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個充滿偏見的世界，各種不同的人和人之間或揶揄或鄙視。在印度，尤為露骨。
第二天早晨，前臺照舊八點鐘打電話上來說接我們的車子到了。車是一輛豐田霸道，粗看很新，但四角都有碰擦的痕跡，右側的反光鏡從我們到來的第一天就是碎的，也根本沒有要送去修理的意思。司機nizar是當地人，只會說幾句簡單的英語，但基本上只跟rydian交談。開始rydian還帶著一點發達國家公民的好奇心和優越感打聽nizar的生活起居，直到遇上第一個伊斯蘭教的齋戒日，nizar戴上一頂小小的白帽子，rydian發現此人竟然是穆斯林，像所有經歷過九一一的美國人一樣，自此心存芥蒂。
在那之後，上下班路上大多是一片沉默。只除了nizar車開得太快，駛上對面車道，遇上迎面而來的卡車，然後一個急轉或是急剎，驚得全車的人大叫。叫過之後，rydian又開始罵人，質問他：「我們有這麼趕時間嗎？！」我則是忍不住地大笑，好像並不真的在乎剛才發生的險情。有幾天，戶外氣溫超過四十攝氏度，每到那種日子，rydian就會吃一些奇奇怪怪的藥片，號稱可以補充電解質，防止中暑。他總是不忘問我要不要，我始終回答不要。因為我們暴露在陽光和高溫下的時間每天不超過十分鐘。他小心得過了頭，甚至刷牙也用瓶裝水。我有點反感此類舉動，就好像二零零三、二零零四年回上海的時候，飛機降落，總會有人在艙門開啟之前忙不迭地帶上n95口罩。我固執地覺得這是對陌生的土地，對不同的意識形態的偏見，其實，不管是美國還是歐洲舊大陸，哪裡的自來水都一樣有股怪味兒。
我不反感nizar，雖然他不跟我講話。穆斯林看起來聞起來都要比印度教或是錫克教乾淨些，只是印度教可能更加符合西方國家的胃口罷了。他不跟我講話，是因為這裡是一個女人活該倒霉的國度。包括我這樣的外國女人，從一開始就時不時地有人質疑我的資歷，是不是值得他們花每小時八百美元外加費用？我有點好奇rona是不是搞得定這樣的場面，所幸她有個先天的有利條件，她是白人，膚色崇拜在這個殖民地味道濃重的半島上依舊盛行。
車門「嘭」的一聲關上，比較好的車子關門的時候總是會發出類似合上密封罐一樣的聲音，我一個人坐在後排，車廂裡空調開得很冷，陽光卻是炙熱地照在左半邊座椅上面。我又像沉下去一樣，想起我的lyle——他一定還在睡夢中，偶爾蹙起眉頭，早晨梳洗之前，他的臉頰會有一點點扎人，他的嘴唇……
晚上，他若無其事地來接我吃晚餐，就像我從來沒有說過要忘記他，從來沒有趕他走一樣。他似乎也終於想起來了，昨天是我的生日，送了一串南部印度洋淺海水域產的珍珠做禮物。那是我第一次知道原來養殖的珍珠也算是「假」珠，而真正的珍珠到底價值幾許。
我們在我住的地方又做了一次。在那之後，我沒有繼續固執地不肯去他那裡，不是放棄了離開他的打算，只是因為意外地發現，我的房間有些地方隔音真的很不好，衣櫥和迷你吧的部分可能只是薄薄一層纖維板之隔，有時候甚至聽得到rydian在隔壁咳嗽的聲音。於是，接下去的那些日子裡，我下班之後就去他那裡，半夜他再送我回來。我們似乎又回到了在紐約時的那種狀態，不同的只是他的打扮和房間裡的裝飾而已。他租了一輛新車，存心弄得很髒，甚至在儀表板下的抽屜裡放了一把點三八口徑的手槍。對有些人來說，這裡是西遊記。但另一些人就是可以把它變成一千零一夜，只需要錢，外加一點遊戲人間的時間和心情。
就這樣，直到十月八日。
二零零五年的十月八日是個星期六，因為有個牽涉到香港方面的會議，我們還是八點半進辦公室加班。那時的香港還是五天半工作制的。
