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小環另有一套解釋。她一聽他摸索著上了床，便輕聲笑起來。笑什麼？笑他被人家踹下了床。他根本沒心幹那件事！有心也沒關係，她又不吃醋。她吃哪門子邪醋？他就是跟她說落戶口的事！不說事光幹事她也絕對擁護，她要是不擁護，他當時能跟她生孩子嗎？擁護個卵！難道他這時還想跟她去幹那事？他難道是頭豬？看不見她遭那麼大的罪回到家？
小環只是哧哧地笑，不理他的分辯。
張儉一點睡意也沒了，坐在床上，兩個大膝蓋頭幾乎頂住下巴。這樣徹頭徹尾的窩囊他可快瘋了，小環若再有一句不三不四的話，他跳下床就走。
小環頭靠在牆上，點起一支菸，自得地、美味地抽起來。抽了一根菸，她長嘆一聲。接著她不著邊際地說起女人都是很賤的，跟一個男人有了肌膚之親，就把自己的命化在男人的命裡，這女人承認也好，不承認也好。何況不只肌膚之親，還生了一窩他的孩子！她不承認她把命給了你也沒用，那是她自己哄自己呢！
張儉一動不動地坐著。隔壁傳來孩子半醒的哭聲，不知是大孩還是二孩。大孩和二孩越長越像，一旦粗心大意就會弄錯：一個餵了兩遍奶，一個還餓著；或者一個洗兩遍澡，另一個還髒著。尤其在兩人一絲不掛的時候。只有多鶴一眼認出兩人的差別。
小環點上第二支菸，遞給張儉。張儉沒接，自己從窗臺上摸到煙桿，裝上菸絲，點著。小環今晚如何會這樣深明大義？張儉仍保持高度警惕性。她的話從天上一句地下一句漸漸扯到多鶴身上。多鶴是日本女人，沒錯，賭一條東海煙她也早把命化在她的男人身上了。喜愛不喜愛她的男人，另說，也無所謂，想從這男人命裡掰出自己的命，她辦不到。想跟多鶴和解，只有一個法子，就是跟她肌膚之親去。女人表面上都會推的，說不定還打兩拳、踢三腳，但那都是假的。她可不知道自己在作假；她以為她真在推拒、在出氣、在發洩委屈，實際上她已經跟你和解：你要她，比什麼「對不起」、「抱歉」都管事。
張儉聽進去了。小環的話有三分道理。小環大事不糊塗。他挨著她躺下來，頭抵著她的腰。她的手伸到他頭上，摸摸他的頭髮。這兩年她常常有這種體恤、照料的動作，多少有點老三老四，把他當成個晚輩或者兄弟。不過這時候她擼他頭髮的動作特別讓他舒服。他睡了一個又短又沉的覺，醒來滿心清明，好像很久沒這麼精力充沛了。
十一點鐘的時候，張儉準時出門上大夜班。他在過道穿衣穿鞋，帆布工作服摩擦的聲響把多鶴很薄的睡意攪散了。一個夜裡出去上班、為全家掙生計的男人發出的這些聲響讓女人們覺得安全極了。
多鶴躺在床上，聽這個出門掙錢養活全家的男人走到門口，鋁飯盒輕輕響了一下。大概是他摸黑出門撞著門框了，這聲音使睡眠暈暈地襲上來。
一個多月前，她從江邊礁石攀上來，找到回竹林的路，曲曲彎彎走進去，發現路被她走岔了。再拐出去，重開一條路，找到張儉和孩子們歇腳的那塊空地，看見大孩或二孩丟失的一隻鞋。她反身從竹林裡摸出來，每個熱鬧地方都找遍了。不久，完全陌生的方圓幾公里被她走熟了，連各個公共廁所都找了幾遍。在遊客漸漸稀疏的公園裡她突然明白張儉把她帶到這麼遠的江邊來為了什麼——為了丟棄她。她發現自己不知什麼時候坐在很陡的小徑石階上，離一切都遙不可及。她從小長大的代浪村那麼遠，越過代浪村，往東，是她的祖國日本。祖國也有一個代浪村，埋葬著竹內家的祖祖輩輩。祖國的代浪村太遠了，她原先在丫頭、大孩、二孩身上還能找回那個代浪村，還能從他們的眼睛裡，看到那些埋葬在祖國的代浪村祖輩們的一喜一怒。那種代浪村人特有的沉默、寧靜，那種代浪村人特有的狂喜和狂怒。她每次摸著大孩二孩的頭髮——那頭髮仔細看是和眉毛連成一片的，就想她父親、哥哥、弟弟藉著她的孩子們還了魂，借他們小小的肉體暖著她，給她依靠。多鶴坐在那條對著長江的石徑小路上，天也遠水也遠地想，她生出的三個小小的代浪村村民現在和她天涯之隔。
再從石徑上下來，公園已經空了。她想跟人打聽火車站，又不會說「火車站」三個字。走到一個正在收攤的茶水站，她用手指頭蘸了桌面上的茶漬，寫下「火車」兩個字。茶水站的主人是個六十歲的老太太，對她又笑又搖頭，臉都羞紅了，意思是她不識字。多鶴每天大部分對話是和丫頭進行，兩人自然方便地講她們自己的語言，愛在哪裡用日文就在哪裡用日文。老太太拉了一個過路人，叫他認認用茶水寫在桌面上的兩個大字。那是個拉架子車的小夥子，以為她是啞巴，拍拍他的架子車，手勢很大、表情也很大地表示他用架子車帶她過去。下了架子車，她的手插在連衣裙的側兜裡，手指捻著那五塊錢，不知要不要拿出來給小夥子。最後她決定不給錢，多給他幾個鞠躬。她那雙膝併攏，兩手撫腿，彎腰九十度的鞠躬把小夥子嚇著了，拉著架子車匆匆離去，又在遠處回頭，沒想到又受她一躬，這下他頭也不敢回地跑了。
