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次談判非常不好對付。蘇維埃政府地行動非常快。烏拉揚諾夫在火車站演講地十二小時後蘇維埃政府便向中國政府提交了一份以列昂托洛茨基為首地談判人員名單——這份單地意味深長。因為中國政府並沒有承認俄國蘇維埃政府。世界上只有德國承認它地合法性。而托洛茨基是蘇維埃政府中絕對地核心領導人之一。蘇維埃政府肯派他前來談判。這也許會意味著俄國同中國建交地可能性。
譚延從秘書手中接過這份名單後也不禁陷入了沉思——托洛茨基是被他這一代人所遺忘的前蘇聯領導人竟前生蘇聯在其童年時代便結束了輝煌，蘇聯的政治鬥爭又極為複雜托洛茨基也只是在歷史教科書上這麼一閃而過，譚延沒有想到會在這個時候可以看到蘇聯的早期領導核心之一。
準確的說譚延對蘇維埃並不抱有不共戴天的心理甚至截然相反他對其還是頗有好感的，若不是他站在一個大國領導人的地位上必須要為中國未來的國際生存環境創造更好的條件不介意和俄國蘇維埃政府發生友好外交關係——畢竟前生的童年乃至青年時代所受的教育中，意識形態教育依然是很重要的一部分，這是九十年代出生的人所感受不到的，「八零後」不管承不承認，他們的初等教育中還滲透著強烈的意識形態教育的成分，這種教育讓他對「**」、「布林什維克」還是有一定感情的，如果不是蘇聯有太過強大的潛質，他是不會這麼處心積慮的來削弱俄國蘇維埃政府的。
當然「蘇聯」這一詞彙在譚延的心中是譭譽參半的，它在和中國的關係中事實上絕大多數時間都是扮演著不太光彩的角色，不過只有譚延站在國家領導人的地位上來考慮問題的時候才意識到這根本算不了什麼，也許換位思考讓他成為斯大林或是赫魯曉夫，做出來的決定說不定會更絕——中國和俄國的地理位置就決定了兩個國家互相下絆子的時間遠比通力合作的時間要長久，只不過風水輪流轉，現在是他譚延在坐莊而已。
從六月十日到七月三日，中國在這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裡的國際舞臺上毫無疑問是最閃亮的，中國以強悍的軍事實力表明任何挑釁中國的行為都是不理智的，其代價也是極為慘重的——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內，中國以並不強烈的軍事手段獲取了可以堪比四分之三個歐洲的龐大領土——儘管中國無法做到有效的控制這麼龐大的領土，但是俄國人在過去的三百年中對這片領土的控制力也是有限的很。
中國的收穫是如此的令人眼紅，又是如此的令人的敬畏——在七月末中國電影院中上映的《祖國》紀錄片中，影片的開頭便是東雲級戰列艦慢慢旋轉的兩座前主炮塔，六門令人敬畏的十六寸主炮噴射出十幾米遠的火焰，而鏡頭迅速切換到中西伯利亞戰場上那瞬間騰起高達三十米的火球，再有便是伊爾庫茨克、克拉斯諾亞爾斯克在炮擊後那令人慘不忍睹的場景。
在這個時代再也沒有什麼能夠
更有力的語言了，而這部上映的《祖國》紀錄片極中國的民族自豪感——中國的歷史上從來沒有過中央政權為在海外傷亡普通華人一洩怒火的時候即便這種洩憤的行為背後有著深刻的國家利益所在。在推翻滿清政權後中國兩次對外軍事行動中是為身處海外的華人報仇，至少在表面上政府用自己的語言向所有的中國人表明自己的態度——中國人走在世界的任何一個角落，他們的背後都站著強大的祖國，他們的人身安全都會由祖國來保護何一個國家都要為對華人的不當行為而負責，而這種代價是世界上只有少數國家才能夠承受得起的！
七月四日起中**隊停止了一切對俄國蘇維埃政府的軍事行動，中**隊的前鋒停止在阿欽斯克因為阿欽斯克和俄國蘇維埃政府失去了聯絡，況且對於西伯利亞來說莫斯科是真正的天高皇帝遠，這裡的守軍成分複雜，對於現在的蘇維埃政府的認同還遠未達到死心塌地的程度。
