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名字的身體
黃蓓佳
故事開始的時候，是一九七一年，我十三歲，讀初二。
我記得我們學校的樣子：很大的校園，一半以上的面積是菜地和樹林。菜是油菜和蠶豆，樹是梧桐和水杉。春天油菜花開的時候，滿校園金黃，蜜蜂會嗡嗡地飛進我們的教室，引出女孩子聲聲尖叫。五月蠶豆花開，紫色的小花甜津津的，大概學校裡每一個學生都嘗過那花朵的滋味。校園餘下的一半面積，四分之一蓋滿了教室，四分之一是教師及學生的宿舍。灰磚灰瓦的平房一排挨著一排連綿起伏，很是壯觀。校園的周遭是河，有水泥橋和木橋分別連通學校的前門後門。冬天河水很淺，冰面結結實實，我們上學的時候就不從橋上走，直接從冰面上滑過去，很刺激。夏天水大了，偷著下水戲耍的人很多，學校三申五令不準游泳，沒用，直到有一天淹死了一個剛進初一的小孩子，大家才怕起來，再沒人敢下河了，擔心死鬼在水下面拽他。
十三歲的那年我開始發育，個子長得跟我母親平齊，胸前鼓出兩個尖尖的小包，把手放上去，能夠摸到裡面硬硬的腫塊。我以為我得病了，生了腫瘤，很是慌張，支支吾吾地告訴了我母親。母親伸手摸一摸我，什麼也沒說，只告訴我：「沒事。」第二天她上街買回兩個小號的乳罩，白色府綢布的，讓我戴上。我不知道怎麼戴，拿著乳罩發愣。母親二話不說，一把抓住我的衣服，從頭頂扯下，然後替我戴上乳罩，扣好背後的紐扣。
那天上學的時候，我又偷著把乳罩取下來了。乳罩絲毫沒有減輕我的羞恥心，反而讓我的胸部明顯地挺了起來，把我衣服的前襟都頂出了一個弧度。我無臉見人。後來我沒有辦法，自己動手，用碎布頭粗針大腳地縫了兩個乳罩，前面是平的，完全地束縛住了我剛剛發育的胸部。我母親看見了，什麼也沒有說。大概她少女時代也有過同樣的經歷。
我的頭髮變得烏黑濃密，天熱的時候，因為髮根裡透不進風，很容易發餿，走在太陽下，我自己都能夠聞到那股熱烘烘的酸味。母親摁住我的腦袋，死命地給我洗頭髮，洗得不耐煩起來，索性操剪刀給我剪了個短短的「運動頭」。她剪完了對著我左看右看，好像不夠滿意，又押著我到街邊的理髮店，讓一個看上去和氣的老師傅給我再修一修。「打薄！不要捨不得下手，她的頭髮太多了。」母親說。她監督著老師傅擺弄我的頭髮，嘴裡反覆唸叨這句話。
很多年中，「把頭髮打薄」成了母親對我的髮型的唯一要求。因為聽母親說得太多了，我有了很深的自卑感，在別人盯著我看的時候會臉紅，總以為人家是看我頭髮的，而頭髮太過濃密是蠢笨的標誌。
現在我的頭髮已經日漸稀疏。去理髮店修整頭髮，年輕的理髮師會撥弄我的頭頂，提醒我說，要保養啊。我有時候會想，如果有一天頭髮掉光了，我是戴髮套好呢，還是去醫院植髮好呢？我有點拿不定主意。
我的個子瘦高，胸部扁平，兩肩微微地有一點佝僂，剪著男孩一樣的運動短髮，緊抿了嘴角，目光嚴肅地校園裡走來走去。沒有人注意我，也沒有人對我有絲毫的興趣。
直到有一天，發生了那件令我無地自容的事情。
我在毫無準備的情況下第一次來了例假。
我來了例假。我出血了。我的褲子已經溼了一片，粘乎乎的，冰涼涼的，甚至沉甸甸的。我知道我是來了例假，我的母親在此之前曾經不止一次地詢問過我，告誡過我。我沒有想到例假會對我這樣無情，像戰爭一樣襲擊了我，把我弄得措手不及。