她很快發現小夥子把她領到一個錯誤的地方，因為她只在紙上寫了「火車」兩個字，而沒有寫「站」，小夥子就把她放在兩條鐵路交會的地方。不久就有一列貨車通過，貨車在這裡突然減速，幾個坐在蘆葦溝邊上的孩子跳了上去。孩子們向她招呼，叫喚：上來呀！上來呀！她奔跑起來，孩子們伸出四五雙手把她拉了上去。上了車她問：玉山的？玉山去的？孩子們相互看看，還是不明白她到底問什麼。她覺得自己的話一點毛病也沒有，他們卻聽不懂，信心減退下去。呼呼的大風裡，她把句子在嘴裡重新組裝，用小了一倍的聲音問：去的玉山？其中一個男孩為大家做了主，朝她點點頭。他們看上去有點掃興，用牛勁拽上來一個話也講不通的女人。
油布下裝的全是西瓜。孩子們拉起油布，油布成了包括多鶴在內的七八個人的屋頂和鋪蓋。這時多鶴才明白火車為什麼到了那一段減速：它剛剛通過了一段被雨水沖垮正在修復的路段。多鶴伏臥在西瓜上，身體左右滾動，從油布縫隙看見修路工地燈火通明。張儉在早晨看著她時想幹什麼她明白了：他想要她的身體。他伏在陽臺欄杆上抽菸，她在他身後開啟窗子，他就是不回頭。她看他什麼時候回頭。終於不行了，他回頭看了她一眼，隔著兩米的距離，嘴唇已經親吻了她。他是想和她好合一次，最後一次。
多鶴竟讓輕輕滾動的西瓜給晃睡著了。
她是被冷醒的，身上的油布不知哪裡去了。回過頭，七八個孩子全不見了，不少西瓜隨他們一塊兒下了車。火車紮在無盡的黑夜裡，往更深的夜色裡躦著，她不知道時間、地點。但她知道，什麼都幫了張儉的忙，讓他得逞了，讓他分開了她和她的孩子。她和祖國、代浪村、死去的每一個竹內家的骨血終於被分開了。
西瓜車在毒太陽裡開開停停，在大雨裡也開開停停。她多次下狠心跳下車，又多次下狠心留在了車上。一連幾天的西瓜餐，她渾身都讓紅色、黃色的西瓜汁泡透，被風吹散的長頭髮又被西瓜汁粘住，成了一件頭髮結成的蓑衣。她腦子裡全是呼呼的風聲，是火車和黑暗摩擦出來的聲響。那聲響灌進皮肉、血管，隨著兩行淚橫飛。她伏在一個個冰涼、滾動的西瓜上，任這些無信的、不負責的球體把她拋到左拋到右。多年前她被裝在麻袋裡，被土匪擱在奔跑的馬背上，她也不比這時更絕望。她仰面躺在西瓜上，想到了阿紋。
那個躺在路邊生孩子的阿紋。阿紋長髮披散，臉色如蠟，嘴唇煞白，就這樣躺在一九四五年的九月傍晚。她躺得像一堆血糊糊的垃圾：泡透了血的一件和服，兩條血淋淋的腿，一個還在冒熱氣的血孩子。她是走著走著就完成了分娩的。嬰兒眼看著就不動了，長長的臍帶打了好幾個彎，瓜蔓一般連著未熟的瓜。阿紋不要人們靠近，一邊齜牙咧嘴一邊嘶喊：「加油啊！快走啊！別過來！別殺我！我一會兒就跟上！別殺我——我還沒找到我丈夫和兒子呢！」她的手掌滿是血汙，向人們一下一下地揮舞，要從她身邊過去很久人們才悟到，她那齜牙咧嘴原來是笑容。她笑著向人們討饒：「別殺了我，我還沒有找到我丈夫和兒子呢！」她血淋淋的手掌握起拳頭，一上一下地揮動，給自己的嘶喊打拍子：「加油！加油！」嗓音撕布一樣……
不體面的阿紋。就因為要找她的孩子。
於是這樣一個不體面的多鶴出現在南來北往的旅客眼前，披著頭髮結成的黑蓑衣，餿臭的連衣裙上一片綠蒼蠅。
那個蒼蠅如雲的車站叫做「武昌」。她不知道到達這個站之前火車被換過幾次車頭。迎面而來的樓、房屋、密集的電線杆讓她知道這是個大地方，比她住過的兩個城市都大。西瓜一車皮一車皮地被人卸下去。快要卸到她這一車了，她突然想到，她吃下去的、用作洗臉洗手當便盆的西瓜有幾十個。跟那七八個孩子下車的西瓜至少也上百。那上百個西瓜的賬也會記到她頭上。你有證據說你沒有吃或者糟蹋掉那上百個西瓜嗎？你有證據沒有跟沿線的盜匪裡應外合把西瓜拋下去，回頭再跟他們分贓嗎？多鶴不瞭解中國的法律怎樣制裁這樣的事，但她知道天下法律都不會輕饒這樣的事。
她看準一個空子，從車上爬下來，等正在卸前一輛車的工人們反應過來，她已經成了他們眼裡一條披頭散髮、骯髒的花影子，在一大團蒸汽裡一閃而逝。蒸汽發自一列剛剛停靠的客車，她從客車輪子間爬過，車肚皮上掛著迢迢千里的黑色塵土又蹭在她泡透紅色、黃色西瓜汁的白底子帶紅點、綠點、黃點的花連衣裙上。
她走在旅客當中，人們不顧肩上扛的沉重行李一再向她回頭。
前幾天的西瓜餐這時發作了。她被腸道內突然的衝擊力弄得渾身發冷，脖子上和手臂上乍起一層雞皮疙瘩。她會用中國話打聽廁所，但人們終於聽懂她的話之後給的回答卻是她不懂的。所有人都用完全不同的音調、吐字，和氣地對她一遍又一遍地講著什麼。她覺得腸子裡的咕咕響動一定讓他們聽見了。她捂著肚子，半佝著腰，一動也不敢動。
人群中終於有一個女人，扯起她黏糊糊的手便走。
蹲在茅坑上她突然想起自己沒有草紙。
那女人竟十分善解人意，推開茅坑的隔門，遞給她一張印滿人臉的紙。紙的背後還有石灰，是剛從牆上撕下來的。人臉上畫著紅叉，對著自己的終極下場目瞪口呆。她但凡有一點辦法，絕不會把這樣帶臉的紙作那樣的用途。
等她頭重腳輕地走出廁所，兩個戴口罩的人朝她走來。她蹲在茅坑上的時間足夠那個女人推測她是怎麼回事了。那女人一邊用多鶴完全不懂的話對戴口罩的人大聲說著，一邊指著多鶴。兩個人走近了，才能看出男女。他們中的男人用音調奇怪的中國話說多鶴病得不輕，得跟他走。他們中的女人說車站醫療室不遠，走幾步就到。
兩人的眼睛在大口罩上面微笑。多鶴髮現自己已經開始跟他們走了。