所以在三日克拉斯諾亞爾斯克被攻克後面對虎視眈眈的中**隊阿欽斯克最終選擇了投降，這對譚延和劉禹來說也未嘗不是一件意外之喜。
為了維護國家形象，譚延選擇了和平手段來解決中俄之間的問題，不過他心中很清楚中國正面對俄國蘇維埃政府採取武力行動今年算是畫上了一個句號。托洛茨基不可能通過並不安全的西伯利亞大鐵路來中國，沿途的俄國城市有很多對俄國中央政府並不買賬，在各地叛亂此起彼伏的情況下蘇維埃政府特使代表團最現實的路線便是由中國來安排走海路，因為除了德國之外世界上還沒有任何國家承認蘇維埃政府是俄國的合法政權可想而知這條路並不好走——譚延已經下令由外交部來運作此事，代表團將會在德國登上「北京特快專列」唯有以這樣的方式才可以將代表團安全的送到北京。
算算俄國蘇維埃政府的代表團在排除戰爭因素的干擾，滿打滿算至少要在路上走兩個月加上談判的時間，今年中國是不可能再對俄國有什麼新的軍事動作了。這次軍事行動比譚延預料的要短得多，不過相應的可以讓中**隊有更多的時間趁著嚴冬並未到來的時候肅清佔領區的俄國殘餘頑抗部隊。最重要的是劉大炮自西伯利亞橫掃而過留下的是滿目瘡痍，伊爾庫茨克和克拉斯諾亞爾斯克幾乎被夷為平地，中**隊必須要儘快的做好相關準備在新的佔領區過冬。
事實上在俄國蘇維埃政府代表團啟程之時，譚延經過深思熟慮下定決心在談判桌上是寸步不讓的，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在七月末召開的中央軍委特別會議上，通過了一份意味深長的決議——劉禹的西北軍團將會更名為「西伯利亞集團軍」，而李俊翰的西線軍團更名為「西域集團軍」，這兩個名稱的變動已經表明了譚延強硬的立場。與此同時大批的建築材料和海軍淘汰下來的大口徑艦炮被裝上火車火速運往佔領區，而中國鐵道兵將會加緊時間修復佔領區內的鐵路交通，並且開始修築從巴爾喀什經卡拉幹達至阿斯塔納的鐵路——面對惡劣的環境，中國要想保住佔領區不被奪回去那就必須要保證交通，趁戰事平息階段加緊輸送物資。
劉禹和李俊翰都已經得到了譚延的授權，允許「西伯利亞集團軍和西域集團軍可以徵調佔領區內的一切資源優先保障國防工程的進度」，這份授權背後的潛臺詞便是戰爭中被俘虜的十三萬俄國士兵，甚至包括當地的居民。這份授權對於佔領區尤其是西伯利亞佔領區的居民和俘虜來說是災難性的，西伯利亞集團軍二十五萬士兵中的六個師立刻以西伯利亞鐵路沿線城鎮為中心向四周擴散，將視線內的每一個人都抓了回來，圖倫、下烏金斯克、阿欽斯克、坎斯克、斯柳江卡這些輕度受損或是沒有經過炮火洗禮的城鎮立刻變成了一座座巨大的集中營——這些人在怒火沖天的劉禹面前都是「西伯利亞國防工程的勞工」。
當內務部將西伯利亞的情況秘密呈送給譚延的時候，譚延只是一聲嘆息但並沒有對西伯利亞集團軍有任何指令發出，只是交代陸軍總後勤部準備比原計劃更多的過冬食品、衣物、燃料以最快的速度運往佔領區。譚延終究不是心狠手黑的屠夫，事情既然捅到他面前面對生命他不可能無動於衷，他除了到時候要向劉禹要結果之外，只能儘可能的對這些「勞工」提供一些物資，算是儘儘人事而已。
「歷史上蘇聯為了消除遠東濱海區中國人的影響，用盡了殘酷的手段迫害華人，任由當地民族主義者衝擊華人，甚至由軍隊出手將華人流放到西伯利亞原始叢林中……現在風水輪流轉我不做的那麼過分，至於這些勞工的命運就看他們自己的造化了！」當一頭霧水的溫基岩走出總統辦公室後，譚延將這份檔案放在菸灰缸中點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