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機廣播響起來，想必北京的天已經放晴。我朝登機口走去，巨大的落地玻璃窗外，廣州的天色開始晦明不定，大團的烏雲吞吐著太陽。
回到北京後我休息了一夜，第二天去了內蒙古。今年雨水太勤，程雪粟墓上的野草瘋長了半人高，墓碑上也佈滿了綠苔。轉車的時候我在小攤上買了一把鞘上嵌綠松石的蒙古刀，準備帶回北京玩的，這時正好用來割草。只割了幾叢，一直陰著的天色突然放了晴，高原正午的太陽曬得我兩頰發疼。索性留著野草，為你遮風蔽日；名字上的綠苔也不必擦去了，反正故事是這個故事，換個名字講也是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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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內蒙回來，已經是傍晚了。計程車穿過一條小衚衕的時候，路燈倏地亮起來。
推開門，門口一雙軟底淺口鞋，衣帽鉤上掛著一頂繫著香檳色緞帶的寬簷草帽。
陳白露坐在客廳的沙發裡，她穿著白裙子，裙邊齊著小腿……
我一陣眩暈。
高緯度的陽光將她的皮膚曬得黑了些，她的臉頰也重新豐腴了起來，看上去比之前健康了不少。但她的眼神是哀怨的，從低垂的長睫毛下，委委屈屈地看著我。
「我帶了些禮物給你。」她說。
我看到沙發旁的地板上放著一隻一尺來長的木匣，裡面墊著紅絲絨，整齊地嵌著一套小小的水晶酒具擺件：四隻紅酒杯和一隻醒酒器，每個都只有拇指大小，十分精巧剔透。
我嘆口氣：「謝謝你。」
她點點頭，繼而笑起來。「我走啦！」她說，然後站起身朝門口走去。
我沒說話。於是她站在玄關轉過身，歪著頭看我。
「你不留我吃晚飯哪？」她說。
「你想來就來，想走就走，我請不來，也留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