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這短暫一生裡，不同階段的朋友、熟人、陌生人們，一個接一個站在棺材前說「再見」。許多人都很好奇地看殯儀人員是如何掩蓋死人的傷口的。「哦天哪！」我聽見他們互相大聲嘀咕。
看見他們如此古怪地擺佈初登死亡舞臺的我，我自己也嚇了一跳：他們用一塊銀光閃閃的圍巾做了個大大的蝴蝶結圍在我受傷的脖子上。就像是包著鋁箔的、將要被放進烤箱裡的火雞。
更有甚者是楚塞拉·本尼，追悼會上最最悲傷的司儀，也是全場哭得最厲害的人。
掛在追悼會上的照片，是三年前我們去不丹探險時拍的。
照片上的我又強壯又快樂，但髮型實在是差勁——三天沒有熱水洗頭了，頭髮油膩地打著綹兒，額頭還有道深深的壓痕，那是太陽帽壓出來的痕跡。
喜瑪拉雅山——誰知道在那裡旅行會這麼熱？誰知道本尼偏偏會把這張照片，作為一個女人生前「最美麗」的形象掛在追悼會上？誰又會知道那個傻乎乎的殯儀小姐，會給我做個一模一樣的髮型出來，皮膚塗得像brokpa姑娘一樣黑。現在人們記憶中的我已完全走樣了，像個縮水起皺的芒果。
我並不期望大家說：「噢，我記得璧璧，她很漂亮。」沒這意思，我在少女時代就清楚什麼是美。我知道自己的缺點，我身材小，腿也不長，像匹蒙古小野馬；手和腳硬得像沒被讀過的書；鼻子太長；臉型太尖。每一點都是勉勉強強，那是我媽媽家族的遺傳，先天不足，永遠都補救不了。
我不計較我的長相，小時候更不在乎，但我長到青春期時，才知道女人的魅力是如此重要。我把本就很濃的眉毛畫得更深，骨節突出的手指戴上戒指，把亂糟糟的頭髮染成各種顏色，編成大辮子梳在背後。我用突兀的顏色修飾自己，刀劍般鏗鏘有力，又搭配著細膩的紋理。我戴著項墜和大勳章。我的鞋是自己設計的，聖達菲的一個制皮工人做的。
「你見過傳統波斯拖鞋那樣把鞋尖捲起來吧？」我提示那些對我的鞋盯了很久的人們，「你們想想波斯人為什麼那樣做？」
「為了表示他們是上等人。」
「讓他們的腳指著天？」
「為了藏捲起來的短劍。」
我終於驕傲地回答了：「答案可沒那麼吸引人。他們王宮裡鋪著地毯的大廳很長，翹起來的鞋尖能把長裙子的下沿抬起來，好讓他們拜見國王時，避免踩到自己的裙子而跌倒。知道了吧，那只是為了實用。」
每當我講到這個，都給人們留下了深刻印象，後來他們看到我時就會說：「我記得你，你是穿怪鞋的那個。」
追悼會上，館長澤茲說我有一種「絕對值得紀念的、像賽克勒（sackler）收藏品中最好的肖像一樣有象徵性」的風格。雖然有點兒誇張，但那是衷心的話。在我已故的心裡，我確切地感受到不安。
此時，我可以感到其他人的痛苦，我亦同樣悲傷——但是很奇怪，我又很高興。
我沒有兒女，沒有可愛的女兒或親愛的兒子來承受失去媽媽的痛苦。但突然間這種悲喜蒸發了，我陷入更深的思索中。
在我的整個生命裡，沒有人完全愛過我。我曾認為史蒂芬·希弗深愛過我——對，史蒂芬·希弗，那位有爭議的著名人物。這是太久以前的事了，在粉皮膚的眾議員宣稱他的畫「猥褻並且非美國」之前。
想知道我的意見？誠實地講，我認為史蒂芬的《選擇的自由》系列作品太過考究和死板。其中一幅油畫，畫的是美國國旗蓋著些東西：帶有usda（美國農業部）郵戳的死牲口、安樂死的狗和電腦顯示器——總之，是一堆一堆的過剩產品，表示不道德的浪費。
