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對於領導班子，領導班子成員個人政績如何評價更是吏治難點。長沙市全力攻關，2008年度全市835名副處以上在崗領導幹部，全部被評出個人績效考核得分，並分出一二三四等。得分主要由兩部分構成，一是與班子績效考核得分掛鉤，二是由幹部職工測評、班子成員測評和班子正職測評(正職則由分管市領導測評)匯聚而成的民主測評綜合得分。
在界定「基本稱職」官員時，長沙市特別設定了「甄別考察」程式，依據年度績效得分情況需要甄別考察的物件包括：在本類別領導班子成員中得分排名後5者；在本類別領導班子成員民主測評綜合得分中排名後2者；所負責工作定量指標有一項得分低於60等六種情況。排出物件後，由市委組織部逐個甄別考察，把物件履職中的不足，從主客觀、內外因等方面搞清楚，出具書面考察報告，以及評定等次和任免調整建議，報市委常委會審定。
長沙市一名區縣(市)級政府副職領導幹部，2008年個人績效考核總得分，在包括黨委、政府、**、政協正副職領導及法院、檢察院負責人在內共25人當中，都排在最後一位。市委績效辦對其進行復核後，瞭解到此人工作能力有待提高，原來在班子中分管的計劃生育工作形勢嚴峻，後被調整由他人接管。此人遂被評定為基本稱職並被誡勉談話。
長沙市某局一位副局長，2008年個人績效考核總得分在全市「社會發展」類別市直政府職能部門129名領導幹部中排最後。市委績效辦對其進行復核後，發現此人儘管上一年度已因基本稱職被市委組織部誡勉談話，但「其個*、能力、水平和履職情況仍然與崗位要求有很大差距」。最終，這名副局長還是被評定基本稱職並免職。
據長沙市委常委、組織部長範小新介紹，2008年度，長沙市共有50名領導幹部被列入基本稱職甄別考察物件，共有11人被確定為基本稱職，其中兩人被免職，26人被組織部誡勉談話。隨著庸官不犯錯誤難評出、難下來的困局被突破，少數幹部朝氣不足的「職務疲勞症」得到有效遏制，激發了幹部隊伍幹事創業的動力和活力。
湖南省委常委、長沙市委**陳潤兒在接受半月談記者採訪時談到，探索領導班子和領導個人績效考核制度,中央有要求、群眾有呼聲，長沙在此過程中初步摸索出將「考事與考人、能上與能下、官評與民評、對上與對下」四統一的做法，評價官員優劣試圖尋求公正、透明、統一的尺度，解決「干與不幹一個樣、幹多幹少一個樣、幹好幹壞一個樣」的難題。(半月談記者段羨菊蘇曉洲)
一掃官場暮氣，幹部年輕化再躍快車道
長期以來，我國幹部選拔制度中論資排輩熬級別的現象普遍，幹部隊伍年齡結構偏老，一些機關暮氣沉沉，改革發展事業亟待注入新鮮的血液。
於是，全國年輕幹部培養選拔工作再度提速。
不久前，29歲、擁有清華大學碩士文憑的周森鋒當選湖北宜城市市長，24歲的海歸碩士趙臻出任昆明市委辦公廳廳務委員，這兩則訊息都引起全國媒體的強烈關注。然而他們並非特例，昆明市公開選拔60名副縣級幹部，當選者有30名屬80後，趙臻只是其中之一；湖北省近日也釋出公告，公開選拔215名年輕廳級和處級幹部。
70後、80後，一批年輕幹部在政壇嶄lou頭角
其實，在周森鋒、趙臻之前，已有一批80後幹部在各地政壇嶄lou頭角。去年3月，28歲的張輝被任命為共青團山東省委副**；今年初，25歲的孫靚靚被任命為共青團泰州市委副**。雖然沒有確切數字公佈，但毫無疑問，在各地黨政機關中，為數不少的80後已經走上縣處級領導崗位。
「選拔優秀年輕幹部，是當前完善幹部隊伍結構的迫切需要。」昆明市委組織部副部長李康接受半月談記者採訪時說，目前幹部隊伍學歷偏低、年齡偏老的情況仍然突出，如果不加大選拔年輕幹部力度，今後恐怕會出現青黃不接的局面。
