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第三次飛往深圳，在艾早出事之後。
每個機場都有自己特別的氣味，南京這裡是一種冰冷冷的金屬味。所有空間的裝修，所有那些人跡寥落的商店、書報亭、吸菸室、行人傳送帶，都板著面孔，沉默無言，讓人走過去的時候不由自主地緊張，不由自主地收攏心情，調整面部神經，甚至規正步伐，呈現一種肅穆莊嚴的姿態。
飛往深圳這個航班的乘客幾乎滿員。更奇怪的是，旅客們在交執行李時，拎上傳送機的不是帶拖杆的箱子或包袋，而是一隻一隻密封的沉甸甸的紙箱。後來我才清楚，深圳正在舉辦全國性的「高新技術」展銷會，這些登上飛機的乘客大都是赴會參展人員，紙箱裡的物品毫無疑問是他們想要展示出去的電子元配件：晶片、指紋識別器、儲存卡、感測器、主機板、外掛……這些紙箱的主人們是如此年輕：二十多歲，三十出頭。他們的頭髮一律修剪得很短，用摩絲仔細地打過，很帥氣地站立在頭頂，顯得朝氣蓬勃。他們穿考究的休閒西裝，既不古板生硬，又不隨便馬虎。他們言談中的用詞，輕快短促的笑聲，眼神里飄出來的沒有負擔的輕鬆，都標明瞭他們才是這個世界的嶄新的主人，他們生下來就融入了時尚，與頂級的科學技術沒有距離，不懂得什么是苦難，努力了總能有收穫。
e時代的人。群星輝映中的人。沒有過去只有未來的人。
我老了。我四十五歲，單身母親，距大學教授還差一個臺階，可我覺得自己已經老了，不是形式上的，是內容上的。我開始懷舊，總想跟人聊起從前，睡不著覺的時候腦子裡就過電影，全是那些逝去親人的生活片斷：李豔華，艾好，胡媽，甚至還有童年去世的艾多。我知道這就是衰老。當一個人在走路時踟躕不前、頻頻回望時，他的生命實際上已經停頓，陷入泥潭，而且再不能拔出。
很小的時候，我和艾早同撐一把雨傘去幼兒園，因為靠得太近，腳步濺起的泥水把彼此的褲管都弄得汙跡斑斑。我們怕回家後被母親責怪，就站下來，互相埋怨。然後艾早想出一個主意，她讓我們都踮起腳，很慢很慢地走，像是避免踩死螞蟻那樣地走。
很慢很慢地走，也已經走到了四十五歲。
即便我們一步不走，原地不動，我們也不能阻止歲月的走。
機艙裡的氣氛輕鬆閒適，艙尾飄出來的咖啡的香味濃郁誘人，年輕乘客們一對一對小聲地交頭接耳，每句話中都夾有絲綢般光滑的英文單詞。一個空姐從機艙的前部向後部走過來，一邊用目光左右巡視著她的乘客，走到我面前時，她遲疑一下，彎腰問我：「請問您需要點什么？」
我驚詫。我表示過需要什么嗎？
「對不起，」她微笑著說，「我以為您會有需要。」
她想說的其實是，我一個人坐在飛機上，孤單無伴，眉頭緊鎖，憂心忡忡，看起來狀態不是很好。
「我沒有什么。」我告訴她，「可能起得早了，有點困，真沒什么。」
「好吧，祝您愉快。」她聲音脆脆地說了這一句，一陣風地飄了過去。
瞧，這也是衰老的標誌：我坐在機艙裡，跟周圍的年輕人顯得這么格格不入。
李東照例在機場接我，車身擦得閃亮，表情中沒有一絲的厭煩。我簡直不知道以後該怎么謝他，萍水相逢的人，我欠了他太多。
坐上車之後，他遞給我一個黑色的硬皮小本：律師證。翻開來，首頁是我的表情嚴肅的證件照，旁邊是我新的名字——韋冬華。先是覺得荒誕和怪異，仔細一想，就覺得這名字很好：中性，家常，不引人注目，便於遺忘。李東和那個證件製造者真的是用了心思。
