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花頭，沒什麼特別的。」
「沒什麼是什麼？」我看著他繼續問。
他也停下來看著我，看了一會兒才慢慢地回答：「巡視餐廳酒吧和保安監控室，抽查客房，屋頂俱樂部有一個酒會，去了十五分鐘左右，聽完主人致辭，然後回家。」
我們互相看著，氣氛變得很怪。我從來沒有問過他這樣的問題，從來沒有認真過問過他的活動。而他，看起來也不想說，或者真的沒有什麼要說的。結果還是我先退縮了，伸手關了我這一邊的床頭燈，背對著他躺下。閉著眼睛等了幾分鐘工夫，他沒有關燈，也不說話。我突然覺得又熱又煩，用可能的最快速度、艱難地爬起來，下床光著腳跑到浴室門口，把房間溫度調到最低，六十度以下。看著那些對我來說毫無意義的華氏度數又是一陣無名火起來。我以為他會看出來我的心事，說些什麼，或者就是做些什麼，無論是什麼，讓我可以不必開口問那些不知道如何啟齒的問題：「我還擁有你的愛嗎？我可以相信這份愛是絕對的、排他的嗎？」
他確實開口了，但說的卻是：「不管你怎麼想的，這是份工作。跟你從前在辦公室裡做的或許不一樣，但這就是我的工作。我很遺憾，還要解釋這些，因為你從一開始就知道的。」
他的話讓我覺得自己是有那麼一點理虧。我坐起來，卻又不知道說什麼好，低頭愣了一會兒，憋出一句：「我想也許我們應該好好談談。」
他冷笑了一下，問：「為什麼要談？談什麼？我覺得你現在的情緒根本不適合談話。如果你想要談話治療師，去僱一個，我會付賬單。」說完就伸手拉開床單，又突然停下來，搖頭說，「我累了，而且真的討厭說這些廢話。我今晚睡隔壁房間。」
「那更好。」我輕聲回答。兩個人就像是在比賽，比誰說話的語氣更冷淡。
我又躺下去睡好，不用看也知道他拿了他習慣用的那隻枕頭走出去，在身後關上門。他說話的聲音和關門的動作都很輕，沒有火氣，只能說冷淡。我僵在那裡，一動都不能動，過了很久才翻身換了一個姿勢，好像用盡全身的力氣。眼淚就在那個時刻落下來，我渾身顫抖不出聲地哭。房間裡空氣冰冷，只有湧出來的眼淚是熱的，落在頭髮和枕頭上漸漸變冷。
那恐怕是我哭得最長的一次，那個階段淚腺似乎也特別的豐沛。中間可能睡著過，也可能沒有。一直到一點點晨光透過窗簾的縫隙照進來，我爬起來，沒有開燈，光著腳走出去，開啟隔壁房間的門。lyle就在床上，我走過去在他身邊在躺下，他沒有醒。我在黑暗裡看著他耳朵脖子到肩膀的輪廓，看了一會兒，覺得累極了，閉上眼睛，終於睡著了。
俱樂部會籍
當你沉浸在愛裡，有些東西你總是看不到。然而就在你開始感到安全的時候，那一天突然就來了。
第二天早晨，我在九點半超過十點鐘不到的時候醒來，一個人在床上。我起床，想要洗臉，但是客房浴室洗手檯的邊沿比主臥室裡的要寬一些，就是這一點點距離，有懷孕三十五週的肚子頂著，我無論如何都沒辦法湊到龍頭那裡。我回自己房間去梳洗，鏡子裡的人哭腫了眼睛，整個人看上去都有點腫，我還是儘量收拾乾淨，才走出去。
damala在客廳裡打掃，看到我招呼了一聲。我在餐廳陽臺起居室轉了一圈，想要看到的那個人卻始終不見蹤影。
「ultan先生已經走了。」damala在桌子上擺好早餐，對我說。
我裝作若無其事，想回答她我知道，張張嘴卻什麼聲音也發不出來，但點頭還是能做得到。兩個小時之後，我總算看到手機上的一條簡訊：去洛杉磯出差，預產期前回來，如果有事，電話聯絡。
我沒有回覆，也沒打電話給他，如果去洛杉磯，那這個時候他應該還在天上。而且什麼樣的情況才算是「有事」？才可以打電話找他，我問自己。我不記得那天剩下的時間具體是怎麼過的。應該還是照樣吃飯，下午睡午覺到天黑，晚上繼續失眠直到天明。上午，下午，晚上，數了三次胎動，一切正常。天氣晴朗，夏天似乎來了，陽光下面有些熱，而他始終沒有打電話給我。
六月五號是星期一，吃過早飯，我打他辦公室的電話，秘書mayer接的電話。我瞎編了一個身份，說想跟lyleultan約時間見面。mayer沒有聽出我的聲音，客客氣氣地回答：「對不起，ultan先生這一週都在休假。」掛掉電話，我突然莫名其妙的覺得反胃，跑去浴室跪在地上，扒著馬桶邊，把早餐吃下去的蛋卷、麵包和三文魚片吐得一乾二淨。
快到中午的時候，nicole和cheryl-ann突然來了，獻寶似的告訴我，找到一個再合適不過的保姆。我們去公園大道上一間灑滿陽光的法國餐廳吃午飯。保姆也來了，名叫sandy，一副親切利落的護士相。不是墨西哥裔，不是亞洲人，不是黑人，也不是三代以內的東歐移民，如假包換的美國人，口音純正，持護士執照，有兒童心理學學位……以上所有就是所謂「再合適不過」的條件了。nicole補充，sandy是本市最搶手的保姆之一，是她好不容易從別人家挖牆腳挖來的。