醫療室的長椅上躺著哼哼唧唧的男人女人，還有兩個人躺在白色帶輪子的床上。多鶴被帶進來，戴口罩的女人對一個躺著的男人說了句什麼。男人縮起腿，戴口罩的女人讓多鶴坐在剛剛擱過男人赤腳的地方。多鶴剛坐下，那男人的腳又回來了，她只好坐在地上。
戴口罩的女人從裡屋拿來一根體溫計，放在多鶴嘴裡。這根體溫計讓多鶴安全起來。她到張家這些年，每次發燒，體溫計就是一個手掌。小環或張儉的（過去是張站長或二孩媽的）手掌在她額頭上按一按，體溫就測出來了。自從離開代浪村，她的嘴還是第一次接觸這冰涼的易碎的玻璃棍，她閉上眼，醉在那微辣的酒精氣味裡：那氣味就是她對於鈴木醫生的記憶。戴口罩的男人這時走出來，翻開多鶴的眼皮，仔細地看，手指也像鈴木醫生那麼輕盈靈巧。
根據體溫計的測量結果，她的體溫不高，基本正常。戴口罩的女人是個護士，這時走上來，說是要抽血。她一邊在多鶴胳膊上擦酒精、系膠皮管、扎針頭，一邊用她那一口總有點偏差的中國話告訴多鶴，正在流行的血吸蟲病很厲害，從東邊來的火車總會帶來幾個病重的。
多鶴對他們的話不全懂，但猜出此地正流行某種可怕的疾病。她問護士什麼叫血吸蟲。
護士看著她，好像沒聽懂。
她想她的話有那麼難懂嗎？她會不會把句子講顛倒了？她硬硬頭皮又問了一次，這次換了一種句法。
護士反問她是哪裡人。
多鶴不講話了。
護士抽了血，拿了一個硬皮夾子，上面鋪著一張表格。她說這是病歷，必須填寫。要填的專案有姓名，住址、家庭成員、婚姻狀況……多鶴拿起筆，又放下。不知為什麼，她哭起來。填什麼也不準確。代浪村的家是多鶴唯一記住的住址。代浪村的人走上逃亡血路，從那一刻起，這些專案就沒法填了。從那顆手榴彈落在媽媽、弟弟、妹妹身邊之後，她怎麼填寫「家庭成員」？從張儉把她丟棄在江邊礁石上，從她的乳房因為沒人吮吸而脹成兩隻鐵球，從她斷了跟丫頭之間的私密對話，她兩臂間空去大孩二孩的位置，「家庭成員」四個字成了她最不想去讀、最不願去理解的四個字——四個中國、日本共用的字。
女護士先站在她身邊看她哭，過一會兒，她蹲下來，想從她兩隻捧住臉的手縫裡找她的眼睛。再過一會兒，男醫生來了，問她到底怎麼了。
躺在椅子上、床上的五個病人全停下了哼唧，聽她哭。
她哭得氣也喘不上來，幾次噎住了，一點聲音也沒有，醫生和護士以為她哭完了，剛開口問她「家住哪裡，有證件嗎」？她一口氣捯過來，疏通開，又接著哭下去。哭得她渾身筋骨疏開又抽緊，男醫生兩隻焦慮顛動的腳，在她淚水淹沒的視野裡，成了一對不可認識的異物。
她哭盡了最後一把力氣，靠在椅子腿上。醫生和護士小聲嘀咕她什麼，她不在乎，在乎她也聽不懂。他們之間講的話跟這裡人一樣，冒出許多陌生的滑音，完全不同於張儉和小環的中國話。
他們改用先前的語言同她談話：家裡出了什麼事？家裡還有人嗎？碰到壞人了？她的樣子讓他們懷疑她遭受了人身襲擊。她是死裡逃生逃出來的嗎？她一定受了太大的刺激，他們理解她——誰受了過度的刺激都一時不願開口。
他們給她打了一針，等他們拔出針頭，兩個戴口罩的人影在她眼前已經一層虛光，再一眨眼，他們跟燈光不太亮的空間混成了一片灰白色。
她醒來已是早晨。兩個乳房把她脹醒了。她看看周圍，發現她已經不在原先那間醫療室，而在一間病房裡。窗外在下雨。病房還有三張空床，她不明白她為什麼享受單間的特權。身上的衣服被換過了，現在是一身不分男女、印著紅十字和某某醫院字號的衣褲。她的花連衣裙被團在對面空床上，她想到那五塊錢，她不知五塊錢到底是多大一筆財產，但那是她眼下僅有的財產。
五塊錢竟然還在那個帶荷葉邊的布包裡，和裙子一樣帶著黏黏的潮溼和西瓜的餿味。她把五塊錢和連衣裙都塞到自己枕頭下。
似乎是她的動作引來一個人。那人穿白色制服，戴領章。她想起了：是警察。警察她是見過的，過年過節到居民樓來，站在樓下，跟趴在公共陽臺上的家屬孩子們講「提高警惕，防止敵人趁機破壞，看見可疑的人陌生的人要及時報告」。
這個警察二十多歲，一邊打量她一邊把手裡的硬殼帽戴到頭上。他問她是不是好一點。他的話又跟那個男醫生和那個女護士不同，又是一種音調。因此他講到第三遍時她才點點頭，接著給他鞠了躬。
「你暫時先養病吧，啊？」警察說。
這回他講到第二遍她就點頭了，點完頭她又鞠一躬。
「不要那麼客氣。」警察皺起眉頭，有點嫌煩的意思，同時他做了個手勢。她是懂他的表情和手勢的：他嫌她鞠躬鞠多了。
「等你病好了，我們再談。」
然後警察又做了個手勢，請她躺回床上，他自己出去了。她躺在床上，看著急需粉刷的天花板，想警察到底是友善還是敵意。似乎都不是，似乎兼而有之。天花板上一條條細細的裂紋，有的地方石膏脫皮了。警察和她談完話會拿她怎麼辦？
為什麼會是一個警察？是一個常常到樓下宣講「碰見可疑的人、陌生的人要及時報告」的警察？那麼，就是昨天的男醫生和女護士給她打了安眠針之後向警察報告了。她是一個可疑的人。難怪她單獨住一間病房。可疑的人威脅正常人的安全。
一個年紀很輕的護士推著小車進來，從屋角拉過一根鐵架子，又從車上拿起一瓶藥水，走到床尾，大眼睛愣了幾秒鐘，再回到藥水瓶上。她在多鶴手臂上極其認真地紮了三四個眼，終於成功地紮了進去。兩個小時後，輸液結束了，多鶴爬到床尾，看到那裡掛了一個牌子：姓名：？性別：女，年齡：？籍貫：？病因：急性胃腸炎。
