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過了一個月，她興沖沖地給我打電話：「去不去國大看《紅樓夢》？」
那是2008年夏天，上海越劇院到國家大劇院演出新版的《紅樓夢》，主演是我們倆都很喜歡的錢惠麗和單仰萍。我說：「好，我去買票。」
她很得意：「我已經買好了，兩張。」
「我不坐二等座。」
「一等座，‘哭靈’的時候連眼淚都看得清清楚楚。」
「你有錢了？」
「翻譯了一部片子，順手把字幕做了，一共四千。」
我一算，兩張國大一等票，差不多就是四千了。一場戲都看掉？前幾天吃茶泡飯的是不是她？
「你節省一點兒吧。」
「省它幹嗎？」她很詫異。
「你留一筆積蓄，就當救急用，以後再窘迫也不至於吃茶泡飯。」
「留什麼積蓄，我就是積蓄。」她乾脆地說，「我腦子在，手在。」
「總會有意外啊！」
「富貴在天，」她說，「死生有命—你煩不煩？」
那年是2008年，我和陳白露剛好二十歲。
讓我理一理思路，在陳白露和陳言相遇之前，還有什麼是我沒有講到的？
說一說首飾吧。
從廣州回到北京的時候，我媽給了我一隻保險箱，裡面是足夠我在各種場合佩戴的珠寶：金銀纏絲的多層大項鍊、極細的鑲著米粒小鑽石的鎖骨鏈、各式胸針和絲巾別針、刻著我媽媽名字的緬玉手鐲和紅寶石戒指，還有成把的髮簪，我把它們都還給我媽，說我對這些華而不實的東西沒有興趣—但是我又想留下一條穿著一顆珍珠的銀色項鍊，它裝在一個小布袋裡，設計簡單，光色柔和，很戴得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