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麼，我到底是欠了誰的債？上帝嗎？
這樣做理由是什麼？這又是哪種債務？我怎麼欠的？我是在還借款嗎？或者說，這是我為了求得保佑偷偷塞給老天的小紅包？
以前我一向有辦法給自己一個合理的解釋，這只是我的習慣，一個小小的怪癖。我不用繳稅，所以就改向上帝繳錢。
我從沒真正向自己提出這個問題。
我不確定我會喜歡我的答案。我還記得在聖尼古拉斯大道旁邊那條小巷子裡，有個念頭忽然閃過我的腦際：我沒奉獻所得的十分之一，所以今天得死在這孩子手裡。其實我並不真信那套，也不認為世界真是循著那個邏輯運轉。我只是奇怪自己竟然起過那種念頭。
我掏出皮夾，數了兩百八十五塊出來。我攥錢坐著，然後又統統放回皮夾——只留一塊錢。我至少可以買根蠟燭祈禱。
那天下午，我一路走到金的大樓。當時天氣不壞，而我閒著也是閒著。我經過門房，徑自走入她的公寓。
我進門第一件事便是把那瓶「野火雞」倒入水槽。
我不知道這樣做有多少道理。她那兒還有其他很多種酒，我並沒有一一清掉。但「野火雞’已經帶有象徵意味。每回一想到那公寓，腦裡就會浮現酒瓶的模樣，而伴隨這影像的則是對酒色香味的生動記憶。等酒完全流入水槽後，我才鬆了口氣。
然後我又回到前廳，檢查掛在櫥裡的毛皮外套，襯裡縫上的標籤，說明這是染色的lapin皮。我查分類電話簿，隨便找了個毛皮業者打電話去問，才知道lapin是法文。
「字典裡頭可以找到。」對方說，一般美語字典都有。這字現在已是英文，由毛皮業引進來的。就是兔子的意思。
正如錢斯所說。
回家路上，有什麼引發了我喝酒的慾望。我甚至不記得到底是什麼刺激了我，只記得我的反應：想像自己一邊肩膀抵著吧檯，一隻腳踩在銅欄杆上，鍾型杯握在手裡，鋸木屑在地板上，我的鼻孔滿是黴舊的老酒鋪的味道。
飲酒欲其實不強，而我也沒真打算付諸行動，不過倒因此想起我對簡的許諾。因為不是覺得非喝不可，所以實在沒有必要找她，但我還是決定找她。我花了一毛錢，在市立總圖書館附近拐角的電話亭撥了她的號碼。
我們的談話一直有車聲干擾，所以只能輕鬆簡短地聊聊。我沒機會提到桑妮自殺，也沒講起那瓶「野火雞」。
我邊吃晚飯邊看《郵報》。桑妮的自殺在那天社會版佔了幾段，這是理所當然的事。但《郵報》往往為了促銷報紙製造假象。這回他們引讀者上鉤的賣點是，強調桑妮和兩個禮拜前在旅館被剁成碎片的金·達基嫩分享同一個皮條客。因為找不到桑妮的照片，所以他們又登一次金的照片。
不過報導的內容可就沒辦法像頭條標題那麼聳動。他們只能說她是自殺，外加一些不著邊際的猜測，說桑妮自殺是因為她知道有關金被謀殺的內幕。
兩腿被我打斷的男孩仍然沒有上報。但不用說，報紙從頭到尾還是少不了謀殺和犯罪等等陳年調味料。我想到吉姆·費伯說過要放棄報紙，不過我知道自己目前無法做到。
晚餐後，我到前臺拿信。還是平常收到的垃圾傳單，外加錢斯要我和他聯絡的口信。我打到他的服務處，他立刻回電問我案子進展如何。我老實說毫無進展。他問我是否打算堅持下去。
「再撐一陣子。」我說，「我只是想看看前頭有路沒路。」
他說警察一直沒有騷擾他。他整天都在忙著桑妮的喪葬事宜。金的遺體被運回威斯康星州的老家，但桑妮沒有親人認領。
目前他已安排好要把桑妮的遺休運出太平間。紀念儀式決定在西七十二街的庫克殯儀館舉行，時間是禮拜四下午兩點，他告訴我。
「早先實在也該為金辦的，」他說，「只是一直沒有想到。其實主要是為了女孩們計程車氣。她們都快瘋了，你知道。」
「可以想象。」
「她們全在想同一件事。壞事成三。她們全在擔心誰會是下一個。」
我當晚跑去參加聚會。臺上人作見證時、我突然想到：一個禮拜前我失去意識四處遊蕩，做了什麼只有天知道。
「我叫馬修。」輪到我時我說，「今晚我只想聽聽，謝謝。」
散會後，有個傢伙跟著我爬上樓梯走到街上，然後和我並肩而行。他年約三十，穿件粗呢格子夾克，戴頂鴨舌帽。我不記得見過這人。
他說：「你叫馬修，對吧？」——我點頭算是承認——「你喜歡今晚那個見證？」
「還算有趣。」
「想聽一聽更有趣的故事嗎？聽說城北有個人給破了相。還斷了兩條腿。挺精彩的呢，老兄。」
我打個寒噤。手槍放在五斗櫃的抽屜，卷在一雙襪子裡。兩把刀也在同一個油屜甩。
他說：「你有種，老兄。那玩意兒夠大，懂我意思吧？」他一手罩住鼠蹊，就像棒球選手護住**一樣，「不過話說回來。」他說，「你不想惹禍上身吧？」
「你說什麼？」
他攤攤手：「我又知道什麼？我只是工會的人，老兄。我幫人捎個口信。就這麼回事。有個小妞被人在旅館裡剁了，那是一回事，但她朋友是誰可又是另一碼子事。不重要，懂嗎？」
「誰要你傳這口信的？」
他只是盯著我看。
「你怎麼知道可以在會場找到我？」
「跟你進去，跟你出來。」他咯咯笑著，「打斷那個maricon【注】的兩腿，做得也末免太過火了，老兄。太過火了。」
【注】西班牙文，男同性戀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