這是一個充滿疑問的病人。這個病人給看起來了。門外的警察有槍嗎？可疑的病人一旦出了這個門，沿著走廊飛奔時，一顆子彈就會把她撂倒在光滑的水磨石地上嗎？這條走廊有七八米長，從小護士推車走來的聲音，能大致測出它的長度。上廁所呢？就在床下便盆裡解決。不行，不習慣便盆，必須去廁所。習慣不習慣，由不得你！
可疑的人或許連最不可疑的生理要求也顯得可疑。從窗子看出去，白楊樹的高度讓她明白病房在二樓。
她悄悄地下床，眼睛同時搜尋她的鞋子。那是一雙涼鞋，鞋面是用白布自制的，在鞋匠鋪上了輪胎底，走路一點聲響也沒有。可是它們不見了。可疑的病人一旦沒了鞋就更好看守了。
她抖開一團餿臭的連衣裙，飛快地換下身上的病員服，再一次摸摸小包裡的鈔票。
最難的是悄無聲響地開啟玻璃窗，甚至難過躍到白楊樹上再順著樹幹溜下去——多鶴兩隻微微內翻的腳掌走路不理想，但擅長上樹。代浪村村委會門口有四根木杆供孩子們爬，多鶴常常贏男孩子們。這樓房老舊，木頭都變了形，開窗時窗子和窗框少不了扯皮，弄出很大的響動。
但這扇油漆龜裂的窗子是唯一的出口，通向丫頭、大孩、二孩的唯一齣路。她的手沿著窗子和窗框接縫的地方輕輕推動，讓窗扇一點點從窗框鬆動開來。然後她站到了床頭櫃上，握著窗把手，用力往上提，同時用全身重量控制著它，把它的響動壓在身體分量下。窗子被推開了。聲響在她的知覺裡如同打雷。她站在床頭櫃上，回頭瞪著門，門一動不動。門外悄無聲息。或許她並沒有弄出任何響動。她的腳心已經踏到磚砌的窗臺。再一步，她就正面對著那棵白楊樹了。
一步能不能躍到樹幹上？樹杈夠結實嗎？她來不及想得太周全了，就是朝死亡裡跳，她也得跳。
她從樹上下滑時，一個圍大白圍裙、挑兩個大桶的女人看著她。她從她面前跑過去，女人往後猛一退，把挑著的兩大桶泔水潑了出來。她那麼一退是怕她的意思，多鶴一邊跑一邊想。原來可疑的人是讓正常人怕的，也許她在她眼裡是個女瘋子。
多鶴在雨裡跑著，東南西北對她都毫無意義。她唯一的方向就是遠離那所醫院。街邊停了一排黃包車，車伕們從車篷縫隙裡露出臉，看著她這個披頭散髮、赤著雙腳的女人匆匆走過，誰也不敢攬她的生意。
一個陰暗的雜貨鋪裡點著一盞煤油燈。她跨進去，鋪主從櫃檯後面直起腰，對她說了一句她聽不懂的話。語言客氣、眼睛不客氣地告訴她，他沒把她當正常人。她要紙，要筆。紙和筆來了。她寫下長江南岸的那座小城的名字。鋪主搖搖頭。她又寫下：我去。鋪主活了五十多歲，從來沒和人打過如此古怪的交道。他還是搖頭。
多鶴指指櫃檯裡一塊酥餅。鋪主立刻照辦，把酥餅取出，放進一個報紙口袋，抬起頭，一張快漚爛了的五塊錢放在櫃檯上。鋪主從一個鐵皮盒子裡數出大大小小許多鈔票，又一張一張放在她面前，放一張，他嘴裡出來一個她不懂的詞。但她知道他一定在唸數字。一張鈔票上印著「2」，兩張印著「1」，剩下的是一堆小鈔票，各種數字都有。算了算，這塊餅花去了五分錢。就是說，她這筆財富是不小的。
她想，這下鋪主會回答她的提問了，她和他成交了一小筆買賣。她指指那座城市的名字，又指指「我去」，鋪主還是搖頭，同時揚開嗓門，仰起臉，叫了一聲。多鶴聽見有人在某處應答。天花板開了個洞，露出一張少年的臉，對鋪主說了幾句多鶴不懂的話，又對多鶴說，那座城市遠得很，要坐輪船！天花板上的洞封上了。
鋪主重複：坐輪船！他這回的話也好懂些，講到第二遍多鶴就使勁點頭。
多鶴想，明明不是輪船把她和西瓜帶到此地的。她又在紙上寫：火車？鋪主跟天花板上面的男孩大聲商量一陣，都認為火車也行。
鋪主為多鶴截了一輛黃包車。半個小時之後，黃包車停在火車站門口。多鶴算了一下，一塊偌大的酥餅值五分錢，那麼一個車伕一天應該能掙二十個酥餅。給他六個酥餅的錢，應該是體面的車費了。果然，車伕接過三角錢時給她一個滿口亂牙的笑容。
當她把大大小小的鈔票一塊兒從售票小窗洞遞進去時，一個女子的聲音說她的錢不夠。
她把自己的臉擠在小窗洞上，她覺得她沒聽懂，這樣湊近能看見售票女子的一截脖子半截臉蛋，似乎離理解就近多了。那女子問她買不買呀？不買讓後面的人買。
「我買！」她講中國話頭一次這樣粗聲大氣。
「你錢不夠！」售票女子的臉露出來了，但是橫過來的。
「為啥？！」她問。她聲音更粗大，把「啥」說成「哈」，這是她向張家人學得最好的一句話。她實際上是說，為什麼我不能回我家？！為什麼我不能回到我的女兒、兒子那兒去？！為什麼我兩個奶脹得要炸而我的孩子們在鬧饑荒？！
這就使多鶴的「為哈」聽上去充滿蠻橫不講理的爆發力。不論為什麼她都要去馬鞍山，不論為什麼她都得有一張火車票。
「為啥？！」那張橫放在洞口的女子面孔消失了。「咔嗒」一聲，整個窗子大開，女子正襟危坐，手指劃拉一下：「問問你後面的群眾，為啥？差一多半錢呢！會看票價表嗎？票價是國家定的！你不是中國人呀！」看熱鬧的人群大起來。一雙赤腳、一頭散亂骯髒的長頭髮、一件泡了西瓜汁又泡了雨的花裙，使人群和多鶴之間的距離也大起來。