「不會被檢查出來吧？」我撫弄著照片上的鋼印。印跡不十分清楚，摸起來不那么理直氣壯。
李東笑笑：「跟看守所的人打過招呼了。律師見委託人，例行公事，一般不會為難。履行了正常手續，誰會費心去查你律師證的真假？」停了停，他又猶豫著說出一句話：「可是，如果以後被發現，要追究你的法律責任。會見室都有監控錄影。」
我不怕。我只是為了見艾早一面。我是她惟一的親人，她犯了死罪，我如果不聞不問，這比冒險的後果更加可怕。
我問李東：「現在就去嗎？」
「別急，批准會見的時間是在下午。你可以在酒店休息一下，把要問的事情整理出頭緒，最好寫在紙上，免得到時候太激動，想不起來，浪費這個機會。還有，你要讓自己平靜，提前進入律師的角色，千萬不要自己露出破綻。」
他最後按了按我的手：「艾晚，你要記住，我們是在拯救良心，不是主動犯罪。」
他這句話說得非常及時，我立刻覺得心裡安靜了很多。
下午兩點鐘，我穿著提前準備好的一身黑色的套裝，拎一隻深褐色的皮質公文包，拿著有效的會見單和律師證，順利進入看守所。
為什么要選擇黑色套裝？是不是在我的潛意識裡，法律就是裝在黑色套子裡的東西？
門口的警衛沒有過分核查我的證件。也許是我手上的律師證做得太好，也許是我這個人看上去闆闆正正，不像一個雞鳴狗盜之徒，他把證件交還給我的時候，甚至還客氣地點一點頭，說：「第一次來？以前沒見過你。」
我點頭，回答他：「第一次來。我剛加入這家事務所。」
我發現，人只要存心撒謊，就能夠強迫自己鎮靜自如。我不斷默唸李東的那句話：我們是在拯救良心，不是主動犯罪。我想，我既然不是犯罪，幹嗎要驚慌？沒有理由驚慌。
這樣的情況下，如果有一臺測謊儀，能否測出我的異常呢？
走出五六米遠，警衛忽然在後面叫我：「嗨！」
我一下子站立不動。我的兩條腿下意識地要往前逃竄，躲過他的目光，可我的腦子下了死命令：不準走，原地後轉，保持微笑！
我慢慢地回身，展顏微笑。
他用一隻手握住槍，另一隻手指指我腳下：「鞋底沾了東西。」
我抬腳看，腳底下踩了一塊口香糖的膠，怪不得走路答答地響。我從口袋裡掏出一張面巾紙，把膠塊剝下來，包在紙中，扔到旁邊的垃圾箱，然後鄭重其事地謝了他。
這樣的表演已經超過我的心理承受能力，再往前走時，渾身的汗水嘩地一下子流下來，胸前背後有無數條小河在淌，額前頭髮也溼了一片。
如果等待著我的不是艾早，是另外的什么人，不這樣讓我牽心掛肚的人，我恐怕自己會癱瘓在門口，不打自招地供認自己是冒名頂替。
管教看過我的會見單，去後面監舍裡帶人。我不知道會見室上方的監控攝像頭是否已經開啟，我現在的一舉一動是不是在看管人員的視線之中。我忍住心跳，正襟危坐，眼巴巴看著通往監區的那個門洞。四周奇異的安靜，鐵絲網的影子從門外斜斜地掠過去，把灑滿陽光的水泥地面切割成一條條狹長網紋，所有的切割線條都異常毛糙，像是直線上沾滿了一顆顆刺毛果，又像是刺蝟快速爬行後留下的痕跡。牆腳下有幾叢開得嬌豔的美人蕉，鮮紅的花朵在灰白色調的看守所裡非常突兀，視覺上令人心驚，彷彿子彈命中一個人的心臟，鮮血迸出，腥味四濺。美人蕉旁邊有幾個摞在一起的鼓鼓的紙袋，看包裝應該是水泥，可是不知為何我拼命地要朝沙包上聯想，總感覺有人隨時會撲上去，以沙包作掩體，射出驚心動魄的子彈。
