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趣的是，在海軍陸戰隊參謀長是否擁有成為主席的權利上，陸海空三軍的態度非常一致，即海軍陸戰隊只是獨立兵種，而不是軍種，因此就算其參謀長列席會議，也沒有資格成為會議主席。結果就是，參謀長會議有四名成員，但是隻有三人有資格成為主席。
當然，這些都是後話了。
當時，陸軍與空軍還提出，在國防部下還應該設幾個與總參謀部類似的，由軍人當家做主的機構，比如總後勤部、總裝備部等等。陸軍與空軍提出的理由也很簡單，這些機構都直接影響著軍隊的戰鬥力，更決定著軍隊的展，因此應該由更懂得軍事的人來做主，而不是讓文職官員當家。
只是，陸軍與空軍的要求都被否決了。
原因很簡單，不管是總後勤部、還是總裝備部，都與軍費有直接關係，而掌握軍費是文職官員的事情，因此不可能讓軍人來管理這兩個部門。
當然，政府也做了妥協。
這就是，在國防部的後勤處與裝備處，各設有三軍種辦公室，由三軍種各派將領擔任要職，專門為部門領導人提供建議。只是，最終的決策權掌握在部門領導，也就是文職官員的手裡，而重大的裝備研製與採購專案則需要得到國防部長的批准，某些極其重大的專案則需要由總統批准。
總而言之，這是新中國建立之後，波及範圍最大的一次軍事改革。
要知道，在此之前，陸軍司令部與海軍司令部都是部級單位，與中央政府的其他部級單位平起平坐。更重要的是，陸軍司令部與海軍司令部都擁有很大的影響力，甚至連後來成立的空軍司令部也是一個強權機構。這種三軍分立的局面，除了導致軍隊擁有的權力過於龐大之外，還造成了一個極為嚴重的問題，即三軍單獨申報預算，導致軍費開支難以降低，極大的加重了政府的財政負擔。
結束三軍分立的狀態之後，由國防部統一申報軍費，能節約不少錢。
當然，成立國防部的最初目的，就是為了減少軍費開支，或者說是更加合理的利用每一分錢。
六月中旬，國防部試執行。
所謂的試執行，就是處理一些必須立即處理的事情。事實上，當時國防部連基本框架都沒有，甚至沒有確定由誰擔任國防部長。此外，國防部的辦公機構也沒有成立，甚至不知道設在哪裡。
只是，有些事情確實需要由國防部出面來處理。
這其中，就包括為友好國家提供無償的軍事援助。
當然，在此之前，必須搞清楚中**隊到底有多少剩餘物資，特別是多出來的裝備，以及這些裝備的效能。
顯然，顧祝同得感謝李向龍。
在張文淵與駱崇明忙著去整理裝備資料的時候，顧祝同已經在走下一步了，即如何合理第分配過剩裝備。
當然，這不再是中國海軍自身的事情了。
原因很簡單，援助出去的裝備，自然有援助物件，而援助物件的國力、與中國的關係等等都將成為決定援助多寡的因素。更重要的是，在雙邊關係中，關鍵不是看過去，而是看未來。
說白了，受援國必須有明確的政治與外交立場。
顯然，這是外交上的工作。
這個時候，顧祝同不得不幹一些外交家的工作，即與各個受援國的外交武官，特別是海軍武官進行交涉。
所幸的是，張文淵與駱崇明沒有拖後腿。
兩人在整理好了各軍種的裝備資料之後，也開始與受援國的武官接觸，以確定援助的規模與級別。
這些煩瑣的工作一直持續到七月初。
到此，組建國防部的事情終於落實，劉伯恩安排了中國的第一任國防部長，即原外交部長閔文燦。
讓外交部長擔任國防部長，這是絕無僅有的一例。
當然，這也是特殊情況下的特殊安排。
要知道，中國國防部是在大戰末期成立的，而在大戰結束之前，也就是軍事改革全面開始之前，國防部的主要工作是對外，而不是對內。要到大戰結束之後，國防部才會成為推動軍事改革的主要力量。
也就是說，閔文燦只是臨時擔任國防部長。
在閔文燦完成了使命之後，肯定需要一位新的、能夠更加有力的推動軍事改革的國防部長。