一個小孩大聲問了句什麼，人們哄地一笑。多鶴是被那句「你不是中國人」提醒了，她打算破開這道人牆。趁她轉身，那個小孩一步躥上來，從後面揪了一把她的長髮，高興地尖叫著跑開。她走了幾步，那隻孩子的手又揪一把她的頭髮，又是高興地尖叫，往回跑去。就這樣，她走著，他揪著。最終她贏了：她的毫不反應讓孩子敗了玩興。
她在候車大廳裡買到一張全國鐵路圖。在上面她找到了長江，找到了她眼下所在的武昌，不久，她的食指尖停在那座長江南岸的小城。她和西瓜們是兜了怎樣的圈子，才到達這裡的？那城市和武昌其實是同一條長江相串聯的呀！
有了這張圖她可以回到丫頭、大孩、二孩身邊去了。她走也得走回去。兩個兒子沒有奶吃，她爬也要爬回去。她在火車站附近的商店買了一雙鞋，最便宜的一種，花了一塊多錢。她還需要一把傘，但她實在下不了手花那一塊多錢了。
她在候車室的長椅上睡了一會兒。天黑下來，她沿著鐵路線走著，向東走。雨小了，風卻很冷，樓房電線杆從稠到稀再到消失。她走進了一座小站。不一會兒，一輛貨車停靠下來，她爬上去，發現車上裝的是木頭。貨車每經過一個站，她就盯緊站名，再借著站上的燈光對照鐵路圖上的名字。
半夜她從拉木頭的車上跳下來，因為那趟車從此分岔。她在一個小站外面等候下一趟貨車，但沒有任何一趟車在小站停靠。
小站沒有候車室，只有一圈木柵欄加一個棚子。她在棚子下的長椅上睡下來。太陽剛升起，遠處的田野和農舍在綠中透藍的山下非常寧靜，連蒼蠅的嗡嚶也是這寧靜的一部分。蒼蠅漸漸多了，把地上一塊甜瓜皮落成黑綠色。側臥的多鶴看著一道道炊煙，水田裡的天空、山影，目光虛一些，景色就熟識一些。多鶴自從離開了代浪村就總是在找和代浪村相似的東西。現在遠處的村景和代浪村相似，還有九月雨後的太陽。因此多鶴就熟睡在蒼蠅嗡嚶的九月裡。
她一睡睡了十多個小時，醒來忘了自己為什麼會在這樣一個小火車站的棚子裡。她也不知道自己睡著時，身上除了落過蒼蠅還落過什麼。
直到第四天，她才爬上一趟運化肥的貨車，但兩小時後就被人發現了。在審問中她明白化肥值錢，因此常有人扒車偷化肥。她從審問者的眼睛裡看出自己是多麼可疑。她已經發現她越說話疑團越大，因此她隨他們去自問自答、大發脾氣。漸漸地，她看見自己在對方眼裡不再是可疑的，而是殘廢的，又聾又啞又瘋。
從那以後她不再冒險扒火車。一根枕木、一根枕木地走回去，會安全得多，也安寧得多。沿著鐵路線的車站她都歇過腳，有時雨大了，她就住下來。車站真是好地方，總有容她睡覺的長椅，有便宜的飯食，有匆忙過往的旅客，對她的可疑剛有警覺和興趣，已經和她錯過去。但儘管她每天只吃一頓飯，口袋還是漸漸空了。最後的一段路她吃的是生玉米、生紅薯，總之她的手偷著什麼，就吃什麼。
她從來沒有注意連衣裙是什麼時候扯爛的，鞋子是什麼時候穿飛的，那便宜鞋子有足夠的理由那麼便宜：布鞋底被作了弊，裡面是硬殼紙。她只注意到自己的胸一天天沒了分量，沒了原先的圓潤。她走得瘋了一樣，這一對沒了分量的乳房是怎麼了？它們在乾枯嗎？她最終把兩個乾枯的乳房給她飢餓的孩子們嗎？就像所有代浪村的母親們，乾枯皸裂的乳頭不再能堵住孩子們的哭喊。
完全不像多鶴預料的那樣：她在一模一樣的樓群裡迷了路。一律的紅牆白陽臺，她卻毫不彷徨地朝著其中一幢走去。她成了一條母狗，被那股神秘的氣息牽引著，走向她的兒女們。
她抱起兩個尿臊刺鼻的兒子，卻發現自己早已沒有奶水。她左邊的乳頭一陣鑽心疼痛：二孩居然咬了她一口！她的骨肉給這兩個中國人離間了。代浪村的人都說中國人一肚子鬼，果真如此。一雙手上來，把二孩抱走，是張儉的手。一個聲音賠著小心，告訴她倆兒子已經習慣吃粥吃爛麵條了，不也長得不錯？一兩肉都沒掉。也是張儉的聲音。什麼意思？是說沒有了母親和乳汁，沒有了天條規定的成長環節，兒子也照樣活，照樣長得不錯？他們有沒有真正的母親兩可？
一轉眼，她和張儉撕扯上了。她吊在張儉寬大的肩上，一隻拳頭胡亂捶在他頭上、腮上、眼睛上，腳也生出爪子來，在張儉小腿上拼命地抓。
張儉抱著二孩，怕孩子捱打，趕緊撤到大屋裡。多鶴整個身體抵在門上，不讓門關嚴。她和他一個門裡一個門外，相持了幾分鐘，多鶴突然一閃身，門「嗵」地大開，張儉栽到了門外。
多鶴放棄了。她突然覺得這種討伐太卑瑣。
五百多個崎戶村村民是好樣的，幾代同堂地死。幾代同堂的血流成一股，濃厚程度可以想象。它拱出石縫，結成一個球，比父親喝清酒的酒杯還大。血球顫巍巍，有著那種固體和液體之間的東西特有的柔嫩，一觸即溶。第一線陽光從兩座山坡之間的山埡岔裡伸出來，那也是柔嫩至極的陽光。光亮照進血球，光和血球都抖了一下。那令人驚悚的美麗只是一眨眼工夫，然後，太陽就從山埡岔裡整個地出來了，已經不再柔嫩。幾個收屍的村長走過去，他們中的誰踩在血球上——它並不像它看上去那麼一觸即溶，它凍結了。那些腳移開，它依然圓潤光潔，看上去已經有了歷史，就是琥珀、瑪瑙形成所需要的一段長長的歷史。
這時，二十五歲的多鶴鬆開了抓著張儉的手，眼睛睜得老大，但眼光卻很虛惶。
她多鶴用得著這樣和他扭打嗎？她不聲不響就能讓他明白什麼都來不及了。
