「扯淡，奧利弗，」她說。但態度平和，一點沒有往常那種虛張聲勢的神氣。照她現在的口氣，好像還有點兒親暱的味道：「扯淡，奧利弗。」
「喂，能不能請你把‘扯淡’的含義說得明確些？」
「噯，奧利，」她柔聲說，「咱們可不能這樣胡來了。」
「胡來什麼呀？」我問。
「我不想去巴黎。我要的不是巴黎。我只要你——」
「這你早就得到了，好乖乖！」我打斷她的話頭，我的口氣聽得出是在強顏歡笑。
「我還需要時間，」她繼續說，「這是你不可能給我的。」
我這才往她的眼睛裡仔細看去。那雙眼睛流露出不可名狀的憂鬱。不過這種憂鬱只有我才理解。她的目光彷彿在說她心裡難受。是為我難受。
我們默默地站著，互相扶住。千萬千萬，要哭就讓我們倆一道哭吧。不過最好還是誰也不哭。
接著詹尼就都告訴了我，她說她一直覺得「渾身不帶勁兒」，所以又去找了謝潑德醫生，但不是去看病，而是要他攤牌：告訴我，我什麼地方出了毛病，真要命。於是他說了。
由於自己沒有盡到向她吐露真情的義務，我產生了一種奇怪的內疚之感。這點她理會到了，就故意說幾句無聊話。
「奧爾，他是個耶魯貨。」
「你說誰，詹？」
「阿克曼。那個血液病專家。一個徹頭徹尾的耶魯貨。本科和醫學院都在那裡畢的業。」
「哦，」我明知她是想在這段苦難的歷程中注入若干輕鬆的成分。
「至少他能讀能寫吧？」我問。
「那還要看，」奧利弗-巴雷特太太、拉德克利夫的六四屆畢業生堆著笑臉說，「不過我看得出他能談。而我去的目的就是想談談。」
「這麼說那個耶魯貨醫生還很不錯咯，」我說。
「不錯，」她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