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5章養肥豬與殺肥豬（上）
作為川南鹽都，富順縣城裡最繁華的地方就是八店街，當年富順最大的八家鹽商均在此設立鋪面，故此得名，如今時過境遷，那八家鹽商已消失在歷史長河中，但街的名字卻就此流傳下來，在這條街上開設店鋪的也不再僅限於鹽商，銀號、當鋪、古董行、廣洋貨店，諸多商號鱗次櫛比，就連前幾年新開辦的大清銀行也在這條街上設了分行。
富順宣佈易幟當天，一部清軍譁變，除了在城外大肆洗劫之外，少數『亂』兵還衝進城，在這繁華的八店街上抄掠，雖然很快就被城內駐軍擊退，但街面上的商號也遭了兵燹，當鋪、古董行損失慘重，就連大清銀行也被『亂』兵放了把火，燒光了全部帳目，讓本地儲戶血本無歸，至於那些存款是否還在銀行之中，卻是誰也說不清楚，甚至這把火到底是哪一方放的，也是眾說紛紜。
雖然『亂』兵早已撤離，但這八店街上仍是冷冷清清，遠不及火神廟裡熱鬧，大大小小的商號都是大門緊閉，正在忙著清點兵燹中的損失，至於開張營業的事情，暫時還顧不過來。
只有大清銀行的那間分行有些特別，雖然正門沒開，但後門卻開門迎客，門邊都站著荷槍實彈計程車兵，那塊「大清銀行」的牌匾則被人摘了下來，放在路邊砸了個稀爛。
這副架勢顯然不是在營業，即使想營業也營不了，帳目都還沒清點清楚，怎麼可能營業？之所以開著後門，只不過是為了召開一場會議，銀行後頭有座大禮堂，可容四五百人，『亂』兵放的那把火也沒波及那間禮堂，因此，這裡就成了共和軍「鹽政善後會議」的召開地點，一場決定中國鹽業前途、鹽商命運的大會就在這裡舉行。
主持會議的是共和軍總司令趙北，列席會議的除了富順的鹽商之外，還有來自於榮縣的鹽商代表、地方名士，另外還有一些川南的重量級軍政人士，像榮縣的王子驤、仁壽的秦省三、威遠的楊紹南和甘東山，這些趁『亂』而起的民軍首領哪一個不是威名赫赫的江湖大佬？就連遠在邛州的周鴻勳也千里迢迢帶著袍哥隊伍趕到了富順，不為別的，就是為了這裡的井鹽！
共和軍西征之後，川南雖有清軍重兵彈壓，但無奈地方糜爛已久，會黨橫行，清軍雖疲於奔命，但各地「民軍」仍是一個勁兒的冒著頭，同盟會策動的川南起義雖然失敗，但是卻進一步削弱了官府在偏遠地區的統治力量，有利於地方豪傑的崛起，這王子驤、周鴻勳等人就是那個時候崛起於草莽的，仗著手下有那麼千把號弟兄，豎起旗子就造反，佔著山頭敢稱王，紛紛粉墨登場，當起了川南的地頭蛇，富榮場的清軍反正之後，這些江湖好漢就扛起革命的紅旗，離開了山寨，帶著隊伍開到了富順，也想分一杯羹，但沒等這些雜牌隊伍進城，正牌的革命軍就到了富順縣。
雖說「強龍難壓地頭蛇」，可如果地頭蛇遇到了蠻不講理、實力強橫的強龍卻也只能甘拜下風，在共和軍面前，無論是王子驤還是周鴻勳，那都是上不了檯面的小角『色』，論兵他們不及共和軍多，論槍他們不及共和軍利，又有什麼資格跟共和軍爭？再加上一個「川南鎮守使」田振邦從中使壞，共和軍沒把他們這些地頭蛇消滅已經是高抬貴手了。
說起田振邦，那也是個人物，重慶舉義，他算是為共和軍的西征大業立下大功，為了酬功，總司令保舉他做了「川南鎮守使」，將敘州、瀘州、寧遠、敘永這三府一廳的川南地盤劃給了他田某人管轄，這塊地盤也就成了他田某人的禁臠，雖說與總司令約定在先，鹽稅、鹽業輪不到他田振邦揩油，可這些地方的田賦、厘金卻都歸田振邦打理，如此財源，田振邦怎肯甘心讓他人分潤？為了實現「川南王」的理想，下濫『藥』、使壞水、進讒言，什麼手段田振邦都試過了，如果不是有總司令的嚴令，恐怕田振邦早就與那幫地頭蛇開戰了。
田鎮守使打得是什麼主意，趙北心裡一清二楚，田振邦是想做實實在在的「川南王」啊，但總司令偏偏不想讓他得逞。
平衡，一切為了平衡！為政之道就講究這「平衡」二字，現在就滅了田振邦，無益於趙北的信譽，但如果幫著田振邦滅了王子驤、周鴻勳等人，卻也無助於牽制田振邦，所以嘛，這最好的辦法莫過於和稀泥，讓這幫地頭蛇互相牽制、互相監視，如此，方可保證共和軍在川南的話語權。所以，此次「鹽政善後會議」並不僅僅是為了鹽政改革，而且也是為了安排這些地頭蛇的出路，平衡他們的勢力，為總司令主政全川保駕護航。