史蒂芬本人從沒想過要表達這些，是第一修正案成員組等組織，從作品中看到了意味深長的含義：美國人如何需要醜陋的震撼，來認識自身的責任。後來史蒂芬·希弗的作品被批判時，第一修正案成員組等組織都站出來為他辯護。
其後幾年，混亂變成了全球變暖和核武器威脅，他的名頭也就這樣來了。甚至教堂和學校都出現了他作品的海報和明信片，大都市的畫廊還在旅遊景點兜售他的限量版絲絹畫，一起賣的還有dali?、neiman和kinkade的作品。
我本該為生命中有這樣一個男子而感到驕傲。社交上我們是典型的二重唱。至於閨房之樂，我承認我們有過無數個狂野之夜。但我不能放棄我的工作來做他的陪襯。他經常做有酬講座，參加紐約理事會的年會，或者光臨豪華上流場所，甚至每晚幾家。我們在一起時，喜歡互相取笑。但我們不溫柔，對沖動時說的話從不後悔。
時光逝去，鮮花枯萎，萬物難免漸漸衰落。沒有爭吵或討論，我們開始忽視對方。在某種程度上，我們保持著朋友關係——參加聚會時仍假裝親吻臉頰。因此，我們沒有成為人們茶餘飯後的談資，我們防止閒話還是相當有成效的。
史蒂芬現在深受年齡和癱瘓的困擾，我得知此事很難過。朋友說他簽了gicle?e古畫複製合同，出自他手筆的畫，在ebay網上起價24.99美元，不用預訂，這個價格還包含了畫框。如我所說，真的很悲哀。
我有其他穩定的男性伴侶，我對他們每個人都有一定程度的喜歡，但又不算刻骨銘心。當然有許多失望，也有為了某種激情，而將睡袍撕碎這樣的插曲。這睡袍可比那男人貴多了。
但現在捫心自問：自己有沒有過真愛呢？是否有人獲取了我的心，而不僅僅是我的情？
說實話，我的愛一無所有。
這是我的錯，大概是因為我的本性吧。我不能讓自己成為那種漫不經心的人。愛情不就是失去理智嗎？你不在乎人們怎麼想，你看不見所愛人的缺點——小氣、疏忽、偶爾的卑劣脾氣。你不嫌棄他的社會地位、教育程度、經濟上、道德上低於你。
如果是最後一點——道德上沒良心，我認為那是最糟的。
我總在乎這些，我總是對「不理想」的事情很謹慎。我關注離婚率：能得到持久婚姻的機會有多大？百分之二十？百分之十？我所認識的女人的心好像都被傷透了，就像迴圈利用的罐頭盒一樣被壓扁。
據我觀察，當愛情的麻木漸漸消失時，總會有劇烈的傷痛隨之而來。你並非一定要嫁給一個錯誤的男人，找不到合適的，一定要嫁嗎？
看看我最好的朋友，也是我的不動產託管人薇拉·亨迪克斯。她是個極聰明的女子，擁有斯坦福大學社會學博士學位，是幾家最大的非營利性非洲——美洲事務基金會的董事之一，她常入選美國百位最具影響力黑人女性。
然而，薇拉年輕時也錯誤地嫁給了一個爵士鼓手馬克西韋。他的工作好像就是晚上在外邊待著，抽菸喝酒講笑話，然後凌晨回家。還得告訴你，他不是黑人，而是猶太人。黑人和猶太人，在那個年代可不是一般的不正常。他母親信天主教，宣稱他已經死了，並服了幾星期的喪。當他們從波士頓搬家到tuscaloosa時，薇拉與馬克西韋和全世界都做了鬥爭。薇拉說人們對他們的怨恨是他們維持這段婚姻的理由。後來，當他們住進充滿混血婚姻的伯克利郊區時，爭鬥就只在他們兩人間發生了，錢和酒都是不和諧婚姻的普遍起因。即使聰明的女人選擇男人時也會犯錯，薇拉就是個活生生的例子。