以昆明市為例，前年和去年縣區級黨政領導班子換屆時，要求新班子配備一名35歲以下的幹部，有幾個縣區竟然一個都選不出來。現在縣級黨政領導班子中，大多數人出生於上個世紀60年代，出生於70年代的只是少數。
幹部隊伍年齡結構偏老的問題，已經引起國家層面高度重視。今年2月，黨中央制定下發《2009－2020年全國黨政領導班子後備幹部隊伍建設規劃》，對新一輪培養選拔年輕幹部工作進行部署，這是黨中央首次制定黨政領導班子後備幹部隊伍建設規劃。3月30日，全國培養選拔年輕幹部工作座談會在北京舉行，會議強調要堅持德才兼備、以德為先的用人標準，形成有利於優秀年輕幹部拖穎而出的選拔機制。
打破論資排輩，創新年輕幹部選拔機制
我國幹部選拔任用堅持任人唯賢、德才兼備的原則，在幹部匱乏的年代，年輕幹部拖穎而出和破格晉升不足為奇，但在幹部隊伍發展壯大之後，選拔一個崗位的幹部有了多個人選，論資排輩就成了順理成章的事情。在這種官場陳規之下，機關大量人才積壓，年輕幹部只能熬日子混資歷，幹事創業的銳氣受挫，積極進取和開拓創新等優勢難以發揮。有些機關單位老氣橫秋，跟不上時代發展的要求，行政效能低下，種種弊端由此產生。
「加快選拔年輕幹部的步伐，必須打破論資排輩的現象。」長期從事組織工作的李康認為，「選拔年輕幹部要探索新的選拔機制，比如公開選拔、公推直選、競爭上崗等。要放寬選人用人的視野，注重道德品行、培養潛力和工作實績，創造有利於年輕幹部拖穎而出的條件。」
去年7月，昆明市出臺《關於深化幹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意見》。其中提出，要不斷加大年輕幹部的培養選拔力度，對工作實績特別突出的優秀年輕幹部，經組織批准可依照有關規定破格、越級晉升職務。
公開選拔，是當前選拔年輕幹部常見的一種方式。李康告訴記者，去年初，昆明市釋出公告面向全國公開選拔100名縣處級後備幹部，吸引了1000多名各類人才踴躍報名。為使選拔程式公正透明，組織部門採取了當場公佈面試成績、引入心理測評等辦法。最終選出的優秀年輕幹部，被安排到市級機關和縣區擔任助理職務，並被派到招商引資、信訪部門和基層一線鍛鍊。
「公開選拔幹部的方式出現已經有10多年，目前仍在不斷探索和完善，最近幾年來，各地公選幹部的力度不斷加大。」雲南省委組織部研究室副主任劉烈平介紹，公選幹部的主要特點是年輕化和知識化，它拓寬了幹部選拔的範圍，為年輕幹部快速成長提供了一條快車道。此外，「公推直選」和「競爭上崗」也是幹部選拔的創新方法，使更多年輕幹部能公平地參與競爭。
幹部要年輕化，更要基層化
對於在政壇嶄lou頭角的80後幹部，網民的質疑和擔憂不絕於耳：這些生長於改革開放以後的年輕人，走出大學校門還沒有幾年，缺少基層工作經驗，走上縣處級領導崗位後能否擔起重任？能否經受得住各種**和考驗？
仍顯稚氣未拖的趙臻表示，自己對勝任新崗位充滿信心，但也感受到很大的壓力：「到了新崗位後，我要儘快熟悉各項政策、提高綜合協調能力，增強政治意識和大局意識。」29歲市長周森鋒坦言，雖然自己基本開啟了工作局面，但閱歷和實踐經驗相對單薄。他表示：「要在工作中多思考、多學習，多實踐，多擔當，多歷練自己。」
中央黨校中央國家機關分校常務副校長談宜彥認為：「年齡並不是主要問題，關鍵在於兩個素質：基層工作經驗和處理複雜問題的能力，這兩個素質對地方幹部尤其重要。」他對青年幹部提出建議，一定要走進鄉村體驗民生，瞭解社情民意，以培養求真務實的工作作風。
「不歷州縣，不擬臺省」——唐代賢相張九齡提出的這個選官原則，時至今日仍值得借鑑。如今許多幹部缺少基層鍛鍊，是從家門到校門再到機關門的「三門幹部」，容易出現作風漂浮、拖離群眾的危險。李康認為：「年輕幹部缺少經驗，必須通過深入基層和實踐鍛鍊補上一課，在實踐鍛鍊中提升綜合素質。」