千惠子朝她的一歲的兒子俯下身，長而密的頭髮蓋下來，母子倆被蓋得風雨不透。母親餓得又細又薄的身體對摺起來……不是對摺，是盤捲成一個螺螄殼，把她的心頭肉盤卷在裡面。對孩子疼愛得不知如何是好，才會有這個動作。那螺螄殼越絞越緊，一歲男孩的哭聲越來越輕，被封在了殼內。千惠子的兩個肩胛骨嚇人地聳起，突然靜止住。就在這個時候，孩子的哭聲斷了。螺螄殼碎裂開來，冒出一張如釋重負的臉。她替兒子在所有不堪的下場中選了個最好的：讓賜予他生命的人索走他的生命，這多少也是一種圓滿。逃難隊伍中所有的母親剎那間都開了竅，隨即也都如釋重負了。她們至少能使孩子們的苦難不再惡化，她們能夠在孩子們所遭受的疲憊、驚恐、飢餓上劃一個限度。千惠子兩個虎口鎖定在一歲男孩的脖子上，把一切未知的苦難變成了已知——對於他們的處境，未知本身所給予的折磨遠遠大過驚恐、疲憊、飢餓。披頭散髮的千惠子並沒有瘋，她開始追逐她的女兒，張著她柔軟的懷抱和兩個鐵硬的虎口，一心想讓三歲的女孩久美早一點進入她永恆的呵護。跟在千惠子後面的女人們不再追逐她。一個個年輕的母親扶著樹幹，蓬頭垢面、衣衫襤褸，想著千惠子教給他們的最後一種母愛，又上了路，高高的山毛櫸枝葉間透著風、月光和一兩聲夜貓子的啼叫。
不聲不響的殺嬰就這樣開始了……
一隻手把她拉進廁所。是朱小環的手，紅潤如她的臉蛋，也帶酒窩。小環說著什麼多鶴沒有去聽，只看著那雙紅潤帶笑的手把一桶熱水傾倒在木澡盆裡。接下去，事情不對了，小環很家常地講起丫頭的事來，「回頭你看見她，可得好好表揚她，啊？功課門門一碼的一百分，老師還在一百分旁邊畫了五角星……就是手工課不行，讓她拿紙剪個貓，她拿回家來，全讓我給她剪！」說著她把手裡的絲瓜筋蘸了熱水和肥皂，狠狠搓到她脊背上，把她搓得東倒西歪，坐都坐不穩，背後的皮肉被搓得起了燎泡似的發疼，但她疼得舒服極了，疼得好美。
「……知道大孩有多壞嗎？」小環用力用得話也說不連貫，「……小子可壞了……躺那兒會玩自個兒的小雞雞……抱他倆出去，一見鄰居家曬的幹蝦米，二孩這小子抓了就往嘴裡擱，你說他咋知道那幹蝦米是吃的？我記得你懷他倆的時候，就特別饞蝦米。這孩子神不神？把他娘愛吃的都記住了……」
多鶴脫口插話，說她自己小時候就愛吃外婆做的幹蝦米。
她很意外，自己怎麼跟小環搭起話來了：她明明在作和孩子們同歸於盡的打算呀！這時小環把她從水裡扯起來，抬起木盆一頭，把髒水倒出來，讓水衝在廁所地面上，一面咂咂嘴，一面又笑道：「可惜了啦，這水能肥二畝田呢！」
多鶴看看廁所地面上一層灰色的體垢，不自覺地也笑了。她真的太意外了，怎麼竟笑了呢？她不是正在想怎樣讓三個孩子毫不疼痛、毫不害怕地和她一塊兒走，去做好樣的代浪村村民嗎？
這時小環突然想到了什麼，丟下多鶴從廁所跑出去，隨手帶上鐵皮門，「咣噹」，大鑼歡快地敲響了。不久鐵皮門又敲了一聲大鑼，小環手裡拿著一個小紅布包，開啟來，裡面一根紅線繩上拴了一顆牙齒。是丫頭掉的第一顆乳牙。丫頭要等小姨回來，把它給扔到一個瓦房頂上去，這樣她以後出牙才出得齊整。多鶴用手指尖試了試那顆在奶頭不知過往多少回的小牙齒，覺得不行了，她可能做不了那件同歸於盡的漂亮事了。
當天夜裡，張儉的兩個朋友小彭和小石走了，張儉也去上夜班了，丫頭悄悄跑到小屋。
「小姨？」
「唉。」
「你有‘黑密促’（日語：himitu，秘密）嗎？」
多鶴不說話。丫頭爬到她床上，她盤起兩條腿，丫頭坐上去。
「小姨你是去結婚了嗎？」七歲的臉正對著她。
「嗯？」
「結婚？」
「伊也（日語：lie，沒有）。」
丫頭鬆了一口氣。多鶴問她聽誰說的。丫頭又扯出另一個話題：
「小姨，你跟我們王老師結婚吧。王老師是我們班的班主任。」
多鶴笑起來。這也出乎她的預料，她居然還笑得「咯咯咯」的。
「王老師‘蘇步拉希伊奈’！（日語：suburashiine，特別好）！」
多鶴問怎麼好。
「王老師給我一個上海奶糖呢。」
多鶴抱著她前後晃，一大一小兩個身體晃成了一匹遊樂園木馬。
「還有，我喜歡的王老師的鋼筆。」
多鶴抱緊丫頭。這是夜裡十二點。按她預先設想的，她這會兒跟丫頭、大孩、二孩已經死了。多鶴摟著丫頭，覺得真走運，假如死了，她就聽不到丫頭這麼逗樂的話了。她居然給她當起媒婆來。七歲的媒婆。丫頭抬起臉，給她一個缺牙的甜美笑容，多鶴那代浪村人對於死的熱情徹底冷卻了。
一個多月以後，小環告訴多鶴，丫頭的班主任王老師要來家訪。王老師一進門，多鶴差點笑出聲：丫頭給多鶴保媒的王老師是個大辮子姑娘。丫頭一會兒看看坐在大屋床邊的王老師，一會兒看看站在大屋門口的多鶴，目光裡有一種成人之美的得意。等王老師走了，丫頭問多鶴她願不願意和王老師結婚，多鶴這才倒在床上揮拳踢腿地大笑。
又是一個星期日，小環最後一個起床，梳洗過後就帶著三個孩子出去了。她說她要帶他們去坐船採菱角，但張儉明白她想給他一個好環境跟多鶴過幾小時的小日子。
廚房的門半掩，能聽見裡面「嗞啦嗞啦」的聲響，是烙鐵落在漿溼的衣服上的聲音。聲音一起，一股帶花露水味的米漿甜味就膨脹開來。他推開門，多鶴隔著白色蒸氣看著他。十月底，她的寬袖衣衫被兩根鬆緊帶箍在大臂上，臂膀幾乎全部裸露出來。那臂膀一直沒有圓潤起來，也許她再也恢復不了先前的模樣：圓潤、白嫩、稚氣。
