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鍾麟點點頭說道：「盛杏蓀此人天性涼薄。手段也狠辣。不過他忘記自己身在官場，用商人的那一套在這裡可是吃不開的……合肥那邊有回信了麼？」
譚延搖搖頭說道：「合肥那邊沒有任何迴音，只是發來電報用兩廣總督府庫存銀五十萬兩購買兩艘小型戰艦，估計他已經預設了……盛杏蓀是個人才，可惜朝秦暮楚乃是官場大忌，他跟著合肥保住今天的地位也是輕而易舉，無奈這個人心中永遠不知足，連合肥也不願意保他了……」
「安兒。你把新軍拉到山東去訓練也沒有什麼，怎麼將直隸督標也弄到河南去剿匪，這樣一來京畿重地豈不是沒有新軍了麼？你是不是感到什麼了？！」
「孩兒確實有些感覺不妥，將新軍全部放在河南和山東，也是讓滿清貴族們放心。孩兒覺得我們不應該學李合肥那樣，將淮軍擺在天津，這對於那些人來說只是送給他們攻擊我們地藉口。再說這個局面無論如何演化，最終都是帝黨和後黨之爭。孩兒將軍隊遠離京畿重地，也是為了避嫌，他們誰贏了都是要倚重新軍地，這樣做可以兩面都可以撈到好處……」
「你說他們會……」
譚延冷笑的說道：「父親應該聽說過醇王府中的那兩顆大樹的故事吧？老醇王可以說是死的有些不明不白，太后如果下起狠手來。孩兒也不願意當這個臭名！把軍隊撤出來，反正這是他們愛新覺羅家的私事，誰到最後贏了再來命令我們，否則孩兒是不願意進入京師的！」
上一代醇王就是光緒皇帝的生父，據說醇王府是以前明朝一個顯貴地府邸的基礎上建立的。原先的兩棵古樹樹冠形如華蓋。風水先生曾言這兩棵樹能夠保醇王府五百年氣運，且生帝王之氣。慈禧太后原本不知道有這麼一說。後來光緒皇帝成婚之後偶然間得知，這就成了醇王的催命符，據說醇王臨死前李鴻章前往看望，準備讓西醫替醇王醫治，結果醇王為了兒子的安全拒絕了，並且說他的一切用藥都是太后親自批准才可以，也不願連累李鴻章，幾天之後醇王便去世了。而醇王死後，醇王府的那兩棵大樹居然讓人連根都給挖走了，可以說風水先生對這兩個大樹地評價間接害死了老醇王。
傳言歸傳言，但是醇王府中的那兩棵百年古樹在十年前確實是非常有名，醇王從病發到死亡實在是太快，如果不是李鴻章進京公幹，順便看望老醇王，否則等他知道再從天津趕過來是絕對來不及的。正是因為醇王死亡的原因有太多不明的地方，也就讓那兩棵古樹更加神秘莫測，譚延雖然沒有去過醇王府，但是卻聽說那兩棵古樹早就沒有了，似乎也從另外一個側面證實了這個傳言地真實性。
對於帝國高層皇室之間的八卦傳聞，譚延一向都很注意，這些真真假假的傳聞背後絕對不是沒有道理的，所謂蒼蠅不叮無縫的蛋，既然有這樣地傳言就必然有與之相對應地人和事。像醇王之死這樣的事件本身就透露很多問題，要知道光緒皇帝進宮地時候還小，慈禧太后是將他當親兒子來養的，人心都是肉長的，拋去這個大時代的背景而言，譚延不相信就因為慈禧太后阻擋了變法，光緒皇帝就要發動宮廷政變來廢掉慈禧——宋仁宗也不是劉皇后的親生兒子，但是以劉太后的飛揚跋扈，宋仁宗還是盡心孝順劉太后。
後世歷史書對戊戌變法的資訊實在是太少，在譚延看來除了寫清楚鬥爭雙方誰是贏家之外，其他的那些都值得懷疑，對他而言除了知道往慈禧太后那邊倒之外，根本沒有任何參考價值。現在他身處這個時代，手握重兵的他如果想要參與戊戌變法，自然有著相當重的發言權。歷史上袁大頭同期也不過才七千新軍，而他手中的新軍數量已經達到了三萬多，直隸省內的軍隊除了守護京師的禁衛軍之外，都歸他所節制。這個本錢可是比歷史上地袁大頭要厲害多了。