田振邦要做實實在在的川南王，王子驤、周鴻勳也要在這川南一帶刮刮地皮，雙方立場都很堅決，利益面前誰肯退讓？要想調和他們之間的矛盾，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這得總司令一錘定音。
如果從趙北抵達富順縣那一天算起，這位總司令已經在本埠呆了整整兩天半，可在這兩天半的時間裡，富順鹽商和軍政要員沒有一個人看見過這位共和軍的首腦人物，就連精心準備的接風宴也是藍天蔚、傅華封代為出席的，誰也不知道趙總司令到那裡去了，可偏偏從鎮守使田振邦的嘴裡傳出風聲，說是共和軍方面打算整頓鹽政，重新整理鹽業。
可具體怎麼整頓、怎麼重新整理，卻沒一個人知道，藍天蔚、傅華封都是守口如瓶，田振邦剛剛從成都趕到富順，而且一介武夫，除了銀子什麼也不懂，結果這兩天下來，所有的鹽商無論產業大小，均是戰戰兢兢，現在都知道已經改朝換代了，所謂「一朝天子一朝臣」，坐江山的換了人，連大臣都能換，何況小小鹽商？
鹽商，中國古代商人中的翹楚，憑藉著特殊地位不僅為自己攫取了大量財富，同時也與官場保持著千絲萬縷的聯絡，要想扳倒一個鹽商，那需要動用足夠的力量。鹽政，不是那麼容易整頓的，至少在承平年間如此。
前清時候的鹽政講究八個字：裕課、恤商、利民、杜私。裕課，是指最大限度榨取鹽稅，充裕國庫；恤商，是指減輕鹽商負擔，避免涸澤而漁；利民，是說降低鹽價，擴大引岸，不使百姓受淡食之虞；杜私，是說盡力杜絕私鹽販賣，維持鹽稅收入。
這八字真言看上去冠冕堂皇，值得山呼「吾皇聖明」，但實際上卻全不是那麼回事兒，從清初開始，這鹽政就一路磕磕絆絆，就沒有走得順暢的時候，原因也很簡單，因為那「八字真言」之間根本就是互相矛盾的，裕課就意味著要加大對鹽商的壓榨，鹽商都不是傻子，自然不會自己承擔這苛重的賦稅，自然會放棄那些遙遠而又毫無利潤可得的引岸，還必須想盡辦法將私鹽變成官鹽，以降低成本，如此一來，就造成了兩個直接後果：其一，偏遠地區的百姓無法吃到官鹽，或根本吃不起鹽；其二，大量鹽稅流失，或變成了鹽商的豪宅、戲班，或進入了鹽官、稅吏的口袋，朝廷收入自然而然的降低了。
當然，清朝統治者不是沒有考慮過對鹽政實施改革，從立國之初起，皇帝們就一直盯著那鹽稅，底下的那幫能臣也沒少出好主意，只是由於種種原因，一直沒敢動手而已，所以，鹽商得以繼續維持著他們的特權，不過這個特權的享受是需要付出代價的。
用一句官場上的話來說，鹽商就是朝廷養的「肥豬」。
皇帝之所以願意維持鹽商的特殊地位，純粹就是在養肥豬，什麼時候缺銀子了，什麼時候就殺豬，而鹽商數量有限，這就決定了殺豬程式的簡便，有幾口豬，每一口豬有多肥，這些細節官府都一清二楚，按圖索驥，沒一個能跑得了。沒辦法，古代中國商業、貨幣的流動『性』太差，只有財大氣粗的鹽商才有足夠的現金供官府勒索，其他的商人根本沒有這種實力，南方的行商雖有這種經濟實力，但現金不足，也不是旱澇保收的行業。
只有鹽商才是肥豬，宰起來痛快，作為交換，朝廷也就給予這些鹽商特殊照顧，甚至可以為鹽商子弟的科舉應試提供種種便利。
清初的鹽法是綱商引岸制，是直接繼承的明代鹽法，這一制度在明代就已暴『露』出許多弊端，明末就已出現了改革鹽法的呼聲，只是由於明王朝的迅速覆滅而終未施行，到了清代康熙、雍正年間，鹽法敗壞已極，嚴重影響了朝廷的財政收入，雍正皇帝不得不採取措施對鹽政進行小範圍修整，敲敲打打，勉強應付，自那之後，每一個新繼位的皇帝都曾試圖對鹽政進行徹底整頓，就場徵稅、民運民銷……諸多改革措施一一齣籠，直到道光年間，終於出現了「票鹽法」，從根本上解決了綱商引岸制的缺陷，但不等進一步推廣，鴉片戰爭和太平天國戰爭先後爆發，為了解決軍費問題，曾國藩、李鴻章等人又對鹽政指手畫腳，採取了寓綱法於票法的迴圈票法，等於是又退回了綱商引岸制，從此之後，清朝的鹽政就再無回天之力，一直到清朝覆滅，這綱商引岸制也沒廢除。
如果從明代算起的話，這一古老的鹽政制度已施行了五百年。
曾有歷史學家評論說「古代中國是個保溫瓶」，鹽政制度或許可以為這句話做個完美的註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