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終，馮承乾決定採用直選。
只是，第一次全民大選沒有定在一九二三年，而是定在一九二八年。
原因很簡單，一九二三年底，國民議會成立之後，百分之百的議員表示擁戴吳鐵生與馮承乾組建〖中〗央政府，並且推舉吳鐵生為中華〖民〗主共和國總統，甚至還有多數議員提出應該由馮承乾擔任總統。
當然，馮承乾沒有跟吳鐵生爭總統的位置，甚至沒有成為副總統。
只是，在國民議會議員的全力支援下，立即進行全民大選就變得沒有意義了。也正是如此，才由吳鐵生繼續擔任中華〖民〗主共和國總統，任期為五年，到一九二八年，在吳鐵生的任期屆滿之前，再進行全民選舉。
隨後，在正式出臺的憲法中，對全民選舉做了明確規定。
說得簡單一些，在總統選舉中，參選人必須獲得總選票的半數以上、以及在半數以上的省份中獲得多數選票，才能當選。只要其中任何一個條件沒有達成，選舉就將作廢，並且再次進行大選。
有選舉，也就有政黨。
一九二四年「〖中〗國〖民〗主團結復興黨」宣告成立。
雖然馮承乾不想拋頭露面，認為理應由吳鐵生擔任黨魁，但是吳鐵生堅決不幹，而且明確提出，既然是效仿美國的政治模式，而在美國，總統並不是黨魁，因此不能由他來擔任黨魁。
最終，馮承乾成為了「〖中〗國〖民〗主團結復興黨」的首任黨魁。
到此，構成一個國家政治體制的三大要素中，已有兩個婁立並且完善。
剩下的，就是司法權了。
在這方面，馮承乾也是向美國學習，即成立最高法院與最高檢察院。
按照臨時憲法、以及後來出臺的正式憲法規定，最高法院由七名大法官組成，其中一名大法官為最高法官，在處理司法問題上擁有三張決定票，而另外六名大法官都只有一張決定票。七名法官的產生方法，主要由國民議會提名與推舉產生，只有最高法官需要獲得總統的直接任命。
這樣設定，實際上是在國民議會與總統之間實現司法權的平衡。
當然，七名大法官都是終生制，在獲得最任命之後，不向任何人負責，有七名大法官組成的最高法官團，具有對除憲法之外所有法律法規條款的司法解釋權，即大法官團做出的司法解釋就是最終解釋。
與最高法院對應的，則是最高檢察院。
在司法權力框架中，最高檢察院是提起公訴的最高司法機構，而且只有最高檢察院有權對包括總統在內的〖中〗央官員、以及國民議會上議院議員提起公訴，而最高檢查長則由下議院推舉產生。
司法制度方面，馮承乾堅定不二的選擇了案例法，即歐美法系。
當時，參與立憲的很多人都認為，最好採用條文法，即大陸法系，因為在他們看來，條文法在具體實施中具有操作便利性。只是，馮承乾並不這麼認為，雖然案例法在初期肯定存在很多漏洞，還會加重法院的工作負擔，但是案例法具有自我完善功能，而條文法卻是死板硬套，在操作上有很大的靈活性。要知道，在司法體系中，法律就是標尺，如果標尺都是可變的，又如何保證法律的權威呢？
當然，馮承乾也提到，早在明朝，〖中〗國就實施的是案例法，而不是條文法。
從長遠來看，案例法還能減輕司法體系的負擔。原因很簡單，每一個單獨案例在經最高法院判決之後，其判決方式就將固定下來，成為今後類似案例的判決標準，從而讓法官在判決的時候有參照物件。
更重要的是，案例法更能保證人人在法律面前平等。
說得簡單一些，不管什麼人，如果犯了相同的罪，判決都是一樣的，而條文法卻會因為對司法理解的不同，導致產生不同的判決結果，也就使法律喪失了公平性，不能做到人人在法律面前平等。
一套嚴明的法律，最重要的就是做到人人在法律面前平等。
說白了，〖民〗主政治體制下的法律，就是保證人人在法律面前平等，而不會受地位、財富與名聲等因素影響。
隨著立法、行政與司法機構在一九二四年逐步完善，〖中〗國的續治體制基本上確定了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