喝的酒是洋貨，標籤上全是外文。酒是哥哥給的。哥哥是幹旅遊的，專門從事坑害外國友人和港澳臺胞的勾當。他常住酒店，我用的香波、浴液、牙膏、牙刷、浴巾、鞋刷分別來自不同的星級酒店。幸好我不是女生，否則一定會被同屋認為勤工儉學，常常被恩客包房；而且那個大款多半是個黑道人物，打一槍換一個地方，雁不留行。
哥哥在酒店結帳，服務員只檢視房間裡的彩電和大件傢俱是否還在，對他非常客氣。飯店經理囑咐過他們，酒店不景氣，就哥哥這樣的人手裡有客源；尤其不要和哥哥計較，他是農民。
哥哥本來學的是英文，第一次接團是兩個美國人，一對老夫婦，都是教師。哥哥帶團前可興奮了，說這回終於有機會可以練英文了，說將來一定要把英文練得好好的，說出英文來象放屁一樣聲音響亮、心情舒暢，說他練出來之後再教我，我將來就能泡洋姑娘了。
事情的結果是，那一對老夫婦投訴了哥哥，說他的英文實在聽不懂。哥哥沒練成英文，那兩個美國人卻被迫學會了好些中文，其中一個詞是「我操」，哥哥告訴他們，那個詞的意思和發音同「what’sup」基本一樣。
自那之後，哥哥再也沒帶過英文團，遇上英文團，能推就推，實在推不過，就對領導說，帶砸了別怪他，然後就逼我逃課替他帶團，說我也不小了，說窮人的孩子應該早當家，給我一個掙酒錢的絕好機會。哥哥還會把他那個隨身聽大小的呼機給我，說聯絡方便。九十年代初，呼機絕對是個新鮮東西，我挎在腰裡，盒子槍似的，又怕別人看見更怕別人看不見，彆彆扭扭的，可神氣了。
哥哥們有過輝煌的時期。那是在八十年代中後期，那時候彷彿只有搞旅遊的才見得著洋錢，能去酒店站前臺的小姐彷彿入圍亞州小姐大選的佳麗，只要再推開一扇門，一條鑽石鋪的路就在眼前。哥哥們倒賣外匯、電器指標，「踩剎車」，吃回扣，拉皮條，除了殺人越貨之外，無惡不做。我那時候跟著他們過過一段揮金如土的日子，在飯店聽歌星唱歌，吃兩千元一桌的館子。後來群眾覺醒過來，都開始想辦法掙錢，哥哥們的優越感就象被紮了個小眼的氣球，很快癟了下來。
雨還在下，我又喝了一口酒，把瓶子幹了。我一伸手，把空瓶子放到雨裡，看有幾絲雨飄進。我身旁那個並不存在的長髮姑娘不解地看了我一眼。
「看你有幾滴淚是為我落的。」我解釋。
春雨不斷，輕細纏綿。
我剛剛在解剖室裡最後複習了一下屍體，過了一遍最主要的結構，腳下的地板上人油膩滑，滿屋子的防腐劑氣味讓我噁心。我知道在這種苦雨不斷的天氣裡，鬼與鬼習慣在這樣的環境裡交流情感。白先生說解剖室走廊兩邊的標本櫃裡盛放的各種器官屬於不同歷史時期的各種名人，名伶、巨賈、大盜、佞臣。抗日戰爭中的某一天，著名的北京人頭蓋骨聽說也是從這裡神秘地消失。那些器官浸泡在福爾馬林液裡，面無表情，透過玻璃瓶，顯得蒼白而且蒼老，似乎全然不記得它們的來生今世。人嗎，一樣的開始與結束。賽珍珠的卵巢、楊小樓的肺葉、張學良的牙齒，和別人的又有什麼不同？
我需要暫時離開這裡。我的姐姐想讓我去見一個人。
我在家裡的地位舉足重輕。我從小過著幸福的日子，有哥哥替我打架，給我零花錢，姐姐替我洗衣服，告訴我那個女孩值得一追。雖然我好吃懶做，不能談笑生死，但是我生下來就皺眉頭、半歲會說話、一歲跟老大爺學罵街、兩歲跟電臺學說書「陸文龍騎一匹藍色戰馬」，哥哥姐姐認為我集中了家中的智慧。姐姐大學畢業後找了個工作，上班要坐一個半小時的公共汽車，因為不能忍受公共汽車的擁擠和售票員的凌辱，騎腳踏車又險些出了車禍，一氣之下在四年前去美國尋找真理。曾經得過北京市少年鉛球冠軍的姐姐在外國人眼裡是東方美女，異域的愛情象路邊的野草一樣生生不息。但是，姐姐相信我的智慧，每在發展一段關係之前，總要讓我把關，運用我的智慧，掂掂洋兄弟們的斤兩。
這些人大多傻而可愛。五百年前哥倫布傻呵呵地把美洲認成印度，還竟然把當地的土人騙得興高采烈。那時候的土人是多麼土呀！鄭和公公要是到了那裡，會有一種什麼樣的感覺呢？是不是彷彿開一輛三十噸的坦克穿過時空通道，面對王剪的六十萬秦兵？
「他不一樣。」姐姐每回都會這麼說，儘管每回不一樣的地方都不一樣，「人很聰明，會打橋牌，會做現代詩，是個才子。」
「去見他有什麼藉口？」我問。
「我託他給你帶了點東西，一件斯坦福大學的短袖衫，一本philiproth的小說。你去飯店找他，也給他帶點東西。」姐姐在電話那頭說。
「什麼小說？」我對小說比對那個不知名的美國土鱉感興趣多。
「我也記不住，你看見就知道了，反正是你書單上列的。」姐姐很疼我，我考上那所著名的醫學院，姐姐提議資助我在上學期間周遊中國。我說還是替我付書帳吧，就列了一份四頁的書單，讓她買我想看的英文小說。
「好吧，我給他去王府井東華門的‘浦五房’買點早點吧，草莓餅好不好？死沉死沉的，肯定經飽。」
「行。但是你去前要先打電話，定時間，問清路怎麼走，提前點出來，算上堵車時間。」
「行了，省點長途電話錢吧。我又不是第一次了。之後我寫鑑定報告寄給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