我快接近四十歲時，幾乎說服自己乾脆結婚生孩子。因為有一個深愛我的男人對我說著浪漫的空話和難以啟齒的愛稱。我被奉承得很是受用，也被打動了。以傳統眼光來看，他不是很瀟灑，但很強壯。他不善社交，有些怪習慣，但單就dna來看，他是生兒育女的理想伴侶。他說我們未來的小孩就像半天使半神童。我被生小孩的未來所吸引，但不可避免地也要考慮到做母親的責任，這讓我想起了繼母。
在我拒絕那個男人的結婚乞求時，他深受打擊。我對此非常內疚，直到六個月後他跟另一個女人結了婚。的確很突然，但我為他高興，真的，他們有了小孩，我仍然替他們高興，然後一個又一個地生，一共四個小孩！我想小孩想了多年，可我頂多也就能生一個，我的孩子會不會喜歡我呢？當然，我永遠都不會有孩子了。
看著薇拉的兩個女兒，我常常思考——她們非常喜愛媽媽，十幾歲了還是這樣。她們真是隻應夢中有的好孩子。如果我有小孩，我的小孩會不會對我也這樣好呢？
如果我有女兒，我一定要讓她坐在我的膝上，給她梳頭，聞著她頭髮散發出來的淡淡的香味，在她耳後扎個芍藥花，或在她的頭髮裡別一隻有翡翠斑點的髮夾。我們一起照鏡子，彼此深知親情濃厚，因而熱淚盈眶。我很久以後才意識到，我想像中的那個孩子，其實就是小時候的我自己，我一直想有一個這樣的母親。
我承認，每次聽說朋友的孩子變得不再乖或忘恩負義，我都會幸災樂禍，慶幸自己沒有這種為人父母的悲傷。當你的孩子宣稱他們恨你，並且永遠地疏遠了你時，你會作何想？
這問題在我腦中閃現，因為我看到亞洲藝術博物館的通訊委員會負責人露辛達·芭莉走上了臺，發表她對我的悼詞。她曾說我就像她的媽媽一樣，現在她來到我的追悼會，歌頌「來自陳璧璧的財產」。
她停頓了一下，賽馬似的甩了甩柔順的頭髮：「賣掉她的豪華三單元公寓樓和利溫沃斯富麗堂皇的、能看到大橋景色的小別墅，還有她的商店、傳奇式的‘不朽者’和其成功的線上目錄業務，接下來是個人的佛教藝術品收藏——插一句，這是非常優秀的收藏品，已經在遺囑中寫明歸入博物館名下。」
大片掌聲響起。這是露辛達的天賦，她能把戲劇與平凡誇張地結合起來，聽起來還像真的一樣。在掌聲達到雷鳴程度之前，她舉手示意安靜，說道：「她離開我們，留下不動產價值約——稍等，哦，找到了——兩千萬美元。」
沒有人在喘氣，沒有人歡呼雀躍，他們大聲鼓掌，好像我的遺產就像他們預料中一樣，只是一串數字。
突如其來地靜下來後，她舉起一個小徽章：「我們將用這個來懷念她的慷慨，新亞洲博物館將在2003年建成，其中一幢樓將由這筆遺產捐資興建。」
一幢！我本應該確認一下，我那兩千萬究竟能換來何種程度的讚揚。還有，這徽章是普通的方形，不鏽鋼的，我的名字字母刻在上面，小得連坐在最前排的人都看不清楚。這就是露辛達喜歡的風格，現代又平庸，像藥瓶上的說明一樣難以讀取。我和她常常以朋友的方式，爭論她那花了大價錢請藝術家設計的藍圖。
「你的眼光還太幼稚，」我不久前告訴她，「你必須得認識到，捐出鉅款的人們，其眼光是老到的。如果你想要這種風格，就得給人們配上放大鏡才能看清楚。」
她以不完全開玩笑的語氣說：「你就像我的媽媽。總有事情做得不對。」
「我只是提供有用的資訊。」
「像我媽媽一樣。」
在我的葬禮上，她最後又說那些話，只是這次帶了微笑加眼淚：「璧璧就像我的媽媽。她總是慷慨地作出建議。」
我的媽媽沒給過我什麼建議，無論好的還是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