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凱對共和軍還是格外「大方」的，給了共和軍兩個師的編制，甚至連兵種都沒限制，不過目前共和軍僅正規部隊就有七個師，如果按照袁世凱的裁撤計劃，那就得縮編一半以上兵力，這還不算那些革命衛隊。
可另一方面，北洋軍卻在大肆擴充兵力，據說已從以前的六個鎮擴充至了近十個師，雖說時間緊迫，濫竽充數，可總比南方那些由會黨演變的革命軍強些。
凡事都要講個公平，中國人向來講究「不患寡，患不均」，袁世凱如此明目張膽的厚此薄彼，也難怪南方軍人有意見，士兵要吃飯，軍官要升遷，都離不開軍隊，離開了軍隊他們什麼都不是，甚至連在租界混日子的會黨都不如，如此，誰能沒有怨言？
所以，這裁撤軍隊的風聲一齣，南方革命黨人頓時群情洶洶，譁變也鬧了幾場，雖然很快被彈壓下去，但這局勢卻是越來越緊張，由於洋人拒絕將海關收入餘款撥給南方各省，也不許本國商人向革命黨人提供貸款，無論是同盟會武裝還是光復會武裝，都面臨著日益緊迫的軍餉問題，為了籌集軍餉，南方一些省已開始向商人徵收各種名目的捐稅，什麼「光復捐」、「建國捐」、「灶捐」、「鍋捐」，甚至連鄉農進城挑糞，路過城門口的時候還要交納「糞捐」，比前清時候的捐稅還多，可以說，能夠想到的名堂各地的「都督」、「司令」都已想到了，古人所謂「涸澤而漁」，便是這種景象。
在這種沉重的壓榨下，各地商民的心態開始發生微妙變化，革命之後的興奮感漸漸消失，內心裡都有些巴望著袁世凱早點將南方軍隊裁撤，免得這些丘八土皇帝賴在當地不走，所以，從民心民意上來說，南方軍『政府』有些失分。
為了防止那些都督、司令勒索到自己頭上，上海的商會已經召集了會議，主動邀請北洋軍開進上海，至於上海光復的功臣張士珩，則已經調到北方任職了，「北洋之龍」王士珍以江北提督的名義兼任上海市長，原本以「援申」名義開進閘北和南市的閩軍也被「請」出了上海，灰溜溜的開回了福建。
作為報答，上海商界踴躍購買北洋『政府』「公債」，短短數日工夫，已為袁世凱籌集到了近百萬銀圓的鉅款，這些款項毫無意外的變成了日本的步槍和大炮，繼續增強著北洋軍的實力。
南方的革命黨人也看到了危機，但若想叫這些提著腦袋造反的人束手就擒，卻也是緣木求魚，為了擺脫危機，革命黨人一面加緊清理財政，杜絕軍隊私自派捐，一面加強與湖北共和軍方面的聯絡，試圖向財政較為寬裕的共和軍『政府』請些協餉，解決燃眉之急，同時積極籌備聯合政黨，準備用國會鬥爭手段維持南北力量平衡。
北方咄咄『逼』人，南方步步為營，如果雙方都不肯妥協，那麼南北之間遲早一戰，這是所有激進人士的共同看法，剩下的唯一問題就是由誰來打第一槍？
時局紛『亂』啊。
鄒廷弼只能在心裡哀嘆，北方的袁世凱是棵大樹，可偏偏這棵大樹瞧不上他這個小人物，共和軍雖然瞧得上他，可就是實力不如袁世凱的北洋集團，目前還無法號令全國。
不過這話又說回來，共和軍無法號令全國，北洋集團現在也同樣無法號令全國，現在南北雖然名義上統一了政令，可實際上還是各自畛域，袁世凱名義上是全國領袖，可實際上他的影響力也只侷限在北方，在南方只能控制江蘇一帶地方，南方實力派基本上都以共和軍為榜樣，以種種藉口阻撓中樞政令在地方上的實施，都是自行其事。
應該說，在這個中樞與地方的權力較量中，共和軍總司令趙北隱然已成南方實力派的「精神導師」，他怎麼幹，那幫地方實力派也就跟著起鬨，他打著「蘄州慘案」的幌子拒絕向中樞撥付地方稅款，南方各地實力派也有樣學樣，拒絕將控制在手裡的地方稅款交給袁世凱，而且也是打著同樣的愛國旗號，袁世凱偏偏無可指責，也沒有辦法，只能通過控制在洋人手裡的總稅務司截留關稅，以牙還牙，雖然很有效果，可是此舉卻進一步加劇了南北之間的摩擦。
在袁世凱和他的幕僚們看來，趙北的舉動就是「跋扈」，可是在另一些人眼裡，這卻是一種野心、雄心，一種不甘屈居人下的蓬勃朝氣，這種蓬勃朝氣恰恰正是『亂』世之中崛起於群雄的必要條件，無論你是『奸』雄也好，無論你是英雄也罷，缺少了這種蓬勃朝氣，你就永遠不可能問鼎天下。
總司令就擁有這種蓬勃朝氣，共和軍也擁有這種蓬勃朝氣。
在這種蓬勃朝氣的激『蕩』下，問鼎天下並不是一個遙遠的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