「我去買糧。你要捎點啥？」他照例半垂著眼皮問道。
她兩眼的莫名其妙：他什麼時候學會請示女人了？她也從來沒有讓人「捎點啥」的先例。有時小環出去逛商店，會拽上多鶴。兩人空手去，空手歸，圖的是把商店的綢緞、布匹挨個用手指捻過，在鏡前比過，相互間討論過等攢了錢買哪樣。也都是小環跟鏡子裡的自己討論：紅不紅？這叫棗紅，穿著還不那麼浪，啊？還能穿幾年紅？也就眼下這兩年了。攢到五塊錢就來扯布，五塊錢用得了不？四塊多錢就夠了。她也會把多鶴拽到鏡子前，拿這塊布那塊布往她身上披：藍得挺正，瞧這花多細發，裁件棉襖罩衣得四塊錢吧？等著慢慢攢。攢錢是張家人最大的抱負。攢了錢把爺爺奶奶從佳木斯接來。張家大兒媳在軍隊做醫生，去年改嫁了，不能還讓前公婆老住在家裡。可兩張車票錢且得攢一陣子。
多鶴搖搖頭，又埋頭去熨她的衣服。眼睛餘光裡，張儉穿藍得發白的工作服的腰部不自在地定了一陣，轉身走了。糧店離張家十分鐘路程，張儉騎著車五分鐘就打了個來回。他把糧倒進灶臺下的木箱，從衣兜裡掏出一個小紙袋，又長又粗的手指窘迫得亂了。
「這……給你吧。」
多鶴開啟紙袋，裡面有兩塊包著晶瑩彩色玻璃紙的糖果。她看見那又長又粗的手指縮回去，捏成拳，恨它犯賤似的。他把手縮回的瞬間，多鶴正巧從爐子上拿起烙鐵，似乎燙著了。她一下子撂下烙鐵，上去捧住他的手。
「沒燙著。」他說。其實燙著了指頭尖。
她細細檢視。她從來沒有仔細看過這個男人的手。手掌上有厚厚的趼，手指的關節很大，指甲堅硬整齊。一雙相貌堂堂又有點傻乎乎的大手。
不知怎麼，張儉已經將她抱在懷裡。小環說得對，這是最好的講和。多鶴的委屈總爆發了，他一抱，她就哭成一個無聲的淚人。小環說，你要她，比什麼都能安慰她。他一連幾次地要她。小環多不容易，一人帶三個孩子出去，就為了讓他倆能過幾個鐘頭的小日子。不能負了小環的苦心。
多鶴一直閉著眼，短髮被涕淚沾了一臉。她像賭咒又像表決心又像討好他，喃喃地說她要再給他生孩子，生十個、八個。
開始他聽不懂。她的話稍不留心還是一種似是而非的語言。他終於醒悟她在說什麼，馬上沒了熱情。再懷孕把她往哪裡藏？就算藏得住，怎麼有錢養活？現在的一大家子已經讓他吃力極了，工廠的補助費、加班費、夜餐費，他都捨不得動，夜餐只吃家裡帶去的冷饅頭。他已經沒有任何餘力再勒索自己了。
多鶴實在是塊肥沃的田野，種子撒上去從來不白糟蹋。她這天遠遠地站在張儉下班必經的路口，路口堆著一座碎石壘的小山。她見張儉的腳踏車從鐵道坡上溜下來，站在碎石小山頭上向他又叫又喊。張儉停住車，她稀里嘩啦跟著下滑的石頭一塊兒下來，渾身都是連滾帶爬的狂喜。
「我……三孩！」她樂得話語全沒了章法。
「三孩？」
「三孩，在肚子裡！」她被凍得半透明的紅鼻子起著細密的皺紋，那種稚氣的笑容又回來了。
張儉抽了一口立冬後陰溼的冷氣。她跟他往前走，臉不時仰起，樣子像是他這個長輩還欠她這個晚輩一句表揚呢。張儉滿腦子的數目，三十二塊一個月，加班費、夜餐費、補助全加上，最多不超過四十四塊。還吃得起紅燒茄子嗎？醬油都是金貴東西了。
周圍人不斷招呼他：「張師傅下班啦？」「張師傅上白班啊？」「張師傅……」他顧不上回個招呼，連那些在他身上停停又飛到多鶴身上的目光他都忽略不計。他突然想，小環說過，啥日子都能往前混。
「來吧！」他拍拍腳踏車後座。
多鶴坐上去。他一邊蹬一邊想，這個女人是很會生的，說不定一下子又來個雙胞胎。多鶴兩隻手抓著他帆布工作服的邊沿。這麼一個不起眼的女人，她那肚子還真是風水寶地，孩子們真愛臥！他的父母瞎碰運氣，挑的那個口袋等於摸著彩了。
晚上小環靠在牆上抽菸，一手擼著他的頭髮，叫他放心，吃糠咽菜也能把孩子拉扯大，來多少，拉扯多少。多子多福，從來沒聽說過嫌孩子多的！多鶴的孕期在冬天、春天，等顯肚子了，就到附近鄉下租間房，藏那兒生去。鄉下人有兩個錢打發，嘴就給封上了。張儉翻個身：「有兩個錢？那麼容易就有兩個錢了？」
小環不吱聲，手還是胸有成竹地、一下一下擼著張儉刺蝟一樣的頭髮。
多鶴卻流產了。春節前她正上樓梯，三個月的胎兒落了下來。她撐著走上四樓，每個水泥臺階上一攤血。她剛進門就聽見鄰居們大聲議論，誰家出了人命？！怎麼到處都是血？！議論聲聚到了張家門口：了不得了，是張師傅家出事了！捶門的，推窗的，叫喊的堵了半條走廊。多鶴靜靜躺在熱乎乎的血泊裡。想著她今後是否還有可能生三孩、四孩、五孩，是否還會給自己生一群親人，讓她在他們眼裡看見永別了的父母、舅舅、外公、外婆，看見代浪村的村景、田野、櫻花林……
也許她失落的這個三個月胎齡的三孩帶走了她的生育能力。那流浪的一個多月，那一場場的驚嚇、飢餓的後果原來在此。
外面為張師傅家操心的人越來越多。有人照小石、小彭的做法拉開了廚房的窗子，有人嚷著「借板凳去」，有人喊：「小環大嫂在嗎？」
小環帶著兩個男孩逛夠了，推著車走到樓下，正看見一個打補丁的大屁股塞在她家廚房視窗。她挑起煙熏火燎的嗓子問那是誰的屁股，大白天偷她家的金條、銀元嗎？她家可是剛剛少了一個嶄新的電唱匣子！
