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說日本『政府』防備鬆懈也是不公平的，日本『政府』確實也曾認真的研究過那些潛伏在華的間諜傳回日本國內的情報，種種跡象表明，中國中樞『政府』確實在充實軍備，但是這並不能改變一個基本事實，那就是，日本的『政府』財政已經不堪重負，在當時的情況之下，日本『政府』無法立刻做出相應的戰略調整，換句話說，當時的日本『政府』沒有足夠的財政預算跟中國進行軍備競賽，面對日本國內的經濟疲軟，日本『政府』必須首先改善財政狀況，日本國民無法跟中國貧民比賽對貧窮的忍耐，尤其是日本的工人，他們無法容忍生活水平的急劇下降，而日本的農村已經無法再容納更多的勞動力，地主經濟已扼殺了任何企圖利用農村緩衝工業人口的嘗試。
按照日本『政府』的打算，他們將在經濟狀況好轉之後再對中國採取反制措施，但是沒等這個機會到來，中國人已搶先發動，於是，日本軍隊就在這場區域性戰爭中一敗塗地，日本國內的經濟也就雪上加霜，不可挽救了。
歐洲戰爭的爆發，本來對日本『政府』是一個好訊息，可以利用歐洲列強無暇東顧的機會重振日本經濟，並進一步取得東亞戰略優勢，但是偏偏現在與中國的戰爭仍在進行，日本『政府』根本不可能安心發展經濟。
就是在這種局面之下，日本『政府』內部產生了兩種截然不同的意見，一種意見認為，既然戰爭已經證明日本軍隊在戰術和武器上的全面劣勢，那麼，現在就應該理智的坐到談判桌上去，與中國人達成和平協議或者停戰協議，然後全力恢復國內的經濟；另一種意見認為，這種時候國民情緒極端，如果現在求和，等於是在激怒群情洶洶的日本國民，與其這樣而導致『政府』和內閣倒臺，還不如繼續將戰爭進行下去，進行全面動員，利用殘存的海軍力量護送陸軍在中國東南沿海地區實施登陸作戰，爭取在華南方向開創新局面，以此『逼』迫中國主動求和。
這兩種意見針鋒相對，代表著兩個集團，一個集團就是「海進派」，他們屬於伊藤博文一手扶持起來的憲政派政治力量，他們認為不能將雞蛋裝在一個籃子裡，應該知難而退，先保住日本的本錢再說，支援這一派主張的是日本海軍軍令部；另一個集團就是「陸進派」，他們屬於軍部力量中的陸軍勢力，他們堅持認為，只有向東亞大陸方向擴張才是日本的生存之道，舍此別無它途，而這種思想的來源就是日本底層人士對土地的極端渴望，而這些人恰恰正是構成日本陸軍的基幹力量，通過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日本已經控制了朝鮮和南滿地區，只要假以時日，這些地區可以為日本移民提供大量耕地，可是如果現在主動向中國求和，那麼，這些地區的利益將很難得到保障。
說到底，分歧所在仍然是利益的著眼點不同，以及隨之而來的戰略重點的不同方向。
作為局中人，西澤公雄多少也明白這一點，而他一直猜測，福島安正在送他上船歸國之前交給他的那些絕密檔案也很可能與日本『政府』裡現在的這種爭吵有關，作為一名情報專家，福島安正肯定仔細的分析過日本不同戰略選擇的利與弊，他讓西澤公雄轉交給海軍軍令部的那些絕密檔案或許與此相關。
福島安正與日本陸軍關係密切，但是這一次卻將一些絕密檔案轉交給了日本海軍，此舉非同小可，西澤公雄懷疑，福島安正可能已對以前制訂的「大陸政策」產生了質疑。
無論福島安正的意見是什麼，都與西澤公雄有直接關係，因為日本海軍軍令部將他安置在這傢俬人小旅館裡的時候，就曾叮囑過他，要他務必隨時呆在旅館裡，「某些大人物」很可能會要求召見他。
也正因此，西澤公雄一直呆在旅館裡，哪裡也沒去。
終於，一名海軍少佐趕到了旅館，將一份口頭命令帶給了西澤公雄。
「西澤君，請跟我上車，加藤閣下打算召見你。」
西澤公雄確實很是驚訝，他穿戴整齊之後，終於還是決定確認一下。
「加藤閣下？是外相加藤閣下麼？」
「是的，還請西澤君行動快些。」
西澤公雄跟著軍官離開旅館，登上一輛外務省派來的四輪馬車，前往日本國會議事堂，往見日本外相加藤高明。
從赤坂區前往國會議事堂需要經過中國駐日公使館，雖然中國在戰爭開始前就已與日本斷絕外交關係，駐日公使也撤旗回國，但是現在，那座公使館舊址前仍然是非常熱鬧，許多日本人聚集在公使館外頭，舉著標語，喊著口號，向早已空空如也的公使館裡扔著石頭，一些日本青年學生甚至在點燃一些用紙糊的潛水艇模型。
這或許可以看作是日本國民的憤怒，在日本警察監視下的憤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