李康告訴記者，對這批副縣級掛職幹部，昆明市實行同等待遇、同等管理和同等考核，既確保他們有職有權，又要嚴格考核管理。考核優勝者將有機會充實到領導班子中，不合格者將重回原職或調整崗位。這將促進年輕幹部求真務實、埋頭苦幹，而不是無所事事地做「太平官」。
年輕幹部走上領導崗位，無疑對憑藉資歷等待提拔的幹部形成了衝擊。有人抱怨說：「本地幹部都排著隊呢，招這麼多年輕人，以後提拔更難了！」李康對這種看法並不苟同，認為這正是論資排輩的思想在作祟，他表示：「常規選拔程式還是主渠道，真正有能力就會得到重用。改革發展事業有了**人，我們應該感到高興，更應該有「老牛自知夕陽晚，不用揚鞭自奮蹄「的緊迫感。」
幹部隊伍新老交替和合作是永無完結的歷史過程。全國各個層次的優秀年輕幹部數量仍然偏少，公眾期待選拔年輕幹部的程式更加民主透明，期待80後、70後廳處級幹部真正能洋溢著朝氣、生氣和銳氣，一掃地方官場暮氣。在此形勢下，培養選拔年輕幹部的步子還要邁得再大些，幹部年輕化的清新之風還要來得更猛烈些！(記者伍曉陽)(來源：半月談)
4名問題高官高密度落馬的標本*意義
2009年06月21日來源：新華網
日前，天津市原市委常委皮黔生被調查，這已是中國本月第四次公佈對「問題高官」的處理情況。之前，官方分別通報，8日深圳市長許宗衡被調查，9日原公安部長助理鄭少東被調查，12日全國**財經委原副主任委員朱志剛被調查。
6月份，先後相繼落馬4名問題高官全部是副省級以上的官員，其職位之高、密度之大，極為罕見，標誌著我國xian起了新一輪反腐**，中國政壇颳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反腐風暴」。2009年6月份，可以說是一個「高官落馬月」，在我國反腐工作上具有標本*意義。
「天網恢恢，疏而不漏」。4名問題高官的落馬，再一次證明了這一點：不論官員的權力有多大、職務有多高、根子有多深、關係有多硬、隱蔽有多嚴，只要敢鋌而走險、以身試法，挑釁黨紀國法的權威，就必將會被繩之以法，受到法律的嚴懲。4名問題高官的落馬，也表明了黨中央堅決查處大案要案的決心，說明中央對待反腐工作是認真嚴肅的，是要動真格的，對待**分子發現一個查處一個，毫不留情、絕不手軟，這必將對**分子起到極大的心理震懾作用。
黨中央這次連續查處4名高官的另外一個亮點，是沒有「猶把琵琶半掩面」，遮遮蓋蓋、吞吞吐吐，而是第一時間披lou了相關資訊，提高了反腐工作的透明度，保證了公眾的知情權、監督權，防止了一些流言蜚語、「小道資訊」的肆意傳播、混淆視聽。
貪汙**等問題官員是幹部隊伍中的「害群之馬」，這些問題官員嚴重地敗壞了黨風政風，是侵吞人民財產的「蛀蟲」，是危害社稷安危的「罪魁」，是阻礙經濟社會發展的「絆腳石」「攔路虎」。**分子為人民所唾棄、國法所不容。
查處形形**的**分子，是貫徹從嚴治黨方針的重要體現，懲治**、端正黨風的有效手段。***以來，黨中央嚴肅查處了劉方仁、高嚴、杜世成、劉志華、邱曉華、鄭筱萸等一大批貪官，有力地純潔了黨員幹部隊伍、端正了黨風政風。2007年6月25日，**中央總**在中央黨校發表重要講話時強調：「在堅決懲治**的同時，更加註重治本，更加註重預防，更加註重製度建設，加強領導幹部廉潔自律工作，堅決查辦違紀違法案件。」十七大報告把堅決懲治和有效預防**，定位為「黨必須始終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務」，進一步明確要「堅持標本兼治、綜合治理、懲防並舉、注重預防的方針，紮實推進懲治和預防**體系建設」，特別是提出了加強反腐倡廉建設的原則、途徑和目標，標誌著我們黨對反腐倡廉建設的規律有了更加深刻的認識。