歷史上的袁世凱只能夠當一個下注者。而以譚延手中的本錢，別說是參與賭局，就是在整個賭桌上當莊家來決定慈禧太后和光緒皇帝的命運也不在話下——除了東北三省正在重病之中地總督劉銘傳所節制地軍隊之外，北京周圍沒有其他不隸屬於譚延體系內的軍隊，如果他願意，完全可以將兩派參與賭局的人通殺，自己來扶植一個傀儡皇帝也沒有問題！
不管譚延願不願意，也許是他一貫的低調和順從。使得所有人並沒有意識到譚延已經具備當曹操的實力了，只是譚延從來沒有將這種能力表現出來，甚至在自己手中已經握有相當實力的時候，卻還是對榮祿等人恭恭敬敬——這並不是忍辱負重。正因為譚延知道自己該做什麼，所以才會很自然的去做，人們在幾十年都沒有經歷辛酉政變那樣的宮廷鬥爭，所有人也都潛意識地將這種可能放到了一邊，將譚延和曾國藩、李鴻章畫上了等號。
隨著各省變法維新的呼聲日益漸高。整個中國的變法氣氛也是日趨濃厚，中外報紙上基本上每期都是長篇累牘的刊登報道社會明達之士的各種見解。這種舉國論變法的輿論態勢所造成的影響是空前的，當然形成這種風潮也是有一定地人為因素——康有為等人一直為變法奔走呼號，如果說一兩個月沒有多少效果，一兩年這麼下來。所積累的影響就非常可觀了，尤其是他的《上清帝書》更是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在譚延的資助下，設立在天津外國租界內地印刷廠秘密印刷了康有為等人的著作，通過收買流浪漢的方式向社會廣為散發，這種情況不僅在天津。在上海、廣東、武漢等地也是如此。譚延雖然不願意和康有為等人一起跳火坑。但是中國民眾的思想卻需要康有為這樣的人去進行啟蒙，不得不承認地是。任何一場社會大變革，首先是要從思想領域內進行啟蒙教育為發端。
儘管譚延還看不起康有為等人提出地相對「原始」的思想啟蒙，不過這個時代卻決定了他們思想地市場，而譚延也因為自己的社會地位和「陣營問題」不敢輕舉妄動，公開自己對變法的見解——即便他是《變法九要》這篇著名的奏摺起草人之
譚延看不慣的人很多，不知怎麼的，他對康有為的排斥感覺尤甚，但是他又非常敬佩這些變法派的人物。他們也許看不到人頭落地的危險，不過歷史上有這麼多變法的例子擺在面前，他們還前赴後繼，這也不能用「功名」來解釋他們的動力所在，要給他們非要找個理由的話，那譚延的答案也唯有「愛國」，只有這種樸素的感情才能夠讓他們無所畏懼。即便後來的戊戌六君子當中的譚嗣同，明知道自己要上斷頭臺，也知道自己可以逃走，但卻依然選擇了前者，他們也許有很多的錯誤，但在最基本的愛國心理上卻從來未曾動搖過。
在他們面前，譚延已經不止一次的自問自己所做的是正確的麼？要知道在這個人浮於世的時代，自己認為正確的方向未必是正確的，就像康有為他們在變法不成之後轉變成保皇黨，在他們心中自己的方向就是正確的方向一般。譚延有些像考試的學生一樣，手中明明握著正確的答案，在考試老師的再三反覆詢問同一個問題後，即便自己是正確，在心底也有些猶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