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為法醫，我常年跟屍體打交道，要說沒有遇到過詭異的案子，那是騙人的。
寫下這些文字，我並非想故弄玄虛，而是想將那些不可思議的案件還原出來，讓大家更瞭解法醫這神秘的一行。由於法律和道德等原因，我不能在書中公開一切真實資料，只能點到為止，大家請勿對號入座。
我的名字叫朱明川，生於廣西，一介草民。恢復高考後，我考上了原南寧地區衛生學校，畢業後就分配到馬山縣貢川衛生院工作。1986年，我開始在馬山縣公安局從事法醫工作，95年後兼任馬山縣公安局刑偵大隊副大隊長，負責法醫鑑定及主持刑事技術工作。前幾年，公安局只有我一個法醫，在基層做法醫，接觸高度腐敗屍體是家常便飯，兇案現場也極具震撼力，搞得我一度想逃走。
世事多變，後來有一個案子讓我改變了心態，決定繼續幹下去。
我記得，那是1988年夏天，廣西的一座縣城發生了碎屍案。根據群眾舉報，有人在縣城外一個下水道井口聞到惡臭，找人掀開蓋子一看，裡面泡著一袋屍塊，袋子已經破掉了。這案子震驚全縣，公安局經過盤查和搜尋，總共找到六個黑塑膠袋包裝的屍塊。因為那個縣城同樣只有一個法醫，我就被借調過去，幫忙做屍檢。
那個法醫叫謝增龍，曾和我一起在南寧學習，後來我們還有過多次聯手辦案的經歷，但這都是後話了。先說，我趕去事發縣城時，謝增龍已經把能找到的屍塊按人體形態標誌拼接排列了。可是，兇手碎屍碎得太徹底了，屍塊被砍剁得成肉沫了，骨頭沒有完整的，別說死者的身份識別檢驗，甚至不能從骨盆或恥骨來鑑定死者的性別了。
在這種情況下，法醫可以提取血液或軟骨細胞做x、y染色體檢驗，以判明死者的性別。可是問題就出在這兒，我們居然檢驗出來，死者有xx和xy兩種染色體。那意味著什麼？這是違反科學的！男性的染色體是xy，女性的染色體是xx，按理說，不應該檢驗出死者有兩種染色體才對。當然，世界無奇不有，也許真的會有一個人有兩種染色體，即嵌合體，但那機率太小了。
若非死者身體異常，那麼為什麼會檢驗出男性與女性的染色體？碎屍案中，是不是有兩名死者？屍塊被我們搞混了？
與此同時，公安局經過數天的走訪調查，發現一個叫李秀華的女人失蹤了，確定她是縣城裡唯一失蹤的人口。聽到這訊息，我和謝增龍就納悶了，假設不是警方疏忽，死者亦非陰陽人，那為什麼有兩種性別的染色體呢？
這一點看似對刑偵工作不造成困難，可正是這細微的一點，成了日後我們偵破碎屍案的關鍵所在。
國際著名法醫學家托馬斯?野口先生有過這樣一段精闢的描述：「面向生者轉述死者的慘痛經歷，使得法律發揮效能，這正是法醫的職責。」這話不假，要轉述死者的話，就必須先從屍體那裡認真地聽。我和謝增龍面對碎屍，檢測出兩種性別的染色體，進了死衚衕，只得從另一方面著手。
在碎屍案中，罪犯與被害人往往有親緣關係或社會的交往關係，殺人現場一般即為分屍現場，但也不一定，這要從屍體的分解方式、包裝方式、附著物及拋、埋範圍來分析。事發縣城的屍塊包裝得很緊密，每袋都有五層黑色塑膠袋，而且拋屍範圍非常廣，這些都表明分屍極可能是在室內的。如果是在室外分屍，那麼屍塊的包裝物就不會那麼多，而拋屍範圍也會很集中，甚至是在兇手居住處附近直接掩埋。
可是，李秀華的家中乾乾淨淨，找不到一點血跡，鄰居也說她很多天沒回來過了，但經常看見一箇中年男人出入她家。由於鄰居多為老年人和小孩，他們講不清中年男人的長相，只依稀記得那個人比較胖。
在刑偵過程中，兇案第一現場要儘快確定，這樣才能進行兇案現場重建。我們手上的證據只有屍塊，還有黑色塑膠袋，突破口只能從這兩樣著手，不能指望警察從攝像頭找線索，因為那時候縣城連電腦都沒有，更別提dna庫了。同樣地，警察沒有在李秀華家裡找到用得上的證據，她上班的單位是一家紡織廠，平時與她生活有交集的員工都是女性，一個嫌疑人都沒有，中年胖男人像是蒸發了一樣。
遺憾的是，我和謝增龍在黑色塑膠袋上沒有找到一枚指紋，想必兇手怕被查到，戴了手套之類的東西。我們再度檢查屍塊，這時注意到屍體很乾淨，可能曾經過清洗，但有的屍塊上沾著黑色砂粒，塑膠袋裡還有黑色砂粒沉澱和草葉等異物——這一點很古怪！
室內分屍和室外分屍還有一個區別，那就是屍塊的附著物，通常室內分屍，屍塊會比較乾淨，很少有附著物粘附；室外分屍的話，屍塊上往往會有泥沙、草、葉等異物，有時屍塊的皮膚上還可檢見樹樁、磚石等造成的拖擦痕。
我們一起找到了六個黑色塑膠袋，只有下水道的袋子被擦破了，其他袋子被發現時仍包裝嚴實，這就排除了是拋屍現場無關證物汙染的可能性。可罪犯若在室外分屍，那為什麼拋屍範圍這麼大，而且碎屍如此徹底，這又形成一個矛盾。不過，在80年代末，許多住戶的房子並沒有瓷磚地板，都是水泥粗地，屍塊有附著物很正常，但屍塊上還有草、葉等物，這讓我和謝增龍再一次陷入僵局。
事情出現轉機，那是一個月後了，李秀華的鄰居趕來公安局報案，說那個胖胖的中年男人摸進了李秀華的家裡。等民警趕去時，胖男人被逮了個正著，可他堅持否認李秀華的死與他有關，還說他並不知道李秀華已經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