肅貪需重拳。重拳打擊**分子的囂張氣焰是反腐工作的現實需要，是人民群眾的所求所盼。但是，反腐工作是一項長期*、艱鉅*、複雜*的工作，不是說查處一批高官，搞幾次反腐風暴，就萬事大吉了，就能從根本的上解決問題了。嚴懲**官員只是反腐工作的一個重要方面，根治**必須要抓源頭、抓根本，標本兼治、綜合治理，才能取得最終的勝利。要建立健全反腐工作制度。制度建設是反腐工作的根本，懲治**的核心是制度。在建立健全制度的同時，關鍵是要抓好反腐制度的落實，以制度反腐；要推行官員財產公開制度。定期把官員財產拿出來曬一曬，向公眾真實地公開官員的財產狀況，廉潔不廉潔，一曬便知道；要加強對權力的制約。濫用權力是官員**的源頭，官員不能濫用權力，**也就無從談起了。要進一步提高公務的透明度，落實公眾的知情權、參與權、監督權，變「暗箱作業」為「陽光操作」，讓權力在陽光下執行，官員哪些見不得天日的**行為自然也就灰飛煙滅了。
4名問題高官的相繼落馬，筆者也是感慨萬千，不由想起了陳毅同志的一首詩：「手莫伸，伸手必被捉，黨和人民在監督，萬目睽睽難逃拖」。在此也奉勸哪些尚未落馬的貪官「貪海無邊，回頭是岸」！（閆華）
2008年諸多高官落馬官商勾結「江湖」氣息盛行
2009年01月01日
來源：南風窗
本刊記者邢少文
1973年，香港成立廉政公署，結束了一個法制混亂的時代。此後，包括總警司、總華探長以及眾多黑幫紛紛垮臺，出逃的出逃，坐牢的坐牢，一時間「江湖告急」。正常的法律秩序取代了江湖的地下秩序，暴風驟雨之中，眾多黑社會大佬們紛紛驚呼，「時代不同了」！
2008年，正值中國改革開放30年，這一年，紀檢部門反腐風暴勁刮，諸多高官紛紛落馬。
在這些「雷老虎」落馬的身後，亦浮現出一批「幫派」人物。在過去的30年中，這些人被合稱為「權貴資本」。其中，官商勾結，灰色地帶發家之事，與「江湖」不無類似。
這一年，湧金集團魏東自殺，「公路大王」劉根山被捕，金元帝國向德洪被雙規，中國首富黃光裕遭調查。此外，古井貢的王效金、福禧投資的張榮坤也於這一年獲刑，而三鹿集團曾經的全國勞模田文華亦被刑拘。
新的時代，新的階層，公眾執著於對企業家進行「道德」追問。這一年，萬科的王石、蒙牛的牛根生等向來以「德高藝馨」面目示人的企業家也曾飽受爭議。
諸多的追問，這些年中其實一直在延續，所有的指向都是30年來中國企業家這個新興階層身上的「道德」與「**」。
更深的疑問則在於，時代是否真的已不同？
金融與實業的遊戲
在許多故事中，資本市場是一個滋生**、貪婪與罪惡的場所，頗像黑社會操縱下的賭場。
歲末寒冬，企業界最衝擊眼球的事件，莫過於國美電器董事長黃光裕的被調查。年輕的中國首富、神秘的第一桶金、快速的財富積累、強悍的商業作風、二次被查、光頭，等等，這些元素使黃看上去頗具「江湖大佬」的形象。
雖然截至目前，黃光裕「犯事」的真實原因仍未明瞭，但從官方已透lou的資訊來看，大概集中於證券市場操縱嫌疑，涉及黃光裕控制的三聯商社、中關村重組事宜，以及其兄黃俊欽控制的st金泰。此外，未經官方證實的訊息還包括行賄商務部官員和騙取銀行貸款。
國美電器的全國分店雖然已達1200家，但在行業人士看來，電器銷售屬於薄利。而國美商業模式的核心之一，就是佔用供貨商3~4個月的短期流動資金，利用供貨商的短期資金，黃光裕如銀行**般將這些浮動資金用於門店擴張，並投向房地產和資本市場，這或許才是獲取高利潤回報的領域。這對於銀行借貸比較困難的民營企業而言，相當於「類金融模式」。
國美電器借殼中國鵬潤在香港上市之後，黃光裕曾數次套現，在2008年胡潤百富榜中財富排名以430億元位居第一。
在黃參與中關村以及三聯商社的重組之中，都隱現了資本市場上慣常所用的一種手段，即「高估資產——注資控股——套現」。