我就那麼聽著，適時地報以微笑，點頭，或是其他什麼反應。cheryl-ann問我，l哪兒去了？我也能夠沒有停頓沒有猶豫的回答：「去洛杉磯了，工作上的事情，不知道要多久，不過他保證七月份之前總會回來的。」同時做出無可奈何又無所謂的表情。
點菜之前，一個女人從我們桌子邊上經過，又走回來，跟nicole和cheryl-ann打招呼。cheryl-ann站起來親熱地跟她貼了貼臉頰，把我介紹給她，也告訴我她的名字，ilona或是相近的什麼名字，我轉頭就忘了。女人說還有約會，很快就告辭走了。她離開之後，cheryl-ann拿起選單，在暗金色的摺頁後面輕聲對我說：「你們可以算是同一個俱樂部的。」
我很久都不懂她的意思，直到她笑笑的眼神閃爍，我才算明白，她說的是「lyleultan俱樂部」。
她看見我的反應，又伸手過來拍拍我的手背，安慰道：「當然是從前，她的會籍早過期了。」
侍者走過來，她開始點菜，說法語的聲音比平常說話要輕，音調也更低沉，我突然想起來那句「行頭越少，花頭越多」，也終於想起來是在哪裡第一次聽到這句話了。就是她說的，只不過是用法語說的：peudevêtement，beaucoupd’aventuresgalantes，嘲笑她的哥哥。
預產期是七月六日，在那一天到來之前，我每天從效率手冊上撕掉一頁紙，盼著那個日子，心裡卻不能肯定，自己如此急切地想見到的究竟是哪一個人，是lyle，還是caresse？那段時間，我總是一個人閉門不出，只有當夜幕降臨，天色幽暗，五米之外看不清對面來人的五官，只有那個時候，我下樓，散半個小時的步。不是我想要去，而是必須要去，也不知道為什麼，好像這也算是我純潔、幸福、理想化的家庭生活的一部分。
二零零六年六月二十六日，按照醫生的演算法我懷孕三十八週零五天，那是按照超聲波影像大小推算的大概孕期。而我自己也搞不清楚確切的日子，只知道到那一天為止，caresse在我肚子裡萌芽長大不會超過二百七十九個白天和黑夜，因為，就是在二百七十九天之前的那個晚上，lyleultan敲開新德里威斯羅耶爾飯店四零零九的房門，改變了兩個，即將會是三個人的人生，徹底而且永遠。
二百七十九天之後，那個下午，我最後一次產檢回來，從公寓的一樓走到頂樓，再下來，再上去，重複無數次，直到精疲力竭。時間已近黃昏，陽光漸冷，我回到家裡，站在廚房的玻璃窗前面，一口氣喝下一整杯水。幾秒鐘之後，羊水破了。我很鎮定的打電話到樓下門房叫車，告訴damala拿上證件衣服以及其他雜物，最後，撥通lyle的電話，告訴他就是今天了，不給他時間回答就掛掉電話，下樓去醫院。
我承認我是存心這樣的，我不想讓他趕上孩子出生的那一刻，或者還有其他什麼，我沒辦法思考，自己也不能確定。但在心裡更深一些的地方，直到那個時候，我還是不能相信，他真的會等到七月六日才回來。我整個下午都沒有吃過東西，躺在病房裡待產的時候，才狼吞虎嚥地吃下兩個雞肉三明治，damala在醫院餐廳買來的。身上只有一件反穿的淺藍色褂子，每隔半小時就有一個醫生過來看一眼。
將近七個小時之後，lyle來了。任何講道理的人都知道這恐怕是從一個西海岸城市飛越兩千四百英里回到這裡的最短時間了。但是，我不想講道理，這裡面已經有太多講不清的道理了。七個小時，我宮口只開到兩指，陣痛十到十五分鐘左右一次。他走過來抱住我，看著我，不說話，尋找我的目光。而我累得要命，不看他，只是讓他抱著，心裡面卻想對他拳打腳踢，像潑婦一樣吐口水，讓他有多遠滾多遠去。
慢慢地，白色百葉簾外面天又亮了，我還是沒有跟他講一句話，只在陣痛發作時，拼命抓住他的手。醫生仍舊每半小時來看一次，早晨六點鐘，給我打了一針催產素。又是一個小時過去，宮口終於開到十指了，我被送進了產房。lyle也做了消毒，換了衣服。但最後一秒，我向醫生提出來我不想讓他來。他被擋在外面，我們互相看了一眼，兩個人都默無表情。可能只有我自己知道，我這麼做不是因為生他的氣，而是因為那種彷彿沒有盡頭的疼痛，他根本不懂，也無從瞭解。我害怕極了，完全想不出來怎麼才能把這麼大一個東西生出來。我覺得我要死了，我曾經希望可以在他的懷抱裡死去，但在那個時刻，我只想一個人面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