我靠在教室外面的山牆上，後背緊貼著牆面，不敢動彈。我不知道怎麼辦才好。上課鈴已經響過了，同學們都走進教室了，剩下我一個人面對操場站著，孤獨而且絕望。我感覺血還在往下流，順著腿根，螞蟻一樣地爬行，癢絲絲的。我的腰骨和小腹都在隱隱疼痛，酸脹，像是墜上了沉重的鉛砣。我在想，我怎樣才能讓自己死掉，因為人死了就可以不對自己負責，那時候，別人怎麼嘲笑我羞辱我，我都可以置之不理了。
陽光很好。油菜花金黃一片。成群的蜜蜂在花叢中盤旋起落。幾隻白色的粉蝶夾雜其中，像飄來飄去的紙片。從教室前後窗裡傳出來此起彼伏的讀書聲。我聽出我的語文老師的聲音了，他在領誦一首毛主席詩詞，用他的帶濃重鄉音的普通話，讀得抑揚頓挫，非常賣力，也因此聽上去非常滑稽。他是個瘦高瘦高的老頭兒，我想像他駝著個背，一手抓著課本，一手別在背後，按住翹起的衣服後襬，在教室裡來回走動，頭一點一點的樣子，心裡忽然湧出一些淡淡的惆悵，好像我以後再也見不著他了似的。
這時候，他看見了我。他穿著一身藏青色中山服，黑色布鞋，胸口的衣兜裡彆著鋼筆，肘彎中夾了幾本書，從辦公室的廊下繞出來，大概準備走回宿舍去的，突然間看見了壁虎一樣緊貼在山牆上的我，遲疑一下，改變了方向，穿過油菜地裡的小路，向我走過來。
他一定覺得奇怪，正是上課時間，這個小女孩怎麼會孤零零地站在這裡，滿臉惶惑，一副受苦受難的模樣。也許他以為我是犯了錯誤，被老師罰站在教室外面反省。或者我自己做賊心虛，不敢走進教室。總之，我的孤獨無助的形象肯定不同尋常，他是老師，不能不走過來關心一下，問個究竟。
他那時還不認識我，因為他是高中的化學老師。可我認識他。我知道他是從北京的名牌大學畢業之後分配過來的，之前在海邊的一個農場勞動過兩年。他新婚不久，妻子也在我們學校工作，當列印員，專門列印講義和試卷。他會拉手風琴，笑起來的時候眉眼燦爛，牙齒潔白，左邊臉上還有一個很深的酒窩。其實也不是真的酒窩，是小時候跌跟頭磕了腮幫子，留下這個凹坑。他喜歡用五顏六色的粉筆寫下整黑板的化學公式，使聽他課的學生能夠記憶深刻。值日生在上完他的課後總是遲遲不擦黑板，原因就是那些公式寫得太漂亮了，它們像盛開在教室裡的花朵，怎麼看心裡都是舒服。
我認識他。關於他的細枝末節經常在女同學當中傳來傳去，引出一些沒來由的興奮。高年級的女生甚至會三五成群守在他走過的路上，故意拿一道化學題問他，然後等他走遠之後，瞄著他的背影，瘋瘋傻傻地笑。我實在不知道她們笑些什麼，但是大家都那麼注意他，我就不可能對他沒有印象。
他走過來的時候我很慌張。我往山牆上貼得更緊，恨不得頃刻間變成一道水流，被牆縫「嗤」地一聲吸收進去，無影無蹤。我的面孔繃得十分嚴肅，眉頭皺著，目光中全是警惕和戒備。我在想，如果他發現了我褲子上的血跡之後，我要不要往牆上一頭撞死。就這樣，歪著身子，往前面猛跨兩步，再衝回來，腦袋對著牆，「咚」一下子，完事大吉。
我把所有的動作細節都想好了。應該說我是個有條不紊、思路清晰的人。
他停在我面前，看了我一會兒，忽然笑起來：「你猜你像個什麼？小刺蝟。你要是身上有刺，肯定是一根一根張開來的。這麼緊張，為什麼？」
我把嘴巴抿得死緊，不說話。我期盼他問不出話來，就走過去，不再管這個閒事。
「啞巴？聾啞人？」他故意逗我，還彎下身，看我的嘴。
我笑不出來。我天生就不喜歡笑，現在更不可能笑。
他輕輕地「哦」了一聲，大概感覺事情有一點複雜。歪著頭想了一下之後，他問我：「哪個班的？要不要我叫你的班主任來？」
我瞪著他，拼命搖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