做實業是一分錢一分錢掙，實在太累，而資本市場的暴富機會明顯大得多。中國的民營企業家，受此**者不知凡幾。先以實業為概念，再通過資本市場，獲取大量資金，繼續擴大和多元化，打造「產融結合」的商業帝國。前有德隆的唐萬新兄弟，後有黃光裕兄弟。
「最後的公路大王」，海茂盛企業發展（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劉根山的倒下，亦可從中尋見類似軌跡。
2000年開始，上海及浙江等地政府開始嘗試「鼓勵社會資本進入基礎建設、道路建設」的政策，在公路建設中嘗試引進民營資本。高速公路等大型公路長期穩定的投資收益，使得民間資本趨之若鶩。在上海，劉根山控股了滬青平高速公路，又參股了同三高速公路的上海段和南環高速，在浙江又拿下了寧波繞城高速、甬金高速公路和北侖港高速三條公路的控股權。
但同樣的道理，高速公路雖有穩定的收益，但財富積累過程「太慢」，一條高速公路需要10年以上才能贏利。而劉根山著眼之處則在於，如何將這些公路資產包裝後注入香港的殼公司，以便在資本市場上獲取大利。
在此之後，由於香港資本市場的監管嚴格，劉根山的公路資產未能如願注入香港殼公司，在資本市場遭受沉重打擊。而由於攤子鋪得過大，資金週轉不靈，劉根山利用銀行貸款在不同的專案間進行騰挪，2008年6月5日終於東窗事發，被浙江警方刑拘，罪名是涉嫌抽逃鉅額註冊資本金。
「八個杯子七個蓋」的遊戲，前有顧雛軍，今有劉根山。而2006年上海社保案的核心人物之一，同為「公路大王」的福禧投資控股董事長張榮坤的墜落之路，亦與劉根山無太大差別，坐莊海欣股份，以公路建設為名獲取大量銀行貸款，再將資金投向房地產和資本市場等「來錢快」的產業。
當某一天這個遊戲玩不轉的時候，操縱交易、造假欺詐、違規挪用等等的罪名便隨之而來。一個虛假繁榮的「商業帝國」瞬間便可煙消雲散，叱吒風雲的「江湖大佬」一朝便身陷囹圄。
誰的「原罪」？
遊戲自有遊戲的規則，相對證券市場操縱交易、虛報資本、抽逃註冊資本金等相對量刑較輕的罪名而言，這一遊戲失敗更嚴重的罪名則是類似張榮坤的行賄罪。
在這些企業家構築「商業帝國」的過程之中，需要兩個條件，一為專案，二為銀行貸款，專案能夠搭建起「實業」，資金能夠構築「金融」。膽大者，更可以「空手套白狼」。而這兩項資源，在轉型中國，掌握在政府部門官員的手中。
黃光裕2006年受查一事，曾被指與原北京中行行長牛忠光案有關。劉根山案的身後，則是原紹興市委**馮順橋、原浙江省交通廳廳長趙詹奇等高層人士的案發，劉並牽涉在原建行行長張恩照受賄案中。
以行賄、造假、騙貸、騰挪的方式獲得專案和資金，對於部分民營企業家而言，似乎是一條難以抗拒的致富捷徑，這一方面也因為他們面臨著與國有企業天然優勢以及跨國企業財大氣粗的「不平等競爭」。
違規者，要麼官商勾結快速獲得新資源，要麼與國有企業和地方政府官員一道瓜分國有資產。後者如顧雛軍及張海，更拉上國有企業的當家人一同「下水」。貴州金元董事長向德洪的被雙規，亦與涉嫌造成國有資產流失有關。
而由於證券市場和產權交易市場的不成熟，法律法規不細化，執行和監督機制的缺失，使得類似的黑色交易得以大行其道。專案審批、國有企業轉制、公共專案招投標、銀行貸款，無一不涉及政府官員手中的權力出租以及萬能的「政府信用」。
如果說，這是民營企業家的「原罪」，那麼，「原罪」之過歸誰？「權力尋租」是對市場規則和法律的踐踏，還是「逼良為娼」？
民企多舛，1982年，「溫州八大王」曾因「投機倒把罪」被全國通緝，抓的抓，逃的逃，個體戶年廣久也曾幾度入獄，再至後來，亦有孫大午的非法民間集資罪等等。如今看來，這些罪名顯然是時代的產物，有著政治意識形態和法制建設滯後的印記。