八點五十分的時候，我正一邊看郵件一邊吃麥家的漢堡，酒店的麵包烤得很濫，所以我總是到公司再加一頓麥當勞。rydian坐在我對面，突然抬頭說了一句：「我怎麼覺得頭暈，這輩子從來沒有頭暈過。」我看看他，剛想嘲笑嘲笑他，目光掃到右手邊的咖啡，奶棕色的液體在印著麥當勞叔叔頭像的紙杯裡明顯地晃動，直到溢位來濺到電腦鍵盤上。旁邊一沓摞得挺高的資料夾，最上面的一本突然落到地上。rydian罵道：「見鬼，地震了。」兩個人站起來，開始很鎮定地收拾電腦和重要檔案。我甚至還笑呵呵問他：「你確定不是因為我吃漢堡嚼的太用力了？」
老實說過去一個多月的經歷，從空難到車禍，到匿名電話說：「貴公司的辦公樓裡有個炸彈。」所有發生的事情已經把我的神經搞得很大條了。出了辦公室，我滿不在乎地去按電梯，被rydian拉回來塞進了安全通道里。我們所在的大樓是新德里市中心一棟四十層商務樓，雖然是星期六，但是因為那棟樓有八個樓層屬於一家國際性的銀行，當天還是有不少人在上班。我們屬於反應慢的，安全通道里面已經擠滿了人，走得很慢，沒有空調，熱浪和異味叫人窒息。往樓下走的過程當中，又發生了幾次明顯的餘震，恐慌升級了，幾乎所有的人都在打電話，英語和印度當地話嗡嗡響成一片。
我也很木然地拿出電話來撥lyle的手機號碼，但訊號很差，要麼打不出去，要麼是說無法接通。我莫名其妙地有些害怕，這個鐘點他肯定還在睡覺。我想打香格里拉的總機，但無論如何都想不起電話號碼。我拼命地往前面擠，rydian離我越來越遠，在後面喊我，我沒理。走了將近七百級臺階，終於下到底層了，我跑出大樓，馬路上已經站滿了人，似乎所有事情，包括時間都停頓了。旁邊一個商場門口泊著十幾輛三輪計程車，我跑過去，說要去香格里拉，沒有人肯去。價錢一直加到五百盧比，才有一個年紀很小的司機答應載我，在平時這段路不會超過五十盧比。
這樣的三輪計程車我之前只坐過一次，兩邊沒有護欄，開得又超級快，很是驚險。但那天路上亂得一塌糊塗，小司機左閃右躲，可能抄了近路，幾個彎轉下來，發覺不認識路了。他幾乎不會說英語，只知道幾個地名和數字，跟我說不清楚，於是就在一條窄路里停下車，沒有收我錢，很兇地示意我下車。我也迷路了，茫然地站在路中間，不遠的地方傳來警車、消防車或是救護車的聲音。路邊上，膚色黝黑的貧民男女和小孩子瞪著又大又黑的眼睛看著我，我害怕起來，裝作若無其事的樣子往前走，不敢細看角落裡經年累月積下的汙水和垃圾，隔一會兒就試著打lyle和rydian的手機。還是老樣子，不是打不出去，就是無法接通，剛剛掛掉，手裡的電話又突然響起來了，螢幕上閃的是lyle的號碼。我接起來，在聽到他聲音的那一秒鐘就開始抽泣，幾乎沒有辦法回答他的問題。
那一天，我就像個迷路的小孩子一樣，抹著眼淚，一個字母一個字母的把街邊路牌上的路名報給他聽，似乎等了很久他的車子才出現在我眼前。我跑過去，上車，緊緊地抱住他。後視鏡裡面，我看起來狼狽得要命。但是他卻說：「看來我以後要經常惹你哭。」因為淚水把我的睫毛沾在一起，看起來可愛極了。他說對了，這是第一次我在他面前哭，但絕對不會是最後一次。
那天晚上，幾乎每個臺的新聞裡說的都是巴基斯坦地震的訊息，震級從最初估計的七點六級上升到七點八級，cnn亞洲新聞臺的主持人說：整整一代人在這場災難當中死去。而在新德里，直到深夜，還是有許多人因為害怕餘震露宿街頭。我和lyle卻全無所謂地躺在他房間裡的床上，一場生生死死的虛驚之後，我終於問了他那個盤亙已久的問題：「和我在一起之後，你有沒有別的女人？」而他的回答將會主宰我的憂傷和快樂。
「最近六個月沒有。在紐約從來沒有過。」
「這麼說我是紐約的唯一？我很榮幸。」
「你是我的唯一，我愛你。」他說。
「我為你感到難過，因為我不愛你。」我回答。
我不記得在那之後我對他說的是「我恨你」還是「我討厭你」。我只清楚地記得，到那個時候為止，我們認識一年一個月又兩個禮拜，從第一次做愛算起也有差不多有一年時間。六個月？紐約的唯一？諷刺的回答。
「為什麼？」他明知故問。
「我從小就不喜歡跟別人分享玩具，也不喜歡住宿舍，討厭集體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