人們趴在公共走廊的欄杆上，七嘴八舌講著樓梯上的血跡。
小環立刻扔下兒童車。一隻胳膊夾一個男孩跑進樓梯口。她馬上明白多鶴出了事——出了什麼事？等她趕到自己家門口，也顧不得問剛才那個屁股是誰的，誰這麼大膽。她開啟門，反手又將門關嚴。地上的血已經成了血豆腐，多鶴躺在床上，身下一塊橢圓的深紅色。她把大孩二孩放在大屋床上，趕緊回到小屋。
小環用手掌抹去多鶴額上的冷汗。多鶴看看她，兩人都不說話。還用說什麼？小環從陽臺上抓下大孩、二孩的尿布，疊了疊，塞進多鶴的褲子。多鶴又看看她，她看回去。多鶴頭一眼看小環，小環就知道她沒事，就是累，再說話就累她了。
小環去廚房，捅開灶火。窗外人還操著心。隨他們操心去，她得趕緊給多鶴煮點糖開水。等多鶴捧著一大缸糖水時，小環才想起她把兒童車丟在樓下了。可她跑到樓下，發現車不見了。那車是小彭和小石做的，車身是兩張並排的小木椅，前面擋的橫樑可以開啟合上，車輪是用軸承自裝的，特別好看好使。
小環把煤灰撒在血跡上，一層樓一層樓地清掃，一層一層地罵街：偷了咱們孩子的車給你孩子坐？讓你孩子坐出大疔瘡來，讓他滿腚長毒癰，一個癰八個頭，流膿淌血淌死他！看我們家人害點婦女病就想來欺負？把女人的髒血潑你家去！讓你晦氣一輩子！讓你生兒子沒雞兒生女兒沒眼兒！
小環罵得揚眉吐氣，鄰居的孩子們一個個端著晚飯站在公共走廊上做她的觀眾、聽眾。小環罵街在朱家屯就是個名角兒。孩子們吃著、看著、聽著，不時提一兩句臺詞：小環阿姨，是滿腚生大肥蛆，不是毒癰！或者：小環阿姨咋不說一肚子壞下水……
張儉聽說多鶴流產暗暗地鬆口氣。一個多月後，多鶴還是流血不止。張儉和小環都怕起來，商量要不要請大夫。小環把多鶴扶到一傢俬立婦幼院，診斷後讓多鶴立刻進手術室，因為流產並不徹底。
手術後，多鶴在醫院住下來。
小環天天傍晚帶著三個孩子來看她。第三天下午，小環進了病房，發現另外三個產婦都趕在一塊兒出了院。多鶴睡得頭髮七拱八翹，小環用梳子蘸了水替她梳。
多鶴突然說她救過一個小姑娘，從她自己母親手裡救下的。她母親要掐死她。小姑娘叫久美，當時三歲。那麼當時多鶴幾歲？十六。為什麼母親要殺這個小姑娘？當時好多母親都把自己的孩子殺了。為什麼？因為……自己殺總比別人殺好。誰會殺他們呢？戰敗國的人，誰都會殺，所以崎戶村的村長讓一個槍手把幾百村民全部殺死了。
小環不動了。她坐下來。這是個好天，開春的氣味從窗外飄進來。住了這麼多年，她對東北老家的想念才淡了些。多鶴一個沒了村子、父母、兄弟姐妹的人，得要多久，才能讓想念淡下去？何況她的村子、母親、弟、妹是那樣沒的。她聽著多鶴吃力地講述她怎樣看見崎戶村人的自殺，代浪村和其他日本村子的人怎樣走上不歸路。多鶴的中文還遠遠不夠來表述這麼恐怖、慘烈的故事，有些地方，小環要靠猜測才能把她的意思連貫起來。也幸虧她不能盡情表達，不然這個故事小環是聽不下去的。
一個護士進來，多鶴停住了敘述。小環看見她的手指抖得嚇人，上了歲數似的。其實即便護士用心聽，也不見得能聽懂多鶴的講述。張家人把多鶴的話聽熟了，不覺得她難懂罷了。
護士走了後，多鶴繼續講。剩下的八百日本人已經不成人樣。沒被母親殺死的孩子們也一個個在餓死、凍死——他們已經從秋天走進了冬天。土匪們的快馬衝過來，抓起女孩子們，誰都掙扎不動，叫不出聲來了。只有一個老人——唯一一個活下來的老頭說：槍呢？舉起槍來，朝女孩子們打呀！可是槍早就丟了……
小環覺得心裡那股難受特別奇怪：這故事的慘烈可怕不像是人間的。日本人怎麼那麼熱愛死這樁事呢？一個村長能替全村人當家去死？一個母親可以替孩子們當家去死？
她聽完多鶴的故事就讓自己的心一直空白，一直空白到她回到家，看見坐在桌上自斟自飲的張儉。她眼淚頓時流了出來。
張儉問了幾句，問不出結果。丫頭嚇壞了，起先還說媽媽吃飯吧，飯都涼了，後來也不敢做聲了。她從來沒見過小環哭這麼痛：小環是那種讓別人哭的人。小環哭了一陣，拿過張儉的酒杯，幹了兩杯白乾，吸著鼻子進大屋睡去了。等張儉也上了床，她才把多鶴的身世講給他聽。
他聽到多鶴抱著三歲的病女孩久美邊跑邊哀求她的劊子手母親時，手捶了一下床幫子，叫道：「哎呀！」
那一夜張儉和小環沒睡什麼覺。兩人都靠在那裡抽菸。抽一陣，張儉會想出故事中某個細節，再問小環，當小環複述了那個細節之後，他絕望了似的：真是那麼慘絕人寰。有的細節他問了好幾遍，每證實一次他心情就更壞一點，可他仍是不停地問，希望自己聽錯了。
快天亮時張儉才睡著。第二天早晨上班他頭昏腦漲，組裡誰出一點錯他都不依不饒。十六歲的少女多鶴經歷過那樣的慘事。多鶴剛從麻袋裡出來的模樣幽靈似的出現在吊車前面，出現在他飯盒子前面、儲衣櫃裡、淋浴的水花裡。他恨他父母，幹什麼不行，偏要去花七塊大洋買回這樣一個女子，現在好了，她的身世弄得他要瘋。假如他們買她回來，就把她的身世告訴他，多好。他會堅決地把她推出去。那她去找誰……早一些知道她的身世，他會換個態度待她。可換什麼樣的態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