如今的問題則由「無法可依」變為「有法不依」，但是在制度不完善之時完成了原始積累的企業家，思維與做法卻仍然停留在發家時代，與其說他們犯的是「原罪」，倒不如說是「現罪」。其背後，仍是「權力尋租」的巨大空間，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的江湖風險。
道德與**
道德在很多時候是一個不kao譜的東西，在你死我活的江湖之中，更是如此。
在這一年中，三鹿集團董事長田文華從全國勞模淪為公眾眼中的「毒奶大王」，連此前聲名頗佳的牛根生亦受三聚氰胺事件之累，被抨擊為利用「民族牌」的廉價眼淚來獲取公眾的同情。
老牛的呼聲完全可能發自一片真誠，但令人尷尬的是，事實上這種情感模式在客觀上卻可能有損「民族利益」：請設想，如果一家蒙古國的公司出資收購以蒙古族牧民在內蒙古草原上飼養的奶牛為奶源的奶業公司，是否還存在民族品牌的危機？
人們不必期望企業家突破狹隘的民族想象，為全社會提供稀缺的精神糧食，這不是企業家的分內之職。只要食品可吃、物品可用、房子不倒、借錢能還、把顧客當人而不用當作上帝，慣於貼近底線生存的中國人民就能滿意了。
如果說守法經營是企業**的底線，那麼，富有社會責任感則應是企業家的更高追求。多數的企業家認為，企業的社會責任主要體現在為股東創造價值，為社會創造稅收和就業上。但在2008年，有一個人卻因為「社會責任」而飽受批評，這個人就是萬科董事長王石。
在「5·12大地震」後的慈善捐贈中，王石撰文認為萬科捐贈220萬的數目沒有不當，「捐贈不能給企業造成負擔」、「做慈善是一種常態」的觀點，遭來網民的罵聲一片，認為這不符合王石和萬科一向以來樹立的慈善形象，過於吝嗇，缺乏社會責任感。
民眾的批評雖然過於感*，評判企業和企業家慈善的標準過於簡單，將法律範疇外的自願捐贈數額的多少，一次捐贈數額的多少，完全等同於企業社會責任踐行的多少。但同時也應該看到，在一個新的時代，民眾對企業家普遍抱有不信任感，即使在萬科承諾無償投入1億元用於災後重建之後。企業家面臨著「道德」與「社會責任感」的信任危機，慈善行為幾乎已經成為國產企業家從社會輿論中唯一可以獲得的「檢疫合格證」和「免罪符」。而且證書的有效期並不確定，全視下一次慈善表現而定，被吊銷是一瞬間的事。病態社會里的病態慈善，應該被批評的，遠不僅是企業家階層。
在過去的30年裡，中國的企業家們埋頭掙錢，利用各種各樣的資源分配通道和個人智慧，獲得了財富的積累，他們似乎還沒有來得及仔細考慮如何實現「取之於社會，還之於社會」的商業信條。
在法律規定的範疇之外，在公共財政不能惠及或不足的地區和人群，人們更願意看到企業或者企業家懷抱更為寬廣的仁濟之心，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特別是在中國這樣一個貧富差距極大的國度，特別是在企業的發展是依kao一些資源的不合理分配，以犧牲一部分人的利益來獲取的情況之下。這也是類似房地產企業或者壟斷型企業為什麼在此次捐贈中最為飽受非議的一個原因。
在對諸多捐贈數額小的企業家的批判中，另一個人物則受到網民推崇。他就是江蘇黃埔再生資源利用公司的董事長陳游標。在地震後的第三天，陳游標即親自率領自己公司的職員開著60臺重型機械奔赴災區參與救援，並隨身帶上百萬餘元現金，到災區親手給災民發放。在此次地震救援中，陳游標共捐贈785萬元現金，以及大量的物資。
如何在一個新的時代重塑企業**，是建設在法律、社會制度、公司治理結構改善的基礎之上的。而在資本的原始積累階段，諸多企業家的道德心被塵蔽，慈善心則被壓抑了。
如果中國社會確實在走向成熟，那麼企業家的成熟，也應該是同步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