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世有關經濟學家曾經說過，華夏改革開放以來有三次的經濟闖關。
第一次是八十年代的物價闖關，結果是以失敗告終；第二次則是二十世紀末期進行的國企改革，從後來的結果來看，也很難說是很成功的案例；第三次的闖關自然就是陳有為穿越前後那段時間房地產泡沫問題的解決。
八十年代中後期的物價闖關在很多人看來多少還是跟當時的政策執行過猛有關，那麼九十年代末期的國企改革在陳有為看來，則更是有明顯的操之過急。
距離二十年後那場牽動國人心思的巨大房地產泡沫時間相隔還比較遠，陳有為最近一段時間真正的在思考的還是有關國企改革這方面的問題。
如果陳有為現在只是一介普通百姓，這樣複雜之極又牽連甚廣的國企改革事情他肯定會離的遠遠。
現在的他已然成為一名級別不低的政府官員，尤其是身為勢力日益龐大的陳家第三代接班人最有力的一個人選，很多事情到了他必須要有所考慮的範疇。
陳有為在義城的所作所為，表面上看更多引起旁人關注的，只是他搞經濟有一套的那些創新舉措。
但是在京城那些早就將他納入重點考察物件的那些人看來，義城在經濟發展方面所做的努力固然是讓人欣喜。但是有關財務制度以及行政改革的舉措，則更是讓不少原本對陳有為這個最初身上帶有明顯不少改革少壯派印記之人更加驚喜不斷。
我們這個星球上所有的國家無論經濟發達與否，基本上上所有的政權內部都會或多或少的分為左中右三派。
在華夏這樣一個從建國之初徹底的計劃經濟保守狀態中，逐步轉型成為開始進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過渡的國家。因為每個人對於國家發展的看法以及定義不同，也不自覺的就有了所謂的改革派和保守派的分歧。
這樣的分歧或許在剛剛進行改革開放的八十年代可能表現的還比較明顯，隨著九二年一號首長南巡之後的拍板定案之後，有關改革要不要繼續進行下去的話題就不再成為爭論。
同時，那些原本所謂的保守派也大多接受了國家要想發展進步必須堅持改革開放的思路。
當然，並不是說這些保守派對於進行之中的改革開放問題就完全的放手不理，在更多的時候，這些過去的保守派還是以一種建設性的理性思路在給改革派當剎車，在改革程式處於亢奮狀態之時，給予一定的刺激和警醒作用。
陳有為在義城進行一系列行政改革，在這些京城昔日保守派看來，是一個非常讓他們鼓舞的動作。義城這麼一個短短數年就從山南省經濟排名倒數第一的地區一躍成為現在的省裡前三，經濟上取得的輝煌大家有目共睹。
但是與之同時，發生在義城的大大小小的各類貪腐案件，也讓京城裡那些關注不已的大佬們震撼不已。
義城不過是一個人口幾百萬的新興地區，可以說在它身上發生的這些讓人為之震驚的眾多貪腐案件大多都是很有代表性。從地區常委一級的高官，到基層縣鄉一級，再到最基層的轄區派出所等等地方，一個讓人難以接受的現實就是過度看重經濟發展而忽略其他方面的話，將會帶來極大的負面作用。
當初有人就勸過陳有為不要將義城市的貪腐情況過於暴露，有些東西該按下內部解決就內部解決。如果是旁人，或許這樣一個皆大歡喜的建議還真就會被執行下去。於是乎，經濟發展明星的義城永遠都是那麼的輝煌璀璨。
可惜在一心想要改變些什麼的陳有為面前，義城爆發的一系列貪腐窩案對他而言，反而是一個千載難逢的破局時機。
正所謂不破不立，如果沒有發生那麼多的貪腐案件，哪怕陳有為在義城的聲望再是如何的高，想要推動那些看些行政制度上約束公務人員行為的制度改革，那其中的難度是可想而知。
有了義城這些轟動全省甚至直達天聽的貪腐窩案造成的巨大影響，陳有為在義城推動有關行政制度改革才有了大力進行的一個天賜良機。
如果是在後世已經形成巨大利益集團的公務員隊伍的話，陳有為這種行政改革面對的局面肯定是艱難無比。但是在九十年代中期的這個時候，絕大多數的公務人員的素質和道德水準都不低，沒有太多的利益糾葛之下，義城推動的這場行政改革經過數月的驗證效果還算不錯。
陳有為在義城的所作所為從形式上還是效果上，對於京城那些大佬們的警示作用都是非常不小。陳家在江南省也是大力推行義城經驗，其中帶來良好的示範效益自然引起其他地區很大的反響。
有鑑於此，這才有了前些日子陳柏年異常欣喜的告知陳有為，義城有關行政改革的相關經驗要在全國進行推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