坑窪不平的地面、陽光下曬出無數裂痕的灰牆、跳躍著一個個光點的窗玻璃，全都被打掃得一塵不染，潔淨得如同大水衝過，也因而顯出了荒涼，沉寂，死滅。
終於，兩個女人出現在圍牆邊的路上，一個是胖胖的穿制服的女管教，還有一個是艾早。艾早走路時一直低著頭，像是躲避直射到她臉上的陽光一樣，臉微微地側向一旁。她的頭髮剪到齊耳，從中間分開，因為低頭和側臉的緣故，髮絲鬆散地披垂下來，因此我只能看見碎髮下面一個很小的三角區域：鼻子，嘴巴，尖削的下巴。她沒有戴手銬，一隻胳膊被管教緊緊抓在手中，身上套著的黃色馬甲鮮亮異常，胸口那幾個看守所的號碼卻是刺眼的白色，觸目驚心。
她絕對沒有想到將要見面的這個名叫「韋冬華」的律師是誰。她也沒有絲毫興趣去顧盼一下路邊盛開的美人蕉，儘管她小時候看到美人蕉的花朵就要踮腳採摘，採下來叼在唇上，吮吸花蜜。她慢吞吞走路的步態，她垂下去的頭顱和略顯僵硬的胳膊，透露著她對這個會見的不情願，無奈，甚至是反感。
「艾早，請不要開口，先聽我說。我叫韋冬華，光華律師事務所的高階律師，合夥人。你的妹妹艾晚委託我對你的案子全程負責。我知道她之前委託過另外一個律師，紀宏林，沒關係，我和他的工作可以交叉進行，我們會相互合作而不會干擾。我希望在律師詢問的時間段裡，你能夠跟我坦誠相見，說出你的秘密。艾早你聽明白了嗎？請務必要把一切都告訴我！」
這一段話，中午休息時我已經躺在床上默唸多遍，所以我說得順暢，流利，幹練，一氣呵成，像是在無數次這樣的場合裡，對無數辯護物件所說的一套開場白。
然後，我開啟公文包，在監控攝像頭的無聲注視下，把我自己籤給「韋冬華」的律師委託書取出來，展開，讓她仔細過目。
艾早很鎮靜。最初的驚愕過去之後，她立刻明白了我的瘋狂。她一言不發地聽我介紹「自己」，然後很配合地伸長脖子，審視那張委託書。她把頭低下來的時候，我看到有幾絲銀白在她的髮間閃爍，還看到她頂部的發叢稀疏了很多，露出薄薄的青白色頭皮。
「我妹妹不該花這個錢。」艾早看過委託書後，抬起頭，盯住我的眼睛，「我會判死刑，明白嗎，韋律師？因為我殺了張根本。」
她望著我的眼神里有一種堅定：肯定了自己所做的事，並且為此欣慰，就是這樣。
「你沒有說實話。你和張根本之間沒有深仇大恨，殺人動機並不成立。」
「你這樣想不對，律師應該客觀。」她語氣略帶嘲諷，說完還輕輕一笑。
「我讀過你的全部案卷，瞭解一切。」
「得了，案卷只是皮毛，什么都代表不了。」
「艾早，求求你，告訴我真話！」我把手伸過去，握住了她的手。她的皮膚粘滑而且冰涼，指尖上染著黃色和黑色的顏料，還有一股紙漿的氣味，我猜她從監捨出來之前正幹著摺紙盒之類的活兒。
她飛快地瞥我一眼，大概想提醒我，我的表現已經偏離角色。然後她嘴角一彎，用勁抽回手，並且為防萬一，把兩隻手垂到桌子下面。「韋律師，」她故意咬字分明，「難得你這樣悲憫仁慈，可你為我做不了什么，口供、屍檢、盛放藥物的茶杯……一切明明白白。是我親手做了這件事，到今天我絲毫不覺得後悔。」
「那是氰化物，你不可能隨便弄到……」
她探過身，湊近我的眼睛：「他弄到了，他告訴我放在哪兒，我們是合謀，這不行嗎？」
我張大嘴巴，目瞪口呆地看著她。
「他已經死了，我準備領受死刑。非常公平。韋律師，這就